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失衡现象仍在持续,当前表现为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和亚洲(尤其是日本和中国)与石油输出国的顺差。顺差国大部分经常账户顺差以增持外汇储备的形式流入美国,压低美国长期利率,刺激其消费增长,经常账户赤字和资本账户盈余不断扩大,使富有的美国成了资本净输入国。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占GDP 的比重达6%,而中国、日本和资源出口国的外贸顺差继续大幅增长。
我们用发达国家广义货币/GDP 比率与长期趋势的偏离来度量全球流动性。结果显示2000 年以来国际流动性明显上升,美国、日本、欧元区是国际流动性的主要推动力(图1)。
美元贬值也是全球流动性泛滥的重要因素。美元是最重要的储备货币,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汇率缺乏灵活性,为了防止货币对美元升值削弱出口竞争力而大量积累外汇储备,令本币供给大增;而由于大宗商品以美元定价,在美元贬值环境下主要大宗商品价格大涨,资源出口国顺差大增,导致外汇储备和国内货币供给大幅增长,远远超过维持正常贸易所需的水平。
2006 年前美国利率水平较低导致全球流动性膨胀。一方面,实际利率低令国内信贷尤其是房地产贷款膨胀,增加了美元供给;另一方面,低利率令美元贬值,扩大全球流动性。
今后一段时期,美元贬值的趋势短期难以改变,为了防止次按危机和房价大幅下跌对整体经济带来的冲击,美国可能进一步减息。出于对美国经济下降影响的担忧,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可能推迟加息,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依然保持宽松。
在全球流动性泛滥的背景下,大量资金正在流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近年来的资本流入具有以下特征:私人资本净流入大幅上升,而官方资本则是净流出,表现为早先接受国际机构信贷援助的亚洲和资源富有国加速还贷。组合投资(即股权和债权)流入中股权流入占比不断增大,表面尽管新兴市场经济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债务融资需求减弱,但是国际流动性泛滥和对新兴市场经济货币的升值预期令大量资金主动流入新兴资本市场。
亚洲金融危机的前几年也出现过大量资本流入新兴市场经济的现象。但金融危机期间资金流向逆转。当前新兴市场经济的资本流入与亚洲金融危机前有些不同的特点: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新兴市场债权流入大于股权流入,经常账户为逆差,储备的增加完全是因为资本流入远远大于流出。而当前新兴市场经济经常账户顺差较大,对债权融资需求较小,大量的股权投资流入进一步推高外汇储备。为了降低国内流动性,政府鼓励非官方资金流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走出去,投出去,流出去”,资本流动呈现“大进大出”。尽管顺差大、外债少降低了金融脆弱性,但是股权投资的大量流入使一些国家担忧。例如,去年泰国和最近印度都采取或力图采取措施抑制组合投资流入。
分地区看,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经常账户保持顺差,而且占GDP 的比例高,非官方资本流入和流出都很大(大进大出)而净流入低于危机前的水平,外汇储备积累较快。相比之下,拉美新兴市场经济最近几年刚出现经常账户顺差,而且占GDP 比例较低,私人部门资本流入和流出不如亚洲地区大(小进小出),外汇储备增速较慢。欧洲新兴市场经济最为脆弱。经常账户为逆差而且呈现恶化趋势,私人资本大量流入(大进小出)使得净流入远大于上述两个地区。
从资本流入的构成看,以上三个地区的净流入中FDI 的占比最大,拉美和亚洲的组合流入和短期外债(主要是银行借款)占比较小。但是,欧洲新兴市场经济短期外债占比很高。因此,就资本流入的构成而言,这三个新兴市场稳健程度从强到弱排列依次是,亚洲最为稳健,其次是拉美,欧洲最为脆弱。
如果说亚洲新兴市场经济的资本流动情况在全球新兴市场中最为稳健,那么中国在亚洲重要国家中属于稳健。中国外汇储备居全球第一,而且外汇储备积累主要来自于经常账户顺差和FDI 净流入。至于股票投资净流入,据世界银行估计2006 年为320 亿美元,仅占当年GDP 的0.9% ,低于泰国和印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9 月份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分析了许多国家资本流入的决定因素,得出以下结论。资本流入与以下变量正相关:股市交易量,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经济增速,与国外利率水平差异。这种相关性对中国的经济和金融政策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股市流动性过大、资本市场开放速度过快、经济过热、利率水平过高都容易引起大量的资本流入,从而对国内货币增速或汇率水平形成压力。
资本流入往往推动一国经济增长和催生资产价格泡沫。一旦资本流入使得国内经济过热资产价格泡沫膨胀到难以持续的程度,资本便会大量流出。而资本流出通常使经济衰退,资产价格泡沫破灭。上世纪80 年代初期的债务危机国家、1994~1995 期间的墨西哥、1997 年的亚洲国家、1998 年的俄国在危机爆发前都有过大量的资本流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