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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色的秋天，在北京大学美丽的校园里，我们一起来见证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件盛事：
刚才
第二个认识上的偏差是对现代市场的本质和现代市场经济自我完善能力的认识的偏差。在改革前，我们认为资本主义是万恶的，并且产生了分配的不均匀。然而实际上市场有其自身的完善和调节机制。举一个例子是十九世纪末英国发生了改良运动，英国的上层自发地做出了对市场经济底层人民苦难的反思。第二个例子是美国的罗斯福总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限制大资本家对市场的控制以及市场中的种种不良因素。这两个例子也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即实际上市场有自我调节的功能。
第三个是十几年来世界上大部分转型国家的政府对转型的复杂性的认识也有偏差。十几年前的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既然改革目标明确，休克疗法便是最好的疗法。但实际上改革目标的明确和路径的明确是两码事。对改革路径和过渡性的制度安排是特别值得我们研究和关注的。如果过渡性的制度安排设置不当，会成为我们以后改革的阻力。最后，对
构建这样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来解释现实中这么多的现象及其联系，本身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这里我提几点具体看法。第一，轻重工业和积累率的问题。在我印象中，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经济研究》上有一半是在讨论积累与消费的比率，讨论农轻重的关系。从积累的角度理解，落后国家要赶上去，其中最重要的是多积累。要保持高积累，自然而然会有重工业优先发展即重工业在整个工业要有高比例的认识。但是当时是人为的来保持这样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所以关键是怎么把积累率和轻重工业这个问题讲清楚。当时讲要发展重工业，一个是从积累的角度讲，另一个是从计划经济好管理的角度讲，这可能跟计委的审批权限也有关系。
第二，制度经济学已经包括了市场放开这样一些概念。实现比较优势应该是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是一个被覆盖与覆盖的关系。比较优势能否独立的提出来与市场经济、开放经济并列？如何在逻辑上来把它们关系讲得更圆满、更通顺？在中国把比较优势这个问题独立提出来是有其重要意义的，但是如何从理论框架上把二者衔接起来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双轨制。研究转型应该注意路径是从何开始的。可以从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城乡比例等来进行研究。如何把双轨制与产业问题、企业问题等结合起来研究，我觉得也是个重要的问题和值得思考的方向。
马歇尔讲座几十位主讲人中，有十几位后来荣获经济学诺贝尔奖。因而从统计相关性证据看，毅夫教授向诺贝尔奖走近了一步，也是与诺贝尔奖距离最近的中国经济学家。很荣幸有机会点评毅夫教授预讲演。我谈三点看法
可以经济发展理论演变为背景来观察毅夫学说贡献。经济发展一直是现代经济学基本问题之一，二战后出现发展经济学学科。经济发展基本决定因素如制度、技术、物质和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及其影响经济发展途径，在教科书原理和模型中已有系统阐述。给定技术存量巨大国际差距和经济全球化环境，相对落后国家如能选择适当制度则有可能较快增长并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这个所谓后发优势和经济追赶问题也有大量经济学文献讨论。然而对于中国这样曾经实行中央计划体制国家，如何再造富有活力的体制条件并推动持久经济追赶过程，则是过去几十年经济发展实践提出的新课题。
就这个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新问题，毅夫教授侧重从战略选择与比较优势关系角度所做分析独树一帜。毅夫教授这次准备了一个长篇导论和十来篇专题论文，系统阐述了他的学说思想主线。我个人粗浅理解，大体是以凯恩斯教授强调的主流思潮影响作为分析起点，然后采取思潮决定政府行为、政府选择发展战略、战略符合或违背比较优势决定企业是否具备自生能力并进而决定整体经济追赶绩效的思路展开其逻辑架构。研究素材主要是新中国半个多世纪经济实践，然而分析观点处处可见毅夫教授力图阐述中国经验一般理论含义的雄心大志。
因而毅夫教授学说至少有三点重要贡献。一是对当代很多国家面临的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这个重大主题提出了一家之言。二是主要通过观察分析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经验提出学说，因而具有中国视角和气派。三是致力于把上述理解思路展开成为理论假说和逻辑体系，并采用经济学标准方法进行系统研究和阐述，因而不仅在国内具有广泛影响，在国际学术界也声誉日隆。我想这三方面贡献也应是马歇尔讲座邀请毅夫教授讲演的重要缘由。
过去十几年有幸与毅夫教授共事，以我近距离观察，上述贡献与他治学方法几方面组合特点有关。一是贴近现实特点。芝加哥名校毕业后最早回国参与中国实际经济政策研究，并不担心研究现实政策问题会“弄脏”名校毕业的“白手套”。很早前就听他说过，从比较优势角度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经验，最初“灵感”来自1988年为一次现实经济研讨会准备的发言提纲。在后来参与国企改革、金融改革、新农村建设等很多现实问题讨论中，他一直积极参与发表意见并不断求证和充实自己思想。
二是重视理论特点。努力把现实分析提炼成理论假说，并不断展开完善这一假说。1988年一页纸提纲思路几年后发展成为与
三是讲求方法特点。这是经济学大家的共同素质，然而毅夫教授仍有两方面特点。凭借芝加哥大学严格训练以及跨学科研究实践体验，因而对经济科学分析方法具有更为融会贯通的理解。另外他重视从老子、孔子、理学、禅宗等我国传统学术思想中汲取营养，从认识论高度解读经济学方法，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2004年他与CCER研究生对话经济学方法论，面对思想活跃的年轻学子刨根问底和随机发散的提问，毅夫教授在经典文献、学术掌故、儒道思想、现实争论之间来回穿插并应对自如，显示出深厚学术功底以及对经济学方法的深思熟虑。
四是诲人不倦特点。不是指教员上课“诲人”，而是随时乐于与人们讨论已经无数次阐述的观点。人之常情是诲人易倦，诲人不倦是毅夫作为优秀教师的可贵素质。每一个与毅夫教授讨论过学术问题的人，大概都会对他讨论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激情留下印象。毅夫教授有众多学生，如果哪一天毅夫教授冲击诺贝尔奖梦想成真，很可能与他诲人不倦和桃李天下的事实有关。
“道可道，非常道；……前识者，道之华，愚之始也”。毅夫教授把《道德经》这段话解读为经济本体客观规律与这一规律特殊认识形态之间关系：任何一个已经得到表述的理论都不是真理本身，而只是真理在一定环境条件下的表现形式，如果把这个理论当成真理本身，就会陷入认识的愚笨。出于这种无疑处存疑的态度，最后对毅夫教授论文提出两点疑问。
一是能否更严谨清晰界定学说对象领域。虽然对经济发展特定问题解释总具有一般含义，然而特定学说对象仍然要立一个靶心。这一学说能否很好解释计划经济？能否很好解释更为广泛体制转型现象？能否解释一般经济追赶现象甚至解释发展一般？也许都有解释含义，然而我感到衡量毅夫学说的“靶心”，是对曾经实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国家转型期体制演变与经济追赶关系提供了一种经济学分析，是一种体制转型动态学。更严谨界定新理论领域，有助于增强而不是减弱其说服力和影响力。
与此相联系，如何处理批评“华盛顿共识”问题也还可以进一步探讨。所谓“华盛顿共识”并非特定理论和学说，“华盛顿”作为虚拟主体也不会应答批评，它与毅夫教授要“立”的理论似乎不在同一层面。另外“华盛顿共识”包含的不少具体内容如财政约束、公共支出从一般补贴转向增长和扶贫等更有针对性支出、贸易和利率自由化、竞争性汇率、鼓励FDI等并非与我国经济发展经验全然对立。“华盛顿共识”最大问题也许是用“华盛顿”来命名“共识”，倡导“北京共识”的朋友们可能也会面临类似困难。
二是特定理论假说的视角限制性问题。任何理论一旦成型，难免受到视角选择局限。毅夫学说的基本模型中似乎没有界定产权因素，没有企业家和地方政府的能动竞争，没有上下互动的体制创新机制。我想毅夫教授也许并不否认这些因素重要意义，然而既然选择“战略、比较优势、自身能力”解释范式，这些变量便很难进入前台成为分析重点。毅夫教授选择这样处理逻辑起点和体系结构自有他深入的考虑，然而也为有兴趣从其他角度理解和认识的人留下疑问。至于不同视角的相对重要性，则可能永远是仁智互见的问题。
为什么政府战略最为本质，而不是战略背后的时代环境和“历史合力”互动作用更为本质？为什么比较优势更为根本，而不是产权、竞争、个体选择等要素建构的市场机制逐步引入在根本上规定了体制转型画面的底色？企业和企业家是否仅仅对政府特定战略安排做出被动反应，而不会通过能动选择与其他主体套利活动一起共同反转影响经济环境的演化轨迹？…… 要求毅夫学说对这些问题给出全面解答当然是不公正的，然而也有必要讨论一种既定学说的天然局限。已故佛里德曼教授曾断言，能解释中国经验的经济学家应获得诺贝尔奖。现在看来，也许需要一组而不仅是一个经济学说，才能对中国经济成长给出合理和满意解释。
毅夫去剑桥做马歇尔讲座演讲，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的角色主要是做赛场的陪练，预想竞争者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
中国的崛起是一个令西方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非常困惑的事情。钱颖一等学者认为中国的崛起是正常的事情，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反常，理由是最近美国和欧盟都拒绝授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全世界都认为社会主义失败了，市场经济胜利了，非市场经济的企业是不可能有生存余地的。所以现在中国的竞争能力这么强，贸易顺差那么大，搞得西方主要大国没有办法竞争，所以找出理由说中国是非市场经济的国家，这不是完全把他们的信仰反过来了吗？所以我觉得
如果我设想自己是西方经济学家那些听众，我会不会被
第一，从七十年代以后，世界经济学的主流从凯恩斯主义变为新古典主义。新古典的领导人是林毅夫的老师之一卢卡斯提出的微观基础理论。但微观基础理论实际上是没有理论和经验基础支撑的，他的基本思想是宏观的经济波动不是宏观层次的问题，而是微观工人的理性选择。
第二，
第三，华盛顿共识包括三个方面：自由化、私有化以及紧缩的财政政策。
最后，我作为陪练可以设想马歇尔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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