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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的特点
毛泽东死后，经过一个短暂的过渡期，邓小平重新掌握权力。其经济政策主要是：农村恢复1962年的包产到户试验，废止公社制度，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及推动区域分权制度。包产到户马上使农村经济恢复到1950年代的水平。但土地制度一直没有恢复到1950年代及民国时代的制度。杨小凯，王建国，威尔士(1992)详细记载了中国农村1980年代的制度变化。他们用12个指数描述对四种财产(产品，劳动，土地，金融资产)界定三类权利(使用权，转让权，收益权)的交易效率。中国1980年代的制度变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界定产品的使用权，收益权和界定劳力和土地的使用权的交易效率大大提高，第二阶段，界定产品和劳力的转让权和界定劳力的收益权的交易效率大大提高，界定土地转让权的交易效率也有提高。第三阶段，界定金融财产权的交易效率大大提高，界定土地转让权的交易效率提高。但总体而言，土地产权制度变化相对于产品，劳力的交易效率的提高较小，而影响财产转让权的制度变化又小于影响财产使用和收益权的制度变化。由于界定产权的综合交易效率指数从1979年的0.384增加到1987年的0.642，中国农村的商业化程度也于同期从0.455增加到 0.645。根据杨小凯和威尔士(见Yang, 2001, ch. 16)的产权经济学模型，商业化程度反映了分工程度。而中国农村分工水平的提高，使生产力提高。整个80年代中国农村人均真实收入年均增长率高达9%(Yang, Wang, and Wills, 1992)。
邓的区域分权通过制度化中央和省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而巩固了毛的行政分权。来自税收和国有企业利润的政府收入依据一定的分配规则在中央和省级政府之间划分。在邓的区域分权的早期，固定数量的省政府收入上交给中央政府，在后期，固定比例的省政府收入上交给中央政府。与毛泽东时代不同的是，中央容许各级政府实行层层财政包干。一种中国式财政联邦主义从这个演进过程中出现，它为1990年代中国改革提供了推动力量。在世界银行的帮助下，这种财政联邦主义把地方政府的税收种类和征收机构与中央政府的税收种类和征收机构分离开（Qian and Roland, 1998, Qian and Weingast, 1997)。邓的财政联邦主义和俄国中央集权型的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形成鲜明的对比（Zhuravskaya, 1998 和 Qian, 1999）。这部分地解释了中国和俄罗斯改革绩效的差别。
但是我们不应过高估计邓的区域分权和财政联邦主义对经济发展的贡献。首先，它割裂了市场并增进了地方国有企业的垄断势力（周，1999，何,1997,P206）。因而阻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拉迪（Lardy,1998a，P204）以汽车行业为例说明了这一点；其次，中国的财政联邦主义与美国的财政联邦主义之间的差别极大。从1954年开始生效的户籍制度极大地限制了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自由流动。尽管近来这一制度有了改革，在大城市允许没有永久居住权的移民每年更换暂住证，中国的大城市从农村来的移民还比不上美国的绿卡移民的地位，在中国，移民必须比当地永久居民支付高得多的子女入学费和买房价格。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企业雇用没有当地永久户口的移民会被政府重罚。中国户籍制度演变的一个非常详尽的记录，见程(Cheng,1991)。涵盖了这种制度的最近变化的这个论文的一个最新版本，也能从程得到。
最后，中国有非常中央集权的省政府首脑任命制度，中央政府定期在各省之间轮调官员以确保在地方利益与中央政府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对中央政府绝对忠诚。因此，当1989年后邓出于政治原因故意保持一个弱中央政府时，中国式的财政联邦主义更类似于美国的财政联邦主义，但在后邓时代，当朱熔基总理采取行动增加中央政府的权力时，财政体制变得远离美国的财政联邦主义。由于没有司法和政治联邦主义的配合，中国的市场分割非常严重。美国的司法联邦主义意味着，跨州官司不由任一州的法院审理，而由上诉法院审理。但中国的跨省官司却由告诉方所在省法院审理。省法院一般偏袒本省利益。这使地方市场封锁制度化。例如，上海不准使用湖北制造的汽车作计程车。湖北不准使用上海制造的汽车作计程车。
进入改革时代，中国仍有采取大推进工业化和模仿策略的很大余地，在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行业的高收入比重表明在缺乏私人产权和市场条件下，仍然有模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分工有效模式的空间，但是当苏联开始它的改革时，这种策略的潜力已经耗尽了。
但中国令人瞩目的发展绩效不仅仅是因为模仿老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的潜力，日本、香港、台湾、南韩和其他东亚国家丰富的社会试验也为新模仿策略提供了空间。香港、台湾和其他新兴工业化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了劳动密集型出口工业化新模式的免费信息，这种模式利用发达经济和不发达经济间人均真实收入的显著差异，出口劳动密集型制成品换取资本密集型设备。来自台湾和香港的华商带来人力资本、企业家技能、制度知识和资本，这些对于中国模仿新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极其重要。中国政府也有意识地学习台湾和香港的经验，例如，经济特区无疑是对台湾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的直接仿效。这些特区显著地减少了因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造成的交易费用。外国直接投资者的私人权利在特区内比在东道国的其他地区受到好得多的保护。依照杨的资本和劳动分工理论（Yang, 1999, 也见 Sachs and Yang, 2001，第16章）以及杨和黄的间接定价理论（Yang and Ng, 1995, 也见 Sachs and Yang, 2001, 第8章），这表明外国企业家有强烈激励通过创办企业把他们的企业家技能间接卖给东道国。但直到２０世纪末，中国的加工出口和自由贸易区仍以政府控股的企业为主，政府以地头蛇的身份利用对地方资源的垄断，强迫外商在限定期限内将产品零部件国产化，使外国直接投资制度用来保护外国企业家的知识产权的功能不能充分发挥。
根据拉迪（Lardy,1998）的文献记录，在改革时代，按照产出和雇工水平、雇工比重、收到金融资源的水平和比重，国有部门都在扩张。在最大的特区深圳，国有企业控制着经济。但是，不同于苏联式的制度，中国的不同的政府机构及地方政府之间在经济上有相当激烈的竞争。
中国的市场导向改革最重要特征是缺乏宪政秩序和法治，我们将在后文分析缺乏宪政秩序的情况下市场导向改革的特征。
总结一下，中国1980代和1990年代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主要归功于它落后的起始发展水平和模仿新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模式的新机会，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毛的行政分权和国有企业与对台湾和香港新发展模式模仿的一个混合体。 这个意义上，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不同于在中央计划和企业的统一国家所有权下模仿老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的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不仿效任何资本主义经验的毛泽东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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