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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10月份在新图借来这本书,利用零碎时间,终于将这本很有趣、很丰富的书读完了。
何廉先生1895年出生于湖南邵阳一个农村乡绅家庭,于1975年病逝于美国,享年80岁整。如此高龄,而且作为美国耶鲁大学的海归,他经历了国共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移民海外,经历非常丰富。读完本书,作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学生,对他的印象,立马从经研所的创始人的简单印象开始丰富起来。
作为南开经研所的创立者,何廉功不可没,而且一生牵挂。他回忆了初创时期,老校长张伯苓如何高义,他如何收集研究资料,如何争取美国洛克菲勒基金支持,如何摸索价格指数调查、农村调查和工业调查时的中国化方法,等等。何先生非常实际,他知道那时候中国经济学、社会学人才非常强缺乏,因此他非常注重教学与研究的结合,一方面是培养有实际才能的人才,而是教学相长。另外,何先生是在做真学问,经济学本来就是经世致用之学,他领导建立的科研团队,切实的深入中国(尤其是华北)的农村和工厂,还设立长期的实验站,收集一手的研究数据,了解真实的中国,进而制定有中国特色的教学课程。这都为何廉成为当时的中国一流经济学家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何廉先生在大陆的后十年时间,基本都是在政府部门度过的。1936年,他受吴鼎昌和翁文灏等人的举荐,在庐山受到了蒋介石的召见,从而开始了他在政府工作的生涯。在政府任职,从他个人来讲,那时候华北政治局势危机,他早有离去之意;从学校来讲,张伯苓高瞻远瞩,也希望他在政府就职,以便于以后南开大学生存。
在政府工作的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何廉对每一项工作任务都是非常投入和热诚的。然而,当时中国整个的大局,尤其是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正常的行政官僚制度没有建立,官僚利益集团的腐败,导致事无巨细都要由蒋介石一人决定,在名义组织之外,很多事情却需要通过秘密通道,由蒋介石知晓,然后才能决定、落实。而另一方面,蒋介石设计和认可的计划,到最后都未必能够执行。就是在这样的局势下,何廉对自己从事的政府事业一再的失望,首先是他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农本局全国框架,不到三年时间,最后成为稳定物价的牺牲品。其次,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委托他设计战后经济建设计划,他充满希望的设计了建设大纲,及其各个规划机构,到最后,何廉发现这个规划根本没有公布,更没有办法执行。
对个人关系而言,蒋介石还是非常信任和尊重何廉的,他的学问和做事的态度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政治。个人想要做一番事业,要看准大势,但是,覆巢之下无完卵,到哪里都是一样。
期间,何廉曾经有一段时间是作为独立的个人存在的,尤其是在1946年离开南京政府以后,他一方面在银行和实业公司任顾问职务,以解决收入问题,另一方面,他分别在南京建立《世纪评论》杂志,主要发表政治类文章,在上海建立经济研究所分部,并成立《经济评论》杂志社,发表经济类论文,因为这时候南开大学还没有复校。何廉想做一番事业,在回忆录里他没有提及他内心真实的想法, 他可能是想从独立第三方角度促进政府的政策和建设,但是,他应该知道这何其难也,因为他自己就是从政府里走出来的。
1948年,何廉在南开大学做过4个月的代理校长,这个校长职位的得到,是张伯苓与教育部妥协的结果。当时,张被任命为教育部考试院院长,不能同时兼任国立大学的校长(这时南开大学已经转为国立大学),故张推荐何廉为校长。这时的何廉,指出当时教育界基本上被北大系统治,不管是教育部的朱家骅,还是中研院的傅斯年,北京大学的胡适,还是各大教育基金会的领导,都是北大的人把持,而南开大学当时虽然名声在外,是最著名的私立学校,但是,被认为是专注于职业教育和实用教学的学校,本质上不同于注重人文社会的北京大学。所以,南开大学在当时的国立大学中地位是很低的。1948年12月,何廉还没有展开他的复校计划,北方战事吃紧,他就匆匆绕道香港,去往了美国,从此再没有回来。
在这本回忆录里,由于是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组织出版的,几乎没有出现作者对中共的评论,也没有表露出作者为什么不留在大陆的心迹。“大江大海”,在重要历史关头的去留,不能仅仅是因为战事吃紧,国民党节节败退,很多国民党时期的重要人物在战争中也留了下来,何廉为什么不留下来?我猜想,这本回忆录肯定被删减了内容。
说是回忆录,然而,作者很少交待他的妻子、儿女的事情,显得很缺少生活。这可能跟这本回忆录属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口述史研究计划的一部分有关。纵观他的一生,我觉得他对自己的事业非常自豪,对自己的能力和学问非常自信,而在政治上,他不结党结派,非常独立。就像英雄落幕,经历了动荡的岁月,作者老居海外,总感觉些许的落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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