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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中国创新模式的不足与出路
2013年 09月 30日 09:00
想弄清为什么中国很难产生世界级的创新成果？先看看中国人是怎么搞体育的。
乒乓球桌在中国的公共场所随处可见，无论是小孩还是退了休的老人一概来者不拒，这使中国成为乒乓球人才的储备库、乒乓球运动的创新者和领军者。与这形成反差的是，中国的篮球场通常不对外开放，ZF（这里是学校管理人员）决定谁可以使用篮球场，由于年轻人无处锻炼球技，篮球人才日益萎缩，其结果是中国篮球运动的庸碌无为。
数十年来，中国一直遵循着ZF牵头的创新模式，科学和技术部门首先确定主攻方向，然后提供巨额资金，并派遣大量留学生进行研究。这种模式在某些领域取得成功，例如空间探索、超级计算机和军用技术。目前，中国领导人正打算在生物技术、替代能源和新材料等其他多个领域复制这一ZF牵头的模式。
但中国许多经济学家和科学家表示，这种中央规划模式带来的创新成果不足，那些已经被西方国家反复探索过的领域很难再取得突破。他们主张中国不要一味“追赶”。
清华大学经济学家白重恩表示，创新具有偶然性，需要大量参与者，因为1,000个主意里可能只有一个成功，就像乒乓球这项运动，在中国有很多草根民众参与。
为了迎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新一次全体会议的召开，中国正制定一项有望引领未来十年发展道路的改革计划。由于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由2010年的10.4%降至约7.5%，中国以及海外经济学家们担心，未来这一增速可能出现更大幅度的滑坡。这些经济学家表示，中国需要加快经济转型，降低对低成本出口和国有寡头的依赖。
这个目标该怎样实现呢？
前世界银行(World Bank)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Justin Yifu Lin)认为，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仍然可以通过模仿西方技术，再加以完善和低成本化取得增长。目前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林毅夫称，中国的创新不一定必须以发明为基础。
但其他经济学家却不这样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级经济学家蔡昉表示，需要允许大胆的想法涌现，以驱动未来的经济增长。中国正处在一个由ZF主导投资向以自由市场增长为基础的创新过渡的重大转折点。
对中国而言，这个转折尤其艰难。中国科学家抱怨中国ZF过分关注抓人眼球的项目（例如超级计算机，根据Top500每六个月评定的榜单，中国生产的超级计算机计算目前速度最快），忽视了有助于带动新产业的基础科学研究。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数据，中国的研发支出已经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但美国研发预算中19%用于基础科学研究，假以时日，这种研究可以开创新的领域；而中国用于基础科学研究的支出仅占5%。
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研究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表示，中国的政治是一个重大的阻碍因素，存在很多科研禁区。
一些中国创业公司成功越过了这些障碍，例如腾讯控股有限公司(Tencent Holdings Ltd., 简称：腾讯控股)，这家公司的微信(WeChat)语音及信息服务在国际市场取得成功。腾讯控股在政治和技术层面都十分精明。今年早些时候，腾讯控股首席执行长马化腾当选中国人大代表，虽然这是个几乎没有权力的机构，但具有重要象征意义，标志着腾讯成为中国体制的一部分。
但即便如此，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表示，中国国有的电信巨头仍然握有很大权力，可以决定哪些互联网行业的想法可以商业化，因为它们掌控着中国的通信基础设施。他说，垄断企业需要保护自己的利益。
中国科技专家称，ZF有时候对创新的保护不够。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弱，私营企业往往被禁止在利润丰厚的国有企业主导行业参与竞争，如通信、能源或电力生产行业。
但国内外多位经济学家表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国家管得太多，扼杀了以好奇心为基础的创新。科研经费必须经过行政审批，后者关心的是项目是否符合国家的既定发展目标。腐败、或只是不明智的判断都可能会扼杀新想法。
未来几周，中国领导人需要面对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他们愿意在多大程度上放手，让市场自由运转并鼓励好奇心驱使下的创新？他们放手的力度越大，对社会的掌控力就越小。他们掌控得越多，就越不利于可缔造新技术和新行业的创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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