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问题研究
来源:人民网 >> 理论 >>2013年07月29日16:43
引言
进入90年代,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大大改善。与此同时,收入差距(包括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甚至出现两极分化现象。分配问题越来越突出起来,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势必造成社会矛盾激化,影响社会稳定。所以,邓小平在晚年十分重视分配问题。他指出:“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战’。”
他还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余,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
接着他提出,随着四个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比如刚才讲的分配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邓小平晚年在分配问题上有几点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第一,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倡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到了晚年,随着经济的发展,他强调要实现共同富裕。他认为,到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注意这个问题,社会矛盾就会发展起来,尖锐了是会“打内战”的。邓小平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总是从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他们并不会自发地、主动地帮助还处在贫穷状态的人,先富帮后富,需要党制定和贯彻正确的政策才能实现。第二,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认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不应该出现两极分化,甚至不应该出现百万富翁。到了晚年,随着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发展和壮大,他改变了看法,提出“两极分化自然出现”,需要从政策上认真对待,采取各种措施予以解决。他不是回避问题,而是面对现实,要求积极解决问题。第三,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虽然提出要防止两极分化,但那时两极分化现象还只是一种可能性。到了晚年,他清醒地看到已经成为现实的两极分化现象的严重性。他认为,应该把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提上日程了,他把能否解决两极分化问题上升到改革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是滑向资本主义的原则高度,指出如果改革的结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
这些富有远见的思想,充分表明邓小平始终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密切关注改革实际进程,不掩盖问题,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及时提出解决矛盾的方案。他这种鲜明的阶级立场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在分配问题上,要说“与时俱进”的话,邓小平是一个典范。
邓小平充分估计到了解决分配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指出解决分配问题比解决发展经济的问题还要困难。这就要求我们认真研究当前面临的分配不公的原因,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确地制定分配政策,妥善解决分配领域出现的矛盾。然而不得不承认,目前在理论界以及实际工作中,往往对分配领域中出现的社会矛盾采取“鸵鸟政策”,回避问题。例如,客观上存在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现象,有人却不承认有剥削,不按照党的政策捍卫工人的利益,积极地解决劳资矛盾;随着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的发展,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有人却玩弄一些统计数字,极力否认我国存在两极分化,无视两极分化带来的社会矛盾;目前分配领域已经暴露出众多矛盾,有人却打着效率优先的旗号,不注意甚而不愿意去解决这些矛盾,只是埋头于经济建设,仿佛只要经济发展了,“蛋糕做大了”,这些矛盾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如此等等。这些想法和做法,只会使社会矛盾积累下来,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我们应该以邓小平为榜样,深入社会实际,调查研究,正视并妥善解决社会矛盾。只有这样,才能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
为了正确认识和解决分配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从理论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分配的基本原理,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研究一些重大的问题。
怎样认识两极分化问题
谈到当前我国的分配问题,经常会提到两极分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没有两极分化?至今众说纷纭。有人不承认有两极分化,认为如果承认有两极分化,就是否定改革,他们甚至玩弄统计游戏,把城乡分开计算基尼系数,得出结论,我国基尼系数并不高,认为主要问题是平均主义,要警惕“杀富济贫”。显然这种论调是粉饰现实、赤裸裸地为暴富的资产阶级进行辩护,因而为人们所不齿。大多数人则认为我国两极分化已经十分严重,他们也用基尼系数来说明问题,提出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我国基尼系数仅为0.16,而2003年达到0.458。有人估计,我国基尼系数已达到0.53或0.54,大大超过国际上公认的、基尼系数为0.3—0.4的“社会失衡临界点”,接近“社会动荡临界点”。他们大声疾呼,解决两极分化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也有人说,会不会产生两极分化,取决于工作,工作做得好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然而一般谈论两极分化问题的文章,大多停留在揭露分配领域中的不公现象,解决两极分化问题的思路往往也只是停留在再分配领域采取某些措施。
在研究两极分化问题之前,必须分析两极分化的实质,了解两极分化这一概念的内涵。两极分化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时提出来的论断
一般来讲,人们在使用“两极分化”这一概念时,指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现象: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贫困的积累。马克思最早科学地分析了这种社会现象的根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章第23章中深刻地阐述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他指出:“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来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正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 “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两极分化是资本与劳动对立所产生的社会现象,因而它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反映。如果把两极分化仅仅看作是财富分配的不公平,仅仅看作是分配问题,那么,这种认识只是停留在现象的表面,而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马克思指出:“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只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它还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一种没有从它的能动关系上,它的内在关系上来理解的对立,还没有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 劳动和资本的两极对立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财富与贫困的两极对立则是资本与劳动对立的表现形式。因此,只有从分析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入手,即只有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才能把握两极分化的实质。
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根源于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私有制是产生两极分化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并不是任何私有制都会导致一极财富的积累,另一极贫困的积累这种社会现象的。且不说个体所有制,即使是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生产资料所有者追逐的是使用价值的消费,这在既定历史条件下总是有一定限度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不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一方面,资本追逐的是价值的增殖,价值是无差别的,价值的增殖没有任何界限,所以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就有榨取剩余价值的无限的冲动,他不断地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以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这就造成财富越来越多地集中在资本家手里,只要有可能,这一过程会是无尽头的。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的积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相对地、有时甚至绝对地减少,由此形成相对过剩人口即产业后备军。大量产业后备军的存在,又使得资本家有可能压低工人的工资,加强对工人的剥削,从而使无产阶级贫困化,造成贫困在劳动者一极积累起来。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而资本的积累又加强了对工人的剥削,从而造成财富与贫困两极分化越来越加剧。
可以说,两极分化是以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它是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表现。只要存在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两极分化就是不可避免的。只有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才有可能消除两极分化这种社会现象。邓小平把消除两极分化列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其理论根据也就在这里。
两极分化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资产阶级学者从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需要出发,不能也不愿意揭示两极分化背后的阶级对立,因此,往往用收入的差距、生活富裕程度的差异(例如基尼系数)来说明两极分化这种社会现象。无疑,像基尼系数这类指标,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反映社会上贫富悬殊的状况的。但是,第一,它只是停留在现象的描述上,而没有透过这种现象揭示出事情的本质,没有找出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第二,这类指标没有阶级分析,在按收入水平、生活富裕程度划分不同集团时,把在社会经济关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不同阶级混淆在一起,从而掩盖了阶级矛盾。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两极分化现象激化了阶级矛盾,威胁到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为了防止阶级矛盾的激化,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限制两极分化,缓和两极分化带来的社会矛盾。例如,对高收入者(主要是大资本家)的收入实行累进所得税,对生活困难者发放各种补贴,普遍实行社会保障等等。这就是资产阶级学者经常标榜的“福利国家”。他们试图使劳动者相信,不需要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不需要触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基础——资产阶级私有制,只要通过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就能够实现收入均等化,消除贫富悬殊现象。这是一个骗局。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是在维护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的前提下推行的。劳动人民得到“社会福利”,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劳动人民的生活,但这并不是资产阶级恩赐的,它实际上是劳动者自己的劳动成果。实施社会福利政策,无非是想叫劳动者更加“安心”地接受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因而只是垄断资产阶级的一种更精巧、更隐蔽、更富有欺骗性的剥削手段。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量事实表明,这种福利政策并没有解决财富在一极积累、贫困在另一极积累的问题。按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水平及其拥有的物质财富,是具备消灭贫困的条件的,然而正如西方的一些学者指出的,资本主义不是不能消除贫困,而是这一制度需要贫困。失业、贫困等社会弊端并不是因为生产力不够发达,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的。消除两极分化,必须消除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也就是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舍此别无他途。
(分拆上传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