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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说是“险峰”，原因有三：一是GDP增幅继2003年越过10%、2006年越过11%后，今年预计增幅将达到11.5%，如此，持续数年的两位数增幅，累积至今已冲抵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上限；二是经济结构中的固有矛盾日益凸显。我国11月份接近7%的CPI涨幅，便是“农产品调控失衡、资源价格扭曲、经济结构粗放、外向度过高”等一系列体制机制问题的深刻叠加；三是日益融入全球市场的中国经济，各种不确定因素和潜在风险亦明显加大。
与此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如果没有持续数年的高增长，我国转型期诸多矛盾，如就业、社保等诸多民生欠账，解决起来也便失去了今天的“游刃有余”；而如果没有以“预调微调”为特征的新一轮宏观调控，国民经济也许正在经历曾有过的“大起大落”之殇。
明乎此，也便明白了当下中国的调控之难：形象地说，既不能让高速行驶的列车停下来，又要通过预调微调保持各零部件之间的润滑，同时还要动大手术，以更换那些必须淘汰的零件；理性的表述则是，要在国内国际形势的相互联系中明确发展方向，在国内国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用好发展机遇，在国内国际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在国内国际因素的综合作用中把握发展全局——如此难度的经济驾驭要求，世所罕见。也惟其如此，方能趋利避害，“稳”中求进，以收获“无限风光”。
由是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出的“药方”，除以“防过热、防通胀”及“从紧”的货币政策保持总量平衡之外，更强调“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及“重民生”等治本之道。这意味着，某种程度上说，总量调控与深层次改革偕行，将成为明年发展的主旋律。
这也是本组年终报道高度关注“宏观经济、金融、财税、房地产”等领域的同时，引入“收入分配”领域的重要原因——收入分配，实在是一个牵涉极广，涉及太多体制机制等深层次问题的领域，对此，本刊明年将继续关注。
宏观经济:繁荣顶部“未雨绸缪” 调控难度更大
2007年中国经济已近繁荣周期的顶部，在相对紧缩的调控基调下，明年宏观经济将稳中略降
2007年的中国经济，在连创新高的GDP和CPI增幅中高调收尾。
这一年，宏观经济在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同时，流动性过剩始终如影随形；被外国媒体称之为“小猪周期”引发的物价上涨，也令百姓切身体会到了何谓“结构性问题突出”；而以“多步骤、微调整”为特点的宏观调控，则在国内外不确定因素日渐增多的背景下，避免了中国经济的大起大落。
放眼2008年，支撑当前中国经济继续快增的因素依然众多，如体制转型释放的增长动力；城市化、人口红利及消费结构升级带来的阶段性爆发力，以及与世界深度融合带来的市场机遇等等，都仍在较长一个时期内存在；而2008年还将新添“政府换届”和“奥运景气”两大动力，因而在分析者看来，在“从紧”的调控基调下，2008年经济仍将“平稳较快增长”，只是稳中略降；高层期望GDP增幅控制在8%左右。而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固有难题和目前隐含的过热及明显通胀风险，都将加大2008年的宏观调控难度。
2007：已接近繁荣周期顶部
盘点2007年的中国经济，在总体形势仍呈现出平稳较快发展的较好态势下，宏观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的趋势也进一步加剧，而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等问题则在2007年相继暴露。
对此，《瞭望》新闻周刊通过大量权威采访，试图勾勒出2007年中国经济的发展脉络。
首先，从经济发展周期上来看，2007年仍在上升通道内持续平稳地高位运行。今年的经济增长延续了2000年以来GDP在8%至11%的适度增长区间内运行的态势，据中国社科院2008年《经济蓝皮书》预测，2007年的GDP增速将超过2006年水平，达到11.6%。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认为，这说明今年仍处于经济周期的上升通道内，虽然GDP增速较高，但仍在缓慢升温的过程中。因为从今年月度数据来看，无论是GDP增速，还是投资增速都保持了基本稳定的态势。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王小广认为，经济正在达到或接近周期性繁荣的顶部区域，经济增长从年度上讲最高点可能是2007年，而季度上的最高点则可能出现在2008年上半年。
第二，从供求关系的总量来看，总量平衡的状况进一步得到改善，协调性增加。谈及此，张立群分析说，从总需求来看，今年投资、出口的增长都比较稳定。尽管1～10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上涨了26.9%，且仍有升温趋势，但是，从全年的数据来看，投资增幅基本稳定。同时，今年国家对于出口的调整力度增大，相继出台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一、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对钢铁产品加征出口关税、新一批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目录等政策，旨在遏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优化出口产品结构。从投资、出口两个方面稳定总需求的增长。
另一方面，从总供给来看，供给能力进一步加强。农业连续4年实现丰收；煤电油运等基础供给能力增强，虽然能源供应的结构性品种短缺与部分地区时段性、季节性紧张状况尚难以根本改变，但煤电油运供需总体仍基本平衡；重要的工业原材料的生产能力提高。目前经济增长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短板。
第三，供求结构性矛盾表现明显，物价上涨成为2007年宏观经济的突出特点。
在经历了连续几年的“高增长、低物价”之后，今年由于资产价格和食品价格的推动，中国经济结束了持续五年的低通胀，正在进入温和通胀期。以猪肉价格上涨为发端，自3月份起，CPI同比涨幅连续9个月超过3%；自8月份起，通胀压力进一步加大，CPI涨幅连续4个月超过6%。而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11月CPI涨幅达6.9%，这是自1996年12月以来的最高值。
此番CPI上涨的成因来自国际因素与国内因素的叠加传导。不过，无论是国际能源原材料及农产品价格上升的传导影响，还是国内成本增加的推动、部分农产品的结构性短缺等因素，都说明此轮价格上涨仍属于结构性上涨，虽存在进一步通过成本增加向其他领域传导的可能性，但尚不同于全面通胀。
第四，出现了威胁宏观经济稳定的流动性过剩的问题。
股市、房市产生的资产价格猛涨；贸易顺差在1～11月增长52.2%，达到2381.3亿美元；外汇储备在9月已达1.43万亿美元，这些数据一再说明，流动性过剩成为2007年经济绕不开的话题之一。
在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以双顺差为代表的“外部失衡”和投资消费关系不合理的“内部失衡”情况下，流动性过剩——这种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相互“异动”，已成为一种新的不协调因素，并成为2007年宏观经济、金融形势的基本特点。
如何在“钱”多了的情况下，防范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是今年宏观部门关注的重点。正因如此，货币政策在2007年从“稳定”调整为“适度从紧”，在年末的经济工作会议上继续调整为“从紧”。而2007年连续10次提高准备金率，5次调整利率，亦表明宏观部门收缩过剩流动性的决心。
而资本市场的发展同样受到高度重视，今年政府在基本制度建设、引导入市资金等方面相继出台政策，使股市的风险在震荡、调整中得以释放，总体发展较为平稳。在房地产市场，随着原有调控政策的相继落实和有针对性措施的出台，岁末的房地产市场已开始出现房价走稳，甚至下降的情况，市场上亦出现有价无市、持币待购的现象。这预示着对于房价的调节，始见成效。
第五，中国市场和国际的同步性正在逐步提高。
今年是中国入世第六年，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正在日益紧密地融合。在受益的同时，国际收支不平衡、易受外部风险传导影响等问题也相继出现。
比如，流动性过剩问题，源自过大的国际收支顺差迫使央行投放基础货币，扩大了货币供应，推动了物价和资产价格上涨，并进而加大了人民币升值压力。而美国次贷危机和美元大幅度贬值，对于中国经济影响也不可小视。
这种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的态势将在2008年继续延续，增大了中国经济可能面临的外部风险。
2008：经济大势稳中略降
对于2008年的经济走势，各权威研究机构、研究者相继推出前瞻性报告。
首先，对于GDP的增速预测都锁定在11%左右，比预期调控目标高3个百分点。
谈及此，张立群分析说，预计2008年与今年的经济增长保持大体上相当的可能性较大，宏观经济将继续走稳，但比2007年略有下降。
在王小广看来，2008年国民经济将继续保持11%以上的高位增长，但在达到周期性繁荣的顶部之后，明年下半年或后年很可能进入温和调整期。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也认为，中国GDP增速应有一个转折点了，不会比11.5%更高。
而来自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和中国社科院2008年《经济蓝皮书》的分析都认为，在当前国内外较为有利的发展环境中，在宏观调控措施的影响下，2008年GDP增速将有所回落，可能保持在接近11%的水平上，经济增长率将呈现“高位趋稳、小幅回落”的特点。
其二，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研究者普遍认为，2008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继续下降。张立群认为，宏观调控在2004年以来一直着力于控制投资过快增长，在2008年，这一思路将继续，同时由于存在以“节能减排”为主体的内在约束体系和“两道闸门、一个门槛”的综合约束，预计投资增速将会略低于2007年。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的报告指出，尽管投资增速将有所下降，但2008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在偏快区间运行。中国社科院《经济蓝皮书》也提醒，值得关注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在2008年将超过60%，抑制投资增速过快仍将是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之一。
第三，从进出口来看，今年以来的调控效果将逐步显现，预计明年外贸结构将更趋优化，顺差扩大的势头将放缓。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裴长洪分析认为，2008年我国贸易格局不会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现有贸易格局仍具有稳定性，进出口仍将保持高位增长，但局部贸易结构调整、贸易方式转变以及贸易顺差质量提升，将在2008年表现得更为突出。
第四，物价是各方关注的焦点。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研究认为，明年物价总水平涨幅趋缓。据历史经验，我国食品价格上涨存在大约三年的短周期，据此估计，2007年三季度将是食品价格上涨的高峰期，年底之后将开始回落，2008年有望延续下行走势，消费价格涨幅呈现稳步回落趋势。
受食品价格变化的影响，2008年CPI涨幅较2007年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而因我国资源类价格改革的迫切性和2007年下半年严格控制出台政府调价措施的后续影响，2008年下半年有条件和需要出台的政府调价项目较多，综合考虑翘尾因素、新涨价因素和政府调价合理幅度，国家信息中心预测，2008年全年CPI涨幅将回落到4.5%左右。
张立群则分析认为，CPI的拐点将在2008年出现，今年宏观调控的后续作用将会在明年继续显现，预计2008年一季度之后价格将逐渐稳定。
中国社科院《经济蓝皮书》亦认为，价格涨幅将小幅回落，但其背后隐含的通货膨胀压力不容忽视。控制价格过快上涨将是这两年宏观调控的重头任务。
调控难度更大
针对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增长过快和物价涨幅过高”等问题，2007年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2008年的调控目标锁定在“既要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经济过热，又要防止目前的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的“两防”目标上，货币政策也一改“适度从紧”为“从紧”，再加上仍然“稳健”的财政政策。
如何理解“从紧”，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认为，“适度从紧”比“稳健”紧一些，而“从紧的货币政策”则比“适度从紧”也更稳一些；从“适度从紧”到“从紧”并不会有一个转折性的操作，因为其实货币政策的操作总是渐变的。
在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看来，“从紧”的含义有二：一是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仍比较严峻，有必要在2007年基础上再“从紧”；二是货币政策还要扮演宏观调控的“主角”。货币政策对防止过热、治理通胀是有效的，是宏观调控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货币政策还有从紧的空间。所以，预计所有的货币政策工具都可能在2008年的调控中充分使用。
而张立群认为，“从紧”主要是针对流动性过剩，如果2008年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发展较快，那么政策的频度、力度将会加大；反之则不然。政策的具体操作将结合经济发展的实际，适时、适度。因为“从紧”的目的在于使流动中的货币量与实体经济匹配，提供较好的货币环境，从而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在货币政策转向“从紧”的同时，明年财政政策将继续保持“稳健”，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这意味着，在一“稳”一“紧”的搭配之下，社会保障、改善民生、经济结构调整等各项工作将依然能够得到财政的大力支持。
而正在快车道上高位运行的中国经济也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陈佳贵认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难度正在不断加大，原因有四：其一，各方面的认识不统一，影响了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和有效性；其二，实体经济走上了快车道，调整难度加大；其三，流动性过剩与负利率背景下的经济预期加剧了资产价格的膨胀；其四，体制改革不到位，是宏观调控难度加大的重要因素。
正因如此，中国社科院《经济蓝皮书》对2008年宏观调控政策提出了三点建议，即要把过快的经济增长速度特别是投资增速降下来；把缓解通货膨胀压力、稳定物价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坚持和提高节能减排标准作为宏观调控的第三个闸门。
同时，专家分析，2007年全球经济已出现拐点，预计2008年世界经济将呈现“半冷半热”格局，即新兴市场2008年将继续呈现较热状态，但发达国家则相反。因此，明年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正在加大，中国面临的外部风险将大于内部风险，外部挑战可能多于内部挑战。
对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认为，宏观调控要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积极加强国际协调。他认为，明年宏观调控重点之一也应放在对外方面，即观察国际走势，根据国际走势提前制定预案，加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对话。
金融:“从紧”倒逼改革 制定有区别的信贷政策
“从紧”不会是“一刀切”，应在充分考虑结构调整的基础上，制定详细的有所区别的信贷投放政策
“一切经济波动都是货币现象。”货币学派大师M.弗里德曼这句名言，几乎是针对2007年中国经济运行特征的量身定做。
这一年，中国人民银行承担了巨大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实施了有史以来最大力度的外汇占款对冲，其中五次调整存贷款利率，十次上调准备金率；这一年，实行了10年之久的“稳健”的货币政策年中时变为“适度从紧”，并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后完全转变为“从紧”的货币政策；这一年，美国次贷危机愈演愈烈，美元资产持续贬值，对正在加快加深的中国金融开放形成了严峻挑战；这一年，围绕股市和房市产生的资产价格猛涨，过大的波动性引起了全社会广泛关注……
可以说，2007年中国金融发展的环境和特点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难得的是，在这种复杂背景下，中国金融业同时取得了不少卓有成效的业绩。
2007年金融改革的主战场已经开始从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上市，向提高金融机构市场竞争力的微观层面转移，一个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从农村到城市初步形成；2007年金融机构市场竞争力明显提高，其中银行业第一次实现了全行业资本充足率达标。截至三季度末，资本充足率达标的银行有136家，而4年前仅有8家；2007年国内金融机构加快了参与国际竞争的步伐，通过在海外市场设立分支机构、股权收购等形式，稳步实现了有目的的“走出去”……
之所以出现上述复杂多变的局面，一个关键的原因在于，改革开放近30年，尤其是近5年以来，国民经济快速稳定的发展积累了规模庞大的财富，同时中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力得到了长足的提升，反映在金融领域，一方面对金融资源的合理分配和规划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对金融服务如何支持中国经济更主动积极参与全球竞争提出了新任务。
因此，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双重变局中，为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十七大报告提出建立一个“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这无论是从扩大开放的角度还是改革深化的角度，都意味着中国金融业发展从2007年正式进入新阶段。
2007年：成长的烦恼
全球化与中国大量剩余劳动力结合带来的强劲出口增长，导致了2007年又攀新高的贸易顺差。1～10月我国贸易顺差达到2123.7亿美元，增长59%。对此，央行只能控制价格（汇率）和数量（外汇储备积累）两个变量中的一个来进行调整。但在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的条件下，不得不积累了过高的外汇储备。截至2007年9月，外汇储备达到1.43万亿美元。
由于央行对冲掉外汇储备，将巨大的人民币流动性不断注入了市场。同时，央行为维持较大的美元和人民币利差以抑制外汇进一步流入，实行偏低的国内利率，更加剧了国内流动性。从而，贸易顺差过大带来的过剩的流动性，在市场上造成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
而且，充裕的流动性和偏低的国内利率，还成为了2007年资产价格普遍膨胀的主要推手。尽管，资本市场改革成绩和正在进行的城市化，也是股市和房市持续上涨的重要趋势性原因，但股市市盈率过高于上市公司基本面，以及大多数城市房价上涨速度大大超出居民收入承受水平，背后的关键原因还是市场上资金过多、投资渠道不足、资金配置不合理。
与此同时，2007年货币当局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人民币升值外部压力。除了仍然持续加压的美国压力外，由于美元贬值形成了欧元走强，下半年来自欧洲方面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不过，外汇管理局坚持“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原则，实现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调整，2007年人民币升值幅度将达到5%以上。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认为，2007年这些表现强烈的问题，可以形象地描述为“成长中的烦恼”。事实上，目前顺差大、储蓄率高、人民币升值压力大，对于一个发展中大国实现民族复兴而言，是不可多得的发展条件。现在，这些原本应该是优势条件的特征之所以变成“烦恼”，关键在于经济结构和体制环境的不匹配。因此，深化金融改革、完善汇率机制仍然是金融工作的核心议题。
2008年：来自“从紧”的倒逼
2008年是“从紧”的货币政策发力第一年，按照2007年金融市场情况，信贷投放毫无疑问是调控的重点。无论是证券市场还是投资市场，都将面对比较严厉的资金控制。但是，因为“又好又快”的大目标不变，“从紧”不会是“一刀切”，而更可能制定详细的有所区别的信贷投放政策，并与经济结构调整充分结合起来。其中，深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和促进金融机构竞争力的提高，将成为2008年中国金融业发展的两大重点。
加强流动性管理，做好信贷紧缩的针对性，防止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在“从紧”的目标下，2008年央行将加大对冲力度，而且出口放缓使贸易顺差增速将大大低于今年，由此外汇储备增速也将要慢于今年。总体上表现出流动性的相对缓解。
但也要注意到，美元贬值是全球流动性泛滥的重要因素，导致许多贸易顺差国流动性泛滥。特别要注意到近一时期，美元贬值速度加快，次贷危机的加剧，使得流入新兴市场经济的资金更加汹涌。因此，2008年仍然不会摆脱流动性过剩的局面。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认为，货币供应增速有可能出现比较明显的下降。不过，考虑到2008年结构调整力度的加大和政府对改变发展不平衡局面的决心，信贷紧缩不会产生2004年那样的全面影响，而更多指向于回收流动性，和对污染和能耗低效投资的收紧。特别是美国经济的走缓等外部不确定因素加大的背景下，从宏观调控的角度看，大幅放缓投资也不符合现实。
随着近期调控政策频出和市场理性回归，2007年股价、房价过快上涨带来的资产价格泡沫，有可能得到有效的控制。不过受2008年奥运因素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影响，不排除资本市场出现较大幅度波动的可能。所以，防止资产价格波动也是2008年金融监管层的主要任务。
深化和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的动力将进一步加强。十七大明确了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2008年也将意味着金融体制改革进入新阶段，许多具体的政策和改革举措将在这一年逐步推出。
比如，强调“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意味着我国金融对内开放严重不足、对内对外开放不协调的状况将得到扭转，那些长期由政府以国有形式垄断的金融业和金融市场对国内非国有经济成分开放，深化金融业的产权改革，对金融机构的准入将会有所突破。
强调“结构合理、功能完善”，意味着我国金融结构不合理制约金融业发展的状况将得到改观，同时也意味着将进一步放松对金融机构的业务管制，鼓励其实现组织创新和业务创新，促进其向综合化、全能化发展。
强调“高效安全”，意味着我国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要有利于提高整个金融体系的收益水平和风险管理水平，使金融机构真正成为参与国际国内金融市场竞争的现代金融企业，增强长期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而并非单纯追求规模和短期效益。
复杂多变的市场竞争促进国内金融机构竞争力提升。金融全球化对中国金融机构的影响将在2008年进一步加大，特别是在金融开放继续深化的背景下，国内金融机构不但要继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强化风险管理体系，还要与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在国内外市场展开竞争。因此，培育创新能力，提高竞争力，是2008年国内金融机构亟待补足的“短板”。
中国银行研究员王元龙指出，与国际先进银行相比，我国大部分金融机构在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内部控制、财务实力和透明度等方面仍存在相当差距。短期内我国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有望获得进一步提升，信息透明度也有望逐步增强，但公司治理和内控机制建设，真正实现从“形似”到“神似”的突破，还需要一个从形式到实质的转变。
特别是，随着金融全球化和银行业全能化经营趋势的不断增强，日新月异的金融创新使银行业经营面对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各种风险更加复杂。在诸如花旗、汇丰和瑞银等跨国金融巨头纷纷陷入次贷风波背景下，如何在目前资产风险突变的环境下提高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是风险控制能力尤其脆弱的国内金融机构2008年最首要的任务。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力度将加大。尽管两年多来的汇改成绩不小，但实事求是地看，我国外汇市场的规模仍然比较小，市场结构还不完善，交易主体和交易工具依然有限，外汇市场的交易量充其量只是反映了实体经济对人民币的需求和供给，而外汇市场在汇率发现、资源配置和风险控制等方面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这一点在2007年表现突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许多经济工作的顺利开展。
王元龙认为，由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在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体系以及经济金融体制改革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面临的很多问题也可能都与汇率有关，例如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采取综合措施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抑制流动性等，因此2008年的改革将在过去两年多的基础上力度将进一步加大。
当然，汇改坚持市场化取向改革方向不会变，“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的三原则改革操作主旨不会变，坚持完善汇率形成机制优先的改革路径不会变。不过，随着全球货币市场近期出现的新变局和新情况在2008年继续深化，在保证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前提下，主动性的作用有可能加大。
次贷风险将成为2008年影响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最不确定的风险因素。次贷危机让西方主要金融市场无一幸免，一年前还看似固若金汤的全球金融市场已经走入了越来越动荡的境地。美联储和欧洲央行不断给市场注入流动性，并出台降息等舒缓风险的措施，其力度之大、动作之频繁已经说明次贷问题的严重程度。
现在，更令人担心的是还没有确切的权威报告显示出风险的尽头在哪里？问题到底有多大？尽管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受到的冲击较小，但风暴源头美国经济如果受打击过大，发生持续衰退，将不可避免地波及到全球，造成巨大的危害。
这也将迫使我国决策层、监管层以及金融机构，在2008年的每一项工作中都要考虑这项风险因素的影响，并加快风险控制能力的建设。
财税:增大民生财政支出 改革的最好时机
2007年税改深度推进，2008年在此基础上，增大民生领域的财政支出，同时继续推进税制改革
“建立和健全有利于促进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推动科技进步、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财税体制”，作为党的十七大报告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具体要求，看似简短，却蕴涵了从
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到运用财政税收政策如出口退税政策等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资源集约利用，开征物业税、调整资源税，完善地方税收体系等诸多内容。但是，现阶段的财政改革既不可能单兵独进，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如何选择适当的时机适时推进是关键。
2007：税收猛增，税改稳进
2007年是我国财政收入大幅增长的又一年，预计全年的财政收入将突破5万亿元，与2006年相比增收了1.2万亿元，增收的财政收入相当于1999年全年的财政收入。近年来财政收入的高位平稳增长，为财税改革创造了有利时机。
对于财税体制改革而言，新一轮税制改革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新一轮税制改革重头戏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两税合一”改革，终于在2007年完成了立法程序上的工作，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将在2008年正式实施，并将为推进新一轮税改奠定基础。
在2007年，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另一重要内容，增值税转型扩大了试点覆盖面，而物业税的探索、资源税的调整等也在积极推进中。
随着2007年9月初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批准安徽、河南、福建和天津4省市为第二批物业税“空转”试点地区，物业税的试点范围已从六处扩大到十处，这一税种被视为有利于增强地方政府的财力。
但一些税种的改革推进还受到诸多其他因素的掣肘。例如燃油税，燃油税从1994年被正式提出，即开始了漫长的筹备工作。在中国税制改革进程明显加快、节能环保被提到政府业绩考核指标的背景下，一度有消息传出，燃油税将从2008年1月1日开始试行，但在国际油价一路走高、国内CPI也居高不下的现实情况下，其推出只能在明年另择时机了。
另一迫在眉睫需要推进的是改革资源税制度。业内人士透露，目前资源税改革已基本达成了共识，方案设计层面也基本没有障碍，正式推出的日期不会太远。
事实上，今年资源税税额的调整一直在进行中，从2004年起，陆续调整了煤炭、原油、天然气、锰矿石等部分品目的资源税税额标准；2006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又取消了对有色金属矿产资源税减征30%的优惠政策，恢复全额征收；调整了对铁矿石资源税的减征政策等；到2007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又调高了焦煤资源税税额，并对盐资源税税收政策进行了调整，但因只是小幅、局部调整，其作用有限。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李贞认为，要改变资源税率过低导致市场价格扭曲的问题，应改“从量计征”为“从价计征”，同时，应扩大资源税目，稀缺资源都应纳入其中。
除了税制改革，在财政深化改革方面，在巩固和扩展部门（综合）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集中采购等改革成果的同时，2007年，还在“乡财乡用县管”、“省直管县”等体制创新，和“三奖一补”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管理创新，以及政府收支分类等技术创新的方面有所推进。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介绍，全国已经有28个省级单位推行了乡财县管，这在全国来说，占了绝大多数；有18个在积极地推行省管县的改革。这两种试点的管理方式，在实行过程中，其实并没有硬的障碍。这对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问题，化解基层财政困境是积极有效的尝试。对于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健全中央与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来说，也有积极的意义。
2008：民生是财政支出主题
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2008年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在继续合理把握财政支出规模的基础上，将着力促进结构调整、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同时，还将通过财政税收政策进行收入再分配，调整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具体表现在：
首先，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李贞认为，考虑到改善民生、经济结构调整、节能减排、重点建设等各项工作都需要财政的大力支持，明年财政支出还会比较大，但稳健的财政政策体现在支出结构的调整上，尤其是对民生投入的加大。比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廉租房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等。
随着2008年的临近，一系列改善民生的新举措正陆续出台：劳动保障部要求缩小退休人员养老金差距、财政部和教育部则在近日调整完善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增加了免费提供教科书、增加寄宿生补贴等更多扶持农村教育的政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明确提出要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包括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加大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力度，全面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要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加快廉租住房建设，改进和规范经济适用房制度，着力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
其次，针对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局面，要提高需求拉动的比例，让内需拉动成为主要动力。一方面，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调节收入分配。另一方面，财政支出也更多偏向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增加公共消费，比如公共医疗卫生的投入即是方向之一。李贞认为，对基本的公共服务的投入将更加力求公平化、均等化，将加大对中西部尤其是农村的基础建设的投入，以缩小城市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公共服务差距。
第三，通过调整财政支出影响经济结构调整。通过财政支出对不同的产业和领域进行调控，例如，向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的产业企业倾斜，关闭高污染企业等，建立环境保护激励机制；2007年以来，虽然节能减排初见成效，结构优化效果明显，但是很多结构失衡的问题依然存在，需要通过财政政策的调控进行进一步的调整。例如，通过出口退税尤其是取消高耗能产品的出口退税，促进增长方式的转变。据统计，2007年全国调整取消了533项产品的出口退税，2008年这一力度将会加大。
深化财税改革的好时机
受访专家表示，2008年财税部门将力求处理好稳定物价和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的关系，对扭曲较大的资源性产品价格适时进行必要调整。同时，完善出口退税和关税制度方面的区别对待政策；激励企业自主创新并加大相关投入的力度，以支持增长方式转变，节能降耗，减排防污。
但是，对于在企业所得税“两税合并”通过人大审议之后，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增值税转型的改革，李贞表示，考虑到财政的承受能力，2008年全国推开的可能不大。
作为我国第一大税种，增值税目前占到全国税收收入50%左右，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可以避免重复征税，最大限度地减少税收对市场机制的扭曲，但前提是在各个地区、各个行业广泛使用。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安体富教授积极呼吁在全国稳步推进，他表示，增值税不适宜被当作优惠政策逐步扩大试点，这样会滋生各种形式的避税、骗税行为，增加税收征管的难度。
在安体富看来，在我国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度增长的条件下，对于由增值税转型带来的收入减少，财政是承受得了的。如果不能承受，还可以实行分年度按比例抵扣、逐步到位的办法。比如，第一年抵扣50%，第二年抵扣70%，第三年全额抵扣。或者，借鉴国际经验，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比如，可以在过渡期内暂时提高增值税税率，或者临时开征一种附加税，过渡期结束后再予以取消。
有关专家认为，从2008年的情况看，考虑到改善民生、经济结构调整、节能减排、重点建设等各项工作都需要财政的大力支持，国家财政将继续安排一定规模的赤字和长期建设国债，也将严格控制减免税。
“资源税的调整，有可能会加快推进的步伐”，李贞认为。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苏明副所长透露，国家正在研究制定中的改革方案包括：计划提高资源税征收标准，并将从量计税改为从价计税；要求无偿占用矿业权的个人或单位交纳探矿权和采矿权的费用，取得的费用由中央和地方按照比例分成；对能源产品的使用单位征收能源税，促使其节约能源。
苏明认为，自2005年以来，我国能源财税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支持节能减排工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展望未来，在加强能源投资及加大对国家能源基地支持力度的同时，还应该完善环境税费政策，提高排污费标准；加快推进资源税费改革，建立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保护机制；充分利用财政补助和贴息等财税政策，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积极推进包括所得税、进口税在内的节能财税政策体系的建立。
除此而外，李贞指出，2000年以来陆续推出的包括政府收支分类管理、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等在内的财政改革举措，正在不断深化中。而纵观近年来国家财政改革的过程，一个明显的趋势是，越来越多地向困难群体、向经济落后地区予以更多支持。
房地产:连续调控政策累积下 供应格局明年有变
连续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累积之下，2008年住房供应格局或将有变
在2007年一路走高的房价，接近年底时终于有了些踟蹰：北京、深圳、上海等一度房价疯涨的城市，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交易量下降现象，关于在一系列的宏观调控下，房价是否已经出现拐点的讨论开始热闹起来。
2007年：涨幅猛，调控紧
来自国家发改委的统计显示，今年11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同比上涨10.5%，深圳、北京10月份新建商品房涨幅分别为16.8%和17.8%；一些二、三线城市房价涨幅也在加大，乌鲁木齐、北海10月涨幅分别为18.5%和17.7%；与此同时，长三角地区部分城市房价出现回升势头。
与房价蹿升相应的是，2007年紧锣密鼓的房地产调控。
首先是收紧消费环节的信贷闸门。央行今年连续5次加息，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并与银监会联合下发了提高第二套房首付比例及贷款利率的通知。
其次是加大供给环节的调控力度。一是对土地增值税进行清算，向企业征收30%～60%不等的土地增值税；二是限制开发商囤地，规定受让人必须付清整宗地全部土地出让金后，方可领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阻止开发商蓄意囤积土地的行为。
与此同时，在商品房供应结构和闲置土地清理上，强化了2005年、2006年新老“国八条”的主要调控精神，内容包括保证保障性住房供给、保证90平方米以下的中小户型供给，以缓解市场上中低价位住房供不应求的局面。
在强化了“90平方米70%”的导向作用同时，2007年底还颁布了《廉租住房保障办法》和《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以此保证中低收入者住房，抑制房价。据统计，目前经济适用房投资总额为6.18亿元，虽同比增长较快，但其占住宅和商品房投资总额的比例仍不到5%。
2008年：供应格局或将改变
2008年的房地产市场将面临两大问题：其一，自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以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经历了近十年的涨势，在连年的调控政策积累下，2008年会不会是调整的拐点？
其二，对于如何解决中国的房地产问题，温总理在新加坡发表演讲表示，在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前提下，采取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和市场调节三种方式扩大供给。有媒体将这个政策阐释为“有可能把大多数城镇居民从高房价当中解脱出来”。而主管部门建设部也曾表示，未来三年内，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投资将呈翻番趋势。果真如此的话，将彻底改变目前房地产市场的供应格局。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以目前投资额度占住宅和商品房投资总额不足5%的经济适用住房而论，欲在近期改变房地产市场的供应格局是远远不够的。而将廉租房、经济适用住房的资金来源、供应方式、供应对象等实际操作中的细节问题加以明确，更是确保国家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的必备条件，所以，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包宗华认为，住房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将是2008年的主题。
从我国目前的状况来看，一方面国民收入水平还达不到大部分人都能够实现市场化购房的水平；另一方面，政府的财力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满足全部住房困难群体实现政府性保障的愿望。因此，对于未来我国住宅体系，专家们认为将由三大部分组成，即一部分人群完全由政府解决住房问题，一部分以市场方式解决，中间部分以市场和政府补贴相结合，从而将我国住房体制和保障制度覆盖至全部人群。
包宗华指出，当前来看，对住房保障是政府应尽之责已经形成共识，关键是怎么尽责的问题。在他看来，在现阶段，要以中、低和最低收入者为重点，扩大廉租房、经济适用住房等保障性住房的覆盖面。同时，政府应严格调控其套型、房价和供应对象。
一是大力发展廉租房。国际上廉租房占住房存量的比重一般不超过5%。但我国目前的状况是远远低于这一比例，所以，2008年我国将加快健全廉租住房制度的步伐。
二是大力建设经济适用房。从2008开始，政府应当努力增加中低价位、中小户型普通商品住房的供应。
三是高档住房采取市场调节方式。高档房市场将主要依靠市场调节，但是必须从我国人多地少、经济实力不够强的国情出发，大力抑制住房投资需求的过度膨胀，合理调控大套型高价位住房的建设比重。包宗华建议，对今后建设和购买大套型高价位住房收取高土地出让金、高房地产开发税和高物业税、对买卖第二套住房“增”税。通过收“高”物业税，既增加政府收入，同时抑制投资需求，缩小大套型高价位住房的建设比重，最终实现房价的稳定。
扭转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 切好财富分配蛋糕
收入分配，民心所系。为扭转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党的十七大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指明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方向。
在2007年，我国政府又出台了一批旨在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利好政策，比如连续3年提高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建立“全覆盖”的社保体系、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将低收入者纳入廉租房保障范围、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建立农村低保制度等等。
然而，调整收入分配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领域政策的统筹协调，有序推进。
迈向2008年，对一些现行的政策和制度资源在缩小收入差距上的可利用空间，更需要用好用足。
在这方面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一些涉及收入分配的部门权力受限，一些不受重视的软政策没有得到有力执行，一些障碍性的政策甚至还在加剧收入差距。比如《劳动法》《工会法》执法不严，劳动保障监察、工资监控实效不足，户籍制度阻碍劳动力流动、歧视性收费影响创业……
概括地说，在现行政策中，有大量涉及收入分配的“软政策”落实不足。软政策之所以软，在于执行不力，而执行不力则大都源于认识不到位、重视不够。
缩小收入差距是一个系统、长期的任务，需要自上而下统筹各个环节政策。在新政策不断出台的同时，还要注意对现行政策的完善。这里，惟有把保障广大群众的就业权、收入权等摆在更重要，直至首要位置，软政策才能硬起来，才能充分发挥公共政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能量。
就业质量:分配第一切入点
只要落实好8小时工作制，就能腾出更多的工作岗位，让更多人口参与分配
“听说北京市又要限制出租车数量了，不知道活儿能不能好点？份钱会不会增加？”
快到年底，北京出租车司机何师傅一如既往，每天要干到13个小时以上，“8小时之内都是给公司干的，之后2小时跑‘油’钱，然后才是给自己挣口饭吃”。他这话，本刊记者听很多出租车司机说过。
现在，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七成以上是郊县农民，取代了原来的城里人，“城里人受不了这份罪”。
在改革开放初期让人眼热的出租车司机，现在已成了“苦活儿”：严重超时工作，饮食不规律，体力透支，慢性病比例偏高，平均上交公司5000元，自己收入2000元。“我这是拿命换钱呢”，何师傅说。
每个司机都可以按《劳动法》的要求，每周工作5天，每天工作8小时。“可以休息呀，没人拦着你。可车份儿钱谁交啊？”何师傅自嘲。
看起来体面的工作，却没有带给劳动者体面的生活。
在2007年金秋举行的十七大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并提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
何师傅不懂什么是“收入分配”，他最关心的是，能不能调整份儿钱？这样就可以缓口气，“有活儿我也不拉了，让别人干吧”。
没有就业，就没有分配。而当前就业质量低下，正恶化着分配条件，“一方面我国每年至少有1100万就业缺口，大量劳动力闲置；另一方面超时工作普遍存在，一个人要干几个人的活，劳动违法现象突出。”一位在中央政策研究部门的专家说，“扩大就业，提高就业质量，是缩小收入差距的第一切入点。”
“出租车模式”：政府越位明显
同样在北京，不同的出租车模式，完全是不同的生存状态。
有人在网上提问：“北京出租车司机月收入多少？”
一位网友回答：“我老公就是的哥，每天早10点出去，下午6点吃晚饭（消费10元左右，30分钟结束），凌晨2点睡（在车上睡，不回家），5:30起，到早9点左右，加油150元左右，平均每月收入3900元。”
“干得够狠的”，一位老司机这样评价。
有人测算，出租车司机一年的工作时间是585个工作日，等于一年要干其他人两年半以上的活。
“每天十几个小时蜷缩在狭小的空间内，能不得胃病、腰椎病、颈椎病、前列腺炎、痔疮吗？”一位刘姓的哥说。北京卫生局的跟踪调查发现，北京出租车司机的脂肪肝、高血压、高血脂等疾病的患病率高于一般的体检人群。
与这些的哥的辛苦相比，北京石景山区的李师傅要轻松得多，“我上午拉3个小时，中午回家吃饭休息，下午再拉4个多小时就结束，每月挣个三四千吧”。
李师傅是北京出租车市场上“自己给自己打工”的稀有物种——“个体出租”。
目前，北京营运的在册出租车为7.6万辆，其中7.5万辆为“公司出租”，“个体出租”只有1000辆左右，而且早已不再发展。二者的最大差别在于，前者雇用的司机要向公司交份儿钱，而后者不用。
2006年4月，北京市规定，北京的个体出租车经营指标不能继承和转让，只能自动注销。这表明，“公司出租”模式将独占市场，不交“份儿钱”的出租车司机将慢慢消失。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部部长丁宁宁认为，这种出租车模式纯粹是“法定垄断”，政府部门与垄断企业形成了部门利益。
这种利益严重扭曲了收入分配，并对就业岗位形成了“政策性挤出”。
从就业角度看，出租车业准入门槛很低，特别适合城市低收入、下岗失业人群。如果不交份钱，出租车司机完全可以每天只工作8小时，挣的钱一样多。“那样还会腾出4万个就业岗位”，有专家说，“让他们参与到社会分配中。”
“出租车模式”抑制和消灭了这些潜在的就业岗位。
类似“出租车模式”的，还有医院的“护工”，工作时间长，还只能得到病人付费的一半；火车站“运货工”，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大半收入上交火车站。
保姆模式：政府该做的很多
相对于出租车模式的“政策分钱”，更为个人化、市场化、规模也更大的保姆行业，则缺少政府必要的身影。
“都说保姆的活儿不好干，我觉得不是。”北京市43岁的马女士下岗后，很快通过社区内的爱侬家政服务公司找到了一个看小孩儿的工作，和雇主相处得很好。
爱侬家政的工作人员说：“北京本地的好保姆非常紧俏”，一是家在本地，雇主放心；二是年龄适中，看孩子有经验；三是素质较高，能熟练使用家电。“这些都是外地保姆没法比的”，家政公司表示。
信任感、经验和素质，至今仍是城市保姆市场“供求两难”的三道坎儿。
大中型城市双职工多，工作紧张，独生子女进入生育年龄等因素，客观上形成了庞大的家政服务市场。
但大量农村保姆难以融入城市人的家庭生活。比如没人担保，没经过基本的培训，一些保姆很难担负家政工作。
不少保姆则表示，这个工作门槛低，但真正做好并不容易，有些雇主比较挑剔，难“伺候”，让她们有屈辱感，不太愿意从事这个行业。
这正是政府可以发挥主导作用的部分。比如，政府发挥组织优势，以社区、街道、劳动力市场等做好前期调查，以“准政府背景”为保姆做基本信用担保，同时保护保姆权益，就会极大提升双方的互相信任感。
再如技术培训。目前，我国政府免费提供的就业培训和指导已经开始覆盖全体城乡居民，输入输出地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初步的免费就业培训，使初次进入城市的保姆能熟练使用家电、会说普通话、有基本的烹饪技能等。
这只是一个例子。总体而言，政府有针对性的投入目标和投入力度都可以大大增加。
劳动双轨：涉及面最大的就业不公
《劳动法》明确规定，“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同工同酬。”但在现实中，同一单位，干同样的活儿，农民工和城镇工、“编制外”和“编制内”，收入会相差数倍。
“虽然我们的工作非常辛苦，拿的钱也不多，但是跟厂里招来的那些农村女孩子相比还算是好的”，尹女士是天津一家国有棉纺厂的老职工，“至少我们退休之后还有养老金，而她们连社保都没有，每月只有几百块钱，没有加班费，还随时可能被辞退”。
此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曾就“同工同酬”对43家大型国有企业进行了调研，发现所有企业都或多或少存在同工不同酬现象。山西一家国有企业，从事相同工作的正式工和临时工的实际收入差距高达10倍。
“大家都觉得垄断行业的职工工资高，而实际上即使是在垄断企业内部，不同职位、不同身份的工人在收入分配上也有很大差距。”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青连斌教授说。
调查显示，石油、电信等垄断行业内部的收入差距已经接近5倍，差距最大的为石油行业，个别企业最高收入者与最低收入者的差距接近100倍。
之所以存在双轨就业，一方面是我国向市场化就业转轨仍不完善，一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仍然保留“编制”体制；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城镇工和农民工、编制内和编制外的区隔，为企业降低人工成本提供了借口。
“就业双轨制的存在，说明我国用工体制改革还远未结束，还要继续采取措施打破僵化的固定用工体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说，虽然《劳动法》对“同工同酬”规定得明明白白，但是在具体的实施中还缺少详细、可操作性的规定。
而最大的“双轨制”体现在城乡劳动者的不同待遇上。
在所有编制外的非正式工中，农民工的境遇是最差的。户籍决定了他们大多是临时工，不少企业农民工劳动报酬与同岗位城镇职工工资相差1倍左右；一些企业还可以不考虑农民工的养老、住房、医疗、失业等问题，将人工成本压至最低。
农民工的超时加班问题非常严重。一项调查显示，珠江三角洲农民工每天工作8小时以下的仅占19.4%，每天工作8到10小时的占44%，每月没有休息日的占到了近一半。珠三角某地工会的职工维权法律法规宣传服务活动走进社区、现场接受农民工咨询投诉时发现，七成咨询者最关心加班问题。
“现在各地都实行了最低工资制度。以东部某城市为例，最低工资是520元，但这是以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5天来计算的。”青连斌教授给记者计算，现在农民工每天工作11个小时，每周休息半天的情况比较普遍，如果按此推算工资和加班费的总和，那么当地农民工的最低工资应该是1200元～1500元才对。
目前，我国农民工在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达到57.6%，在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达52%，一半以上的劳动者收入过低，是收入分配最大的“瓶颈”。
“过劳死”：白领也收不抵支
2007年7月18日，年仅26岁的华为员工张锐自缢身亡，他生前曾多次向亲人表示工作压力太大，并两度要辞职。8月11日，华为长春办事处一名员工跳楼身亡。去年，华为员工胡新宇的“过劳死”话题也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
且不论华为公司及其企业文化与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是否有必然性的关联，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却显现了中国白领的典型工作环境。
高薪、时尚、高级写字楼——“白领”是理想工作的代名词。但是白领的另一面却是超时工作和巨大的工作压力。
在某国有控股集团公司工作的白领小胡，每天下班的时间不会早于18点半，周末至少有一天要到公司加班。他说，“虽然规定下午5点下班，但手头的工作实在做不完。就算你有急事，可领导不走，其他人也都不走，你一个人走就会反倒显得很反常。”
一项调查显示，IT行业内普遍存在着工作超负荷现象。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者的比例高达77.8%，95%的公司白领处于亚健康状态。
慧聪网关于“你认为过劳死的原因”的网上调查结果显示：65.38%的网民认为是心理压力过大、认为过劳原因是工作时间过长的占23.08%。
与农民工超时加班不同的是，一些制度比较严格的公司会给白领发加班费。但是长期超负荷加班无疑是对劳动者权益的侵害。
为保护员工的休息权，我国《劳动法》明确规定，加班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特殊情况下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且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
受访专家指出，如果《劳动法》关于8小时工作制和加班的规定得到有效执行，杜绝严重超时加班，就不仅可以在不降低待遇的前提下减轻白领的工作压力，而且可以腾出一部分工作岗位，用于扩大就业，增加社会中等收入者的比重。
社会政策“软腿”多
软政策硬度不够，是因为执行不力，而执行不力源于政府部门“站位”不正
“即便劳动合同法还没有施行，劳动法和工会法还是一直发挥效力的！无论什么性质的企业，只要在中国，就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刚从各地调研回京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部长刘继臣，非常愤怒。
近期，广东、海南、江苏、四川等地的一些企业采取劝辞职工、逆向派遣、经济裁员等方式，企图赶在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前规避相关法律责任，在某些地方引起连锁反映，形成一股“劝辞风潮”。
刘继臣向《瞭望》新闻周刊表示，在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前，全国总工会和各地方工会将根据劳动法和工会法的相关规定，采取措施坚决抵制某些企业规避法律责任、损害劳动者权益的违法行为。
劳动法和工会法在执行中力度不够绝不是孤例。义务教育法颁布多年，但如今仍有因贫困而失学的中小学生；社保政策一项项接连出台，也免不了要面对保险覆盖面过小的现实；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在2004年就开始实施，但直到现在职能部门只能做到对10%的企业履行职责主动监察。
市场经济有利于资本，因此，政府调节就成为维护社会公正的关键。但是，一些地方的“政府发展主体”，经常偏向资方一边，损害了劳动者的利益。
只有当政府依法保护劳动者，才有可能充分调动、发挥现有政策资源的能量，让“软政策”硬起来，以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方式，促进收入分配格局向着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转变。
劳动监察“缺兵打仗”
与环境保护一样，我国劳动监察也面临“软腿”缺陷。
根据我国法律，劳动监察部门应主动与法院、公安、工商等部门协调，形成综合治理机制，加大对企业收入分配监督的力度，严厉查处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问题。
然而，当我国劳动案件正以年均超过20%的速度猛增时，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却出现了“缺兵打仗”的尴尬局面。
目前，我国劳动监察员和劳动者的比例是1:20000，而这一比例在发达国家为1:8000。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劳动保障监察的职能拓展，劳动监察的范围迅速扩大到乡镇企业职工以及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现有的监察力量已经不堪重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法制司副司长余明勤说：“目前，劳动保障监察部门能够履行职责主动监察的只能覆盖10%的企业，大量案件忙不过来。”
然而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重视。比如在广东省东莞市，务工人员近500万，劳动保障监察员只有三十多人。相比之下，广州市番禺区仅城管监察人员就有163人，安全监察人员250人。
由于缺少必要的工作条件，劳动监察部门往往难以在法定的办案时间内结案，常被诉“行政不作为”。深圳市宝安区劳动局副局长许进说：“去年，劳动监察大队对违法企业下发了1600多个行政处理决定书。但是却因‘行政不作为’被起诉了260多次，绝大多数都是我们败诉。”
此外，与环保一样，劳动监察也面临“地方保护”障碍。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法制司劳动关系协调处处长桂桢说，有的地方劳动监察人员到企业执法后，被有关政府部门叫去谈话，有的监察大队大队长被免职，在突发性事件中，劳动监察人员还曾被公安部门“误抓”。
同时，劳动监察部门的执法手段非常有限。余明勤说，企业不和劳动者签合同，行政处罚是2000～20000元，这对企业没有威慑力，有的企业甘愿被罚。
与劳动监察比较相似的，还有社保稽查等与社保政策紧密相关的执行、监督环节。现实中，参保者可以用医保卡买到洗发水、保健品；医保定点医院违规套取医保基金；一部分企业不给职工上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基本社会保险；社保基金安全也频亮红灯。
工会：维权手段尚未用足
3年前，北京一家中日合资企业的工会主席唐晓东，因向卫生部门举报公司职工用水不净而被开除。2007年11月，历经了3年艰苦的仲裁和两审判决，唐晓东终审胜诉后要求回到原公司工作，却仍遭拒绝。基层工会干部维权之难令人咋舌。
在劳资双方的博弈中，劳方必须组织起来增强谈判能力。在我国，这一组织渠道主要是工会。因此，工会在推动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企业收入分配秩序、实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解决职工工资拖欠问题中，应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是，我国工会尚未实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转型。如国企工会行政化、后勤化，外资和民资企业中工会组织不健全，工会维权手段有限。
基层工会维权困难，已经受到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高度重视。日前，全总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孙春兰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表示，将实行上级工会保护下级工会干部责任制，建立保护工会干部专项经费等制度，为基层工会干部依法维权提供法律政策和经济保障，鼓励和支持工会主席特别是基层工会主席敢于维权、善于维权。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用好用足现有手段。现有法律法规已经对工会维权设计了一定的制度空间。
在此次规避劳动合同法风波中，某大型零售企业全球采购系统设在深圳、上海、东莞三地的分部，在今年10月间同时宣布裁员共93人，并书面通知将被裁减的职工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间。
根据《工会法》第二十一条，“企业单方面解除职工劳动合同时，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工会认为企业违反法律、法规和有关合同，要求重新研究处理时，企业应当研究工会的意见，并将处理结果书面通知工会”。
刘继臣表示，据此可知，这家企业没有履行法定程序，工会将坚决依法要求其纠正。
同样依据第二十一条的有关规定，全总要求各级工会支持和帮助在此次风波中权益受损害的职工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并及时提供法律援助和服务。
《劳动法》第八十八条也规定“各级工会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
因此，全总要求各级工会对此次风波中用人单位强迫职工辞职，要求职工转换“劳动用工身份”或违法经济裁员的，要积极向党委、政府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配合劳动行政部门依法严肃查处。
诸如此类可作为工会维权的法律依据还有很多，如果将这些法条用足，工会就可以在现有制度内发挥更大的权威维权作用。
此外，受访专家指出，现有工会政策体系中还有几个必须做实的制度。其中，首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让职工参与到企业的管理和有关决策，特别是关系到职工切身利益的决策过程之中。
其次便是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以双方平等对话和协商，促动劳资共决，使职工工资随企业效益提高而增长。由此，工会才有可能在职工维权中以更加强硬的姿态出现，切实保护职工权益。
同步政策要显效
2007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总额突破2.6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0.6%，预计全年超预算收入7000亿元。今年全年，国有企业利润总额将超过万亿元。但前三季度职工工资的增长速度为18.8%，远低于同期企业利润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
长期以来的低工资，使占人口多数的劳动者分享发展成果不足。针对此，十七大提出要“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青连斌教授说，所谓正常增长，至少包括两个因素。一是要求职工的工资至少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增速保持同步，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二是要考虑到物价上涨因素。应该说，推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的落实，是提高中低收入者，尤其是低收入者收入较为直接的手段。
此前，与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相一致的政策已经陆续出台。比如，自2005年起，我国连续3年提高了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2007年，国家决定将再次连续3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而且增幅高于前3年水平，并继续向有高级职称的企业退休科技人员以及退休早、基本养老金相对偏低的人员倾斜。
还有一些同步政策显效更快。为缓解近来副食品涨价对城市低收入家庭的影响，根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8月份各地按每人每月不低于15元的标准增加了城镇低保对象的实际补助，其中北京、天津、上海分别将低保标准提高了20元、30元和30元。为此中央财政下拨了59亿元的补助资金。根据8月份食品价格继续上涨的情况，国家决定从10月份起给城镇低保对象再增发3个月每人每月10元的临时补贴。
如果越来越多的“同步政策”能够被做实，真正显效，就可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
在中国现有的政策体系中，还有很多需要硬起来的软政策，比如从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进而提高劳动力价格的角度来讲，保护知识产权和鼓励自主创新同样需要“硬起来”。再如，为更精准地使用税收手段调节收入差距，避免“逆向分配”，准确度更高的个人收入和财产统计制度等基础性政策也必须精确有效。
软政策硬起来的关键在于执行力。在这里，各级党政部门落实科学发展的力度决定了“软政策”的硬度。
全程促进公平分配
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制度，需要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各个环节全面调整政策
当前，造成分配不公平的原因很多，其中，直接原因主要是收入分配及其相关制度不完善、有缺陷，并表现在生产、交换等各个环节。
生产和流通环节都影响分配
分配与生产、交换和消费不可分割，因此，这些环节上有关制度的缺陷都会影响分配公平。
生产环节主要是要素配置制度不够合理。
资本要素配置制度不够合理。比如一些中小企业投融资机会明显少于国有大公司，或者缺少流动资金，或者缺少投资机会，不利于中小企业的生产发展和效益提高，直接制约了中小企业劳动者收入的增加。
土地资源配置制度不够合理。一方面，用于建“廉租房”的土地配置偏少且不到位，影响了“廉租房”建设，而一些城市别墅区、高级商品房用地配置过多，一定程度上抬升了房价；另一方面，各类房地产商在获得建房用地方面的机会不平等，地块、地价差别大也使房地产企业之间很不平衡，直接影响到其后续交换、分配环节，也会影响公平分配。
矿产资源配置制度不够健全。特别是前几年某些地方的煤矿等资源，被少数煤老板低价购得采掘权，低成本过量开采、无序开采，很短时间就获得暴利，同时破坏了当地生态环境，并往往造成重大安全生产事故。
商业信息资源配置制度不健全。公开、透明、及时、便捷的信息传播、了解渠道尚不周全，使各种经济组织在获得商业信息方面处于不平等地位，有社会背影、政府关系的企业往往能通过提前了解重大商机而获取大利，而没有背景和关系的企业则处于无力竞争的地位，影响他们的生产发展和效益的提高。
劳动力资源配置制度不完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在一定程度上仍受到某些政策因素的制约，还无法完全做到合理有序流动，不利于其全面实现优化配置。
在交换环节，则表现在某些交换制度不合理，部分交换渠道不畅通。
某些产品交换上交换双方地位不对等，存在一方限制另一方的情况。比如汽油供应，一些地方就出现了民营加油站由于当地石油公司不供油而无油可销售的情况；又如工农产品交换方面，虽然国家政策明文规定要完全扭转以往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状况，且采取了一系列扶助农业生产的措施，但实际执行中仍有一定不到位情况，使某些地方某些农产品在交换中吃了亏。
就交换渠道而言，一是“软件”方面有问题，某些产品交换还没有形成完善有序规范的供应销售体系，中间环节过多，特别是供销行为不规范，比如医药产品中较普遍出现的商业贿赂行为。众多医药产品供应商要直接通过医生向病患者提供医药品，容易诱发商业贿赂行为。
二是“硬件”方面有缺欠。一些地方公路质量不好，一些道路未全修通，公路运输成本偏高，加大了交换成本，影响了部分生产企业和运输单位的收益。还有的高速公路其投资早已收回，却仍然长期收费，未有效发挥公共产品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功能，而成为了纯赢利单位，加重了流通部门的负担。
初次、再次分配均需要完善
初次分配领域的主要问题是：
一是薪酬分配法律法规不健全，现有法规规章层次不高，效力有限，内容不全，部分法条操作性不强，难以有效规范分配行为和整顿分配秩序。
二是薪酬制度不健全，某些用人单位没有薪酬制度，按行规分配；一些用人单位薪酬支付制度缺乏，致使薪酬支付行为、标准很不规范，由此引发了诸多拖欠克扣工资的问题。
薪酬制度缺陷与不合理用工制度结合，造成同工不同酬。农民工、临时工、劳务派遣工与所谓正式工在同类岗位干一样的活，作一样甚至更大的贡献，其薪酬待遇却低一大块。
一些用人单位相当部分收入未纳入制度规范，形成制度内薪酬不高、分配无序，制度外收入很多，反映出薪酬制度失效。
三是没有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薪酬决定和增长机制。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情况下，“劳弱资强”，劳方不敢谈也不会谈，资方不愿谈且也难以谈得拢，这使得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基本上由资方单独决定，增长慢，水平低，难以共享企业经济效益增长和发展的成果，导致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偏低。
四是收入分配调控体系很不健全，缺乏完整有效的法律手段、经济手段、信息手段以及某些必要的行政手段进行调控。
比如工资指导线指导不力，劳动力市场价位制度失真度较大，人工成本水平数据不准确，漏统计、少统计的情况较多，老百姓对有关薪酬统计数据不认可，与人们的实际感觉差别大；最低工资标准缺乏评估机制，国家对各地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难以作出科学正确的分析判断，特别是对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缺乏有效调节手段，难以遏制行业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
再分配领域的缺陷，一是社会保障制度远未完善。社会保障覆盖面还不大；社会保障投入仍不能满足需要；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如福利制度还有一定逆向调节效用，如经济适用房被不缺房的有钱人通过各种手段买走等。二是个人所得税制度不完善，普通工薪劳动者成为纳税主体，而对高收入者征收不力。三是社会捐赠制度不健全。
首先解决分配、消费环节政策
综上可以看到，影响公平分配的环节很多，涉及的制度也很多，必须统筹考虑，标本兼治，抓住重点，逐项健全，配套改革，渐次推进，逐步完善各项制度。按中央有关精神，当前重点要抓分配和消费环节中的制度完善，接着再抓生产、交换环节中有关制度的完善。
在分配环节，一方面要抓初次分配中有关制度的改进完善。重点一是抓劳资双方协商决定工资及其增长机制的建立。主要是在非公有制企业中，由政府领导，召集私营企业、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负责人，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由各地工会组织召开同区域、行业企业工会或员工代表会议，争取双方达成工资集体协议；对大中型非公有制企业，采取聘用企业外部工资集体协商人员代表员工与企业谈判等方式，解决劳动者不敢谈不会谈等问题，并对实施工资集体协议的企业，研究给予税收减免优惠，从而引导推动工资集体协商机制的形成。在国有企业中，主要协商普通职工工资增长。
二是抓健全用人单位的薪酬分配制度包括工资支付制度，在微观层面夯实及时足额支付工资的制度基础。
三是抓工资立法以及其他宏观调控制度的健全完善，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等上升为工资法律，争取尽快出台《工资条例》；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工作力度，及时查处薪酬分配违法行为，同时进一步健全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价位、人工成本信息指导等项制度，尤其要建立覆盖所有工薪劳动者的薪酬调查制度，为全面正确了解薪酬分配情况提供真实的量化统计分析依据。合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促进企业职工工资增长。同时要大力加强对垄断行业过高收入的调控力度，控制工资水平高于同类人员社会平均水平两倍人员的工资增长。
另一方面要抓再分配中有关制度的改进完善。一是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养老金、失业保险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等，并确保及时足额发放，保证低收入者的生活。在财政支出中明确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支出比例并逐步适当提高，保证社会保障资金来源，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农村转移支付的力度。此外，要逐步解决社会保障中逆向调节的问题。
二是进一步改进个人所得税制度，提高起征点，拉大含税级距，降低中低级分级税率，维持高收入水平段的税率。这样安排，广大中等收入以下的工薪劳动者基本上是象征性地纳税，有利于培养纳税意识，又不承担过大的税负，月收入几万元以上才多征税。同时，抓好对高收入者征税的落实，有效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此外，逐步完善社会捐赠制度。
在消费环节，当前主要是调控居民主要食品价格的上涨，对低收入者实施必要的物价补贴等办法，保证其基本生活；调控房价的上涨；建立某些涉及居民基本生活消费品如水、电、气、公共交通等商品价格调整的论证制度；逐步健全消费信用和贷款制度，采取措施，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
生产环节与交换环节同步启动
在生产环节，一是完善资本要素配置制度，使非公有制企业、中小企业获得与国有企业、大公司相同的投融资机会，做到资本要素配置的起点、过程基本公平，这对于我国扩大就业、发展经济等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是完善土地资源配置制度，重点是建立健全对征地居民的补偿制度，确保他们尤其是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同时健全工业用地、商品房用地的配置制度，保证公正、公平、公开，减少并杜绝各种暗箱操作等行为。
三是健全矿产资源的配置制度，依法、有偿配置，使用者必须承担资源开采、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各项应付税费和支出，同时征收资源使用税，从源头上减少垄断形成的高利润，为后续合理分配、防止行业差距过大创造条件。
四是加快健全商业信息传输制度，政府及有关方面及时公开非涉及国家机密的各类商业信息，促进公平竞争。
五是进一步完善劳动力资源配置制度，继续消除阻碍劳动力资源合理有序流动的制度政策因素，促进全国城乡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的建立，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
在交换环节，主要是健全交换制度，消除其不平等对待的做法，实现公平交换，取消不合理的行政限制性交换，尤其要保证农产品与工业产品交换的公平合理，保护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同时建立健全供销体系。此外，继续加强公共交通建设，规范高速公路等公共产品的收费行为，降低流通环节成本，更好地发挥公共品提供公共服务的功能，促进提高商品交换效率，减少生产部门与销售部门及其各自内部的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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