[转帖]中国历史上权力与资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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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薄命 

    在今日之中国，所谓的财富故事简直让人目不暇接，这不，外国人作裁判，全国性的福布斯富豪榜及胡润百富榜已经不过瘾，又出了个“省级富豪”。制造这个省级富豪榜的是过去一百多年常常敢领天下先的湖南。9 月23日 ，“2007湖南富豪 500强“出炉，梁稳根以 188亿元的身价居榜首。

    既然有省级富豪榜，推而广之，未来肯定有“市级富豪榜”、“县级富豪榜”……这下书斋里的学者们可有的干了——除了翻译西方人的书，用剪刀和浆糊拼接一下作学问，还可以指点江山，玩弄数字，序列富豪，也算得上一种进步了。

    不过中国的富豪们似乎并不买账，大体是因为富豪榜上的许多人都出了事儿，于是大家戏称光着金光的诸多富豪榜为"杀猪榜"、"通缉榜"、"出事榜"云云。

    富豪榜也没有产生任何榜样力量。前不久，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进行了一项关于“青年人眼中的中国富豪”的网络调查，调查的结果发现，在3990 名参与者中，有66.75%的人认为，中国富人的整体品质是"很差"或者"较差"，认为中国富人整体品质"好"或者"较好"的，只占 3． 95%。要知道，这些青年将是未来社会的主导力量！

    在8月 31日 下午四川广元煤老板携巨款驾车被炸死后，一位商界朋友马上打来电话说述说自己的感受，他说有句老古话叫“红颜薄命”，现在是“富人薄命”，自己就是个“薄命富人”。除了花70% 的清醒时间应酬各级官员，方方面面——看到这样的新闻，晚上睡觉也要睁半只眼。

    于是就有太多的富豪将资产转移到了国外，包括那些自称要捍卫民族品牌，扛起爱国大旗的先生们；也难怪，中国一些经济学家们刚把科斯产权理论读完一半，就照本宣科，断言公有制产权不清，主张把公有产转给私营企业家。问题是中国大多的私营企业家拿不起四、五十年共和国积累起来的产权，干脆转到了国外，据说只有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产权才是清晰的。

    最近的例子是由爱国心浓重的法国人为我们提供。在闹得沸沸扬扬的达能与娃哈哈商业争端中，今年4 月底法国达能董事长兼CEO弗兰克·里布在公开场合表示：“（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一直宣称爱国，但他的非合资公司大多由海外的离岸公司控制，这本身就说明问题。” 原来，1998年以来，宗庆后妻子施幼珍、女儿宗馥莉已在海外注册 11家离岸公司，而在目前 39家娃哈哈非合资企业中，有 28家由离岸公司参股设立，其中包括法定代表人是宗馥莉的外资公司 9家。在外资绝对控股的10 家中，Ever Maple Trading Ltd 控股6 家。另据不完全统计，在这39家非合资企业中，由宗庆后及妻子施幼珍、女儿宗馥莉等家人控股的至少有 28家。

    富人说自己红颜薄命，干脆“嫁”到了美国，青年人眼中富人形象不佳，“仇”起了富来——看来中国健康和谐的商业社会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这里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什么是健康和谐的商业社会？

资产阶级

    “美国！当然美国是健康和谐的商业社会！”在小范围的调查中，这是笔者得到的最为普遍的回答。再问下去，回答仍相似：美国人是私有制，自由民主，具有良好的商业生态。

    不过也有不屑回答的人，面对中国公共政策被权钱联盟垄断的事实，一位老先生直接将今天的富人和官僚一道统称为"资产阶级"，宣称他们应统统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据笔者所知，有这种观点的人并不是孤立的，也不是用街头巷议式的"红眼病"理论能解释得了的。

    首先，美国是健康和谐的商业社会吗？

    美国政治、经济乃到外交一直受到资本家阶层过于强大的威胁，大萧条时代那些资本大老对国民财富的掠夺是触目惊心的。尽管罗斯福主政期间对这些资本集团进行了抑制，但直到今天美国的富人阶层仍然过于强大，甚至威胁到了民主本身。最近一期美国《外交政策》（9/10 月号）发表了著名经济学家，美国前劳工部长、加利福利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教授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 ）的文章，题目是《资本主义是怎样扼杀民主的》。作者明确地指出，在资本主义作大经济蛋糕的同时，民主却没有发挥其维护公正的职能，而且民主正在被强大的资本侵蚀。他认为：“民主日渐衰弱主要是因为各公司日益激烈地争夺全球消费者和投资者，于是把越来越多的钱用于游说、公关乃至贿赂和回扣，设法出台使它们在与对手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的法律法规。结果形成一场争夺政治影响力的竞赛，它淹没了普通公民的声音。” 

    罗伯特·赖克没有指出的是，美国资本富人集团是通过对外掠夺的形式做大国内经济蛋糕，然后通过将民主资本化的形式维护自己的利益。在一个遇到经济危机就吹起战争号角（今天的次级债危机中，虎视里海石油的美国战争日程表上锁定的目标是伊朗，一看美国各大报纸便知）在一个能够通过观察投入竞选资金的多少预言竞选胜负的国度里，民主的势微是必然的。这里，资本为王！

    全世界很少有人否认计划经济时期公有经济存在人浮于事的问题，这也是那些西方取经回来的经济学家称公有制的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直接原因吧（统计和经济现实不完全支持这种观点）。的确，当时的平均主义，人浮于事是真实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这一问题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先行者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只是当时的改革不是私有化，而是恢复了奖金制度，实行企业利润留成制度，企业与国家"分肥"（前几天这一制度又恢复），理论上使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 

    当然以上招术于建设美式商业社会不灵，于是张五常之流北上，扛起了产权改革大旗，私有化的“经济大革命”，其破坏程度比"文化大革命"更甚——国家战略产业被残酷肢解，老百姓福利被野蛮剥夺，那些经济学家们还口中念念有词地要国人忍受震痛.

节制资本

    蒙文通先生1944 年作的《汉代的经济政策》（蒙文通，《儒学五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 5月）一文中，花了大量笔墨盛赞中国节制资本，百姓均平思想的伟大，认为这一思想解决了罗伯特·赖克指出的那种资本过于强大导致的西方社会顽疾，足以为我中华文明之骄傲。

 “《董子书》以为‘圣人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语出董仲舒《春秋繁露·度制篇》——笔者注）。是知董子之义，实超于墨孟之俦（音"chóu"，同类——笔者注），故舍其说而不循也。《管子书·侈靡》篇曰：'甚富不可使，甚贫不至于忧。'此又晚周之说而董生之所本耶。董生使富不至于骄，贫不至于忧，是则贫富之不可废，而应有其度。贫富不废，是自由也。贫富有度，则平等也。平等而自由，固至上之制。岂今世各国所能跂及（犹企及——笔者注）者哉？我建国最高原则之树立，良以此也。董生忌乎大富大贫，曰'节制资本'，是去大富。曰'平均地权'，是去大贫。我固有之文化，足以定今日之国是，其义独高于欧美，顾不信欤……凡欧洲中封建贵族与工商资本，资本与劳动之争，为患稽天者，于中国史悉无之。一若中国民族独不解阶级斗争之事，而孰知此即晃错、董子之消患于无形耶？欧美今日所不能解决者，中国于二千年前已处之有其方。是安得以我自然科学之后于人，而谓我历史亦后于人耶？” 

    现代资本主义是西方历史千百年自然演化的结果，不能，也不可能任意移植到其他地方。现代西方好的东西要学，但"以资为本"，导致资本侵蚀社会公平公正的坏东西绝不能学——更不能紧跟在美国人屁股后面，或鹦鹉学舌，或亦步亦趋。

    中国的未来必然是中国历史数千年自然演化的结果。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年风雨，雄立东亚，必有其因。她的优点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炎黄子孙不能看完十八世纪从未来过中国的欧洲学者的书就宣判中华文明"封建落后"，然后弃之如蔽履。

    ——今天，在中国建立一个健康和谐的商业社会呼唤节制资本、关怀贫困、百姓均平、“以人为本”的本土商业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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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历史 Trading Robert 广西师范大学 著名经济学家 中国 历史 权力 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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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好帖，国有资产这个问题还需要慎重处理！

单看作者对于祖先的态度，就足以说明他是多么的缺乏理性；

中国古人的“平等思想”，与其说是倡导“平等”，不如说是倡导“和谐”（听起来不错）；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均贫富，安天下，贫富之不可废，而应有其度……云云，无非是想劝勉君主应当治理国家，消灭贫富差距，从而国实现“天下太平”；

——可见，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他们都把社会的“和谐”看成最重要——他们思想的出发点，不在人，而在于“合”，为了“太平”，每个人都要做社会固定的一分子，耕田的耕田，读书的读书，当王的当王，各守本分，遵守等级秩序，只要“天下合”，就是“大治”；

西方人正相反，他们万事以“人”为根本出发点，无论是希腊哲学还是基督教，都倡导人的超自然性，强调人的理性和特有的价值；人不是自然“和谐”的一分子，相反是高于万物的神造之人，是自然的主宰，也是自己的主宰；每个人都要有自由，有权利，都要为实现自我而奋斗；

在这里无所谓“和谐不和谐”，只要社会“不公正”，就要按照人的意志来转移，为了保护人的权利和自由，社会必须适应人们的需要而转变；如果如上所说“资本过于强大”，那么就要按照人的意志来解决问题，有人认为“自由竞争”最重要，有人认为“机会均等”最重要，但毫无疑问，解决问题的途径一定是以维护人的权利和自由为根本目标；

你想倡导人家和你一起来听President who关于和谐的报告吗？你想让人家为了实现“和谐”，而容忍专制君主滥施权力，践踏人权吗？你想让人家和你一样，在君王的愚弄下，做顺良的棋子吗？——注重自由和自我价值的西方人，是不会听你那一套的；

最好不要妄谈什么古人的智慧，民族的骄傲……，如果人不能把自己看作更高一层次的理性动物，他就注定要受到专制者的奴役，注定要享受那由愚弄和皮鞭所带来的“和谐”；

对于任何事物，如果不是抱着理性和客观的角度去分析，都会产生出诸多谬误的理解，这些谬解惑披着“科学”的外衣，或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

中国的大众倾向是“愁富”的——但是连他们自己也未见得能说得清楚自己为什么愁富；在我看来，一个没有公平的竞争秩序，权力可以到处寻租的国家里，很难有凭自己的勤劳和智慧致富的人，而如果是那种多多少少靠着不公正手段致富的“富人”——至少不会具备“可爱”的气质；这也难怪，一个不“可爱”的国家里，很难有“可爱的富人”，甚至连“可爱的穷人”也没有；

那些对于西方国家贫富差距的批判——和那些对于西方国家富足的赞扬——一样，我认为大多数的中国人还是谨慎为好，因为非理性的批评和非理性的赞扬，对于西方国家无所谓，对于我们自己的思想认识却亏损；

西方国家的情况和我国的完全不一样，它们在经历了争取自由、平等和人权，与专制主义斗争之后，面临着又一个“新问题”，就是：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财富向少数人的集中——就如同人类刚刚进入阶级社会的时候，权力向少数人集中的状况一样——同样会造成对人权的侵犯，进而导致社会的不公正、不和谐；

——这其实是在克服了专制主义政治权利不平等之后，如何克服由于财富分配的不平衡的问题，也是如何进一步保护人权的问题；

而我国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和西方国家历史曾经经历过的那样是：如何克服专制主义政治权利不平等的问题，如何倡导保护人权（还未实现保护人权）的问题；换句话说，我们尚不具备可以评判西方国家现有问题的资格，至少人家曾经解决过我们目前所遇到的问题，所以还抱着虚心的态度学习为好；

同意楼上,我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