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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遗产税，说到底是百姓税
文/岩心资本研究部 ICE/JH
就在几天前，国务院参事、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透露，征收遗产税被写入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草稿。而在今年2月，国务院已同意并转发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称“研究在适当时期开征遗产税问题”。
遗产税并不复杂，简单的说就是人死了以后如果财产到达某一数额，需要缴纳一定百分比的遗产给国家。传闻中的起算缴纳的基数是80万元起征。在国内有媒体算了一笔账：按照财政部2004年9月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遗产税暂行条例(草案)》的方法计算，500万的遗产净额如果开征遗产税，纳税人应纳缴纳84万税费；1000万的遗产，净额纳税达209万、3000万应纳税费1034万。
按照官方的说法是：遗产税是为了调节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优化各阶层收入分配。通俗点讲就是，国家觉得富人钱太多了，平头百姓钱太少了，既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富人死了以后就分点遗产给穷人，这样大家贫富差距不至于过大，有益于社会稳定。初步看来遗产税是为了削弱贫富分化，初步看来遗产税是用富人的钱来补贴穷人。且不说，这个想法本身是不是符合分配正义（鼓励不劳而获），也不论这个税收是不是有利于促进生产（减少财富的激励效应），如果想要遗产税达到社会均衡的效果，这个制度本身需要两个硬性的大前提：第一，遗产税能够从富人手中征税，第二，有效而透明的财富转移。我们先来分析第一个问题。
富人的税收还是穷人的税收
遗产税曾在2/3的国家都有征收，但国际上已有一种趋势开始取消遗产税，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加拿大开启取消遗产税之先河，紧接着是澳大利亚，到了九十年代马来西亚和新西兰也相继取消了遗产税，而到了2000年以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澳门、瑞典、香港、俄罗斯、新加坡都相继取消了遗产税。这些国家为什么要取消呢？
让我们看看一条关于香港在2005年取消遗产税时的新闻：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马时亨2日在立法会上表示，特区政府建议取消遗产税的一个原因是要消除因为征收和执行该税项所引致的不公平和障碍。
马时亨的发言反应了遗产税的问题：遗产税没有办法起到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在香港，大部分富豪生前都会将其所拥有的部分财产转移到其名下的基金会来规避纳税，或者将其所拥有的资产转移到海外以逃避纳税；真正富有的人或者财产继承人并未缴纳遗产税，反而不太富有的中产阶级，缴纳了比较多的遗产税。遗产税无法发挥其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的美好愿望。香港财政司在2003-2004财年，处理的15345宗遗产税个案中，要缴纳的只有298宗，而且60%以上的税款金额低于250万港元。
其实，这个问题不光香港有，各国都是类似的，台湾社会上还给遗产税起了一个外号，叫做“暴毙税”，只有那些没有来得及事前筹划的有钱人突然去世，才真正的收到了税款。李常先的论文中有罗列台湾巨富过世后遗产税的纳税情况，这个论文中的数据非常说明问题，这里列出一部分：
注意到，上面的数据中，两个有实质缴纳遗产税的人的死亡时间都是55岁，远低于正常人的寿命预期。这也印证了一个观点：那就是，除非来不及筹划，否则富人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实现财富转移从而有效避税；而真正的遗产税的缴纳主力是没有能力进行有效避税的中产阶层。
能够有效的财富转移码？
遗产税实施的第二个大前提是有效的实行财富转移，这个环节也很关键，就是富人征收的钱，确实用到补贴穷人身上了。在中国目前的国情下，能否实现这个目的显得不那么现实。相反，现实是几乎所有的促进公众福利的基金或者资金池都不同程度的有了缺口或者出现被挤占挪用的情况：养老基金、社保基金就是例证。
另外，所有用于救济贫困阶层的措施，其实都变相的刺激或者加大了贫富分化的加剧。以保障房为例，保障房的建设最大的受益人群可能不是租不起房子的人。首先，保障房的受益人是开发商，因为政府采购势必有利可图，大笔的财政资金其实是政府从开放商手里买房子了，那么开放商本人就是公众福利项目最大的获利者，这并不减少贫富分化反而促进了贫富分化。第二，保障房的持有者（已经被证明）很多是公务员，不是普通民众。也就是说，资源分配环节由于缺乏监督，优质资源最后还是分配到了少数占有资源分配关键链条上的人或者其裙带手中。第三个保障房的获利者是官员，因为这个项目涉及到民生问题，做好了是政绩；政绩是升官的一个条件，而升官发财在民间的概念中是并列的两个事情。
初步来看，遗产税的两个关键性的因素（有效的针对富人的税收及公平的资源分配）在借鉴国外的实际运行情况和中国国情这两个因素的角度来看，不能保证发挥作用；因此，我们认为，就其所宣称要达到的政策性效果来看，遗产税不是一个靠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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