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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新规范”感言》
卢荻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高级讲师）
2005年6月27日
本周一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中国经济学教育回顾与展望》研讨会，是国内经济学界近期的大事之一，汇聚了全国著名的经济学者、高校经济院系的领导人，期望为中国经济学的未来发展尤其是教育体系制定新的学术规范。会议中各种观点、主张纷陈，不过，其中最突出的是一个共识，即强调新规范应该是经济学的普遍性和中国现实的特殊性并重，惟此才能使得中国的经济学有突破性发展、走向世界前沿。
笔者认为，上述共识的形成和提出是个了不起的成绩。它意味着，作为整体的中国经济学界，其对知识与现实的关系的认识水平，远超过了制度转轨年代的前苏联集团各国的经济学界，也足以与迄今为止的东亚各国各区的水平比肩。须知，在转轨年代，东欧各国的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例如匈牙利的科尔奈、俄罗斯的波伊柯、波兰的温尼厄茨基等等），都是毫无保留地强调英美主流经济学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适用性，以至于所主张的转轨政策、改革措施，都是与任何强调历史因素、现实特殊性截然对立的。
共识之外，今次会议中一众学者的发言，对上述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相对比重、以及谁比谁更根本等等，显然有不同的理解，这是自然不过的认识分歧，也牵涉到下文将论及的现实考虑。或许，可以推至极致，透过下面的问题来揭示分歧的实质和意义，即：是否可以倒过来，将新规范概括为中国经验的普遍性与经济学的特殊性并重，也就是立足于（世界范围视野中的）中国现实吸收、改造、发展经济学？这取决于所谈的是哪一门经济学。会议众人所谈的无疑是英美主流经济学，部分讲者更倾向于在前面冠上“现代”、“科学”等形容词，而笔者的倾向却是在另一边，认为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应该是“有可能”。这样的判断不难找到根据。例如，在主流经济学界中学术地位无可置疑的斯蒂格利茨，就是从中国与前苏联集团的实际经验的对比中，得出主流经济学存在根本缺陷、不能令人信服地解说市场经济的特性的结论。又如，更广泛而言，与中国经验相对立的是全球化年代（也即普遍推行市场化改革的年代）的世界范围的发展的失落，意味着中国经验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具有堪以取经的普遍性。
从上文可以得出的一般结论是，新学术规范的基础，是知识在现实面前、以及学者在知识面前应该抱持开放和谦卑的态度，也即应该是有所坚持与宽容并重，能够理解和尊重对立知识体系、分析框架以至具体论题的相对现实洞察力。由此有可能对与会众人普遍关注的下列三个现实问题作出判断。
一是中国高校学科划分中的“政治经济学”（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分割。与会部分讲者在将后者说成是“科学”和“现代”的同时，还试图将前者概括为“意识形态”和“落伍”，本质上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精神相背离。这种概括显然是建立在对市场经济的特性的特定理解的基础上的，本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单就分析性或现实洞察力而言，英美主流经济学即广义的新古典经济学，其核心理论是个人化理性选择及其均衡，这对于解释经济运行机制具有优势，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客观化制度和范式化技术，这更专注于分析系统的经济变革与发展；而相关学术文献中确实也有种种试图综合对立知识体系的努力，例如比较体制分析理论强调个人化理性在范式化技术条件下的难以实现，后凯恩斯理论强调市场出清式均衡在客观化制度下的不可能和不合理，等等。如此种种，既是意味着“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分割并不合理，有必要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加以综合与改造，同时更意味着在分析意义上谁也没有垄断真理的先天权力。
二是经济学者的本土培养与出国受训。会议中最具刺激性的提议之一，是说应该承认中国经济学与国外前沿水平的差距，因此，中国高校应该减少培养本土的经济学博士，专注于为英美主流经济学重镇输送优秀的博士生。令笔者赶到惊讶的是，这个提议竟然获得不少与会者的正面呼应。然而，且不说这个提议的经济学基础是相当粗糙的比较优势阶段论，根据上文对于知识与现实的关系的讨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只能是立足于现实的自主发展，这应该不是透过压缩本土培训、主要派出学生到国外受训就能获得的。说得严重点，这种提议若是付诸实施，有可能会在意识形态意义上增加了中国经济学变成英美主流的殖民地的危险，就仿如十多年前的拉美和东欧那样，这显然并不是提议的倡导者所愿意见到的。
三是新学术规范的权威性问题。应该说，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需要有相关学术人员广泛认同的、确实是学术意义的规范，然而，即便如此，规范的实施还是必须慎之又慎。一方面，正如前述，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必须立足于现实，没有任何一种既有理论体系（哪怕是世界上的主流）在分析意义上具有垄断真理的先天权力；因此，在中国经济学界甚至教育部门中渐为流行的提法做法，即以英美的标准为标准，以在英美“顶级n大学报”发表论文为物质和权力奖励的依归，以“诺贝尔”经济学奖为知识巅峰，总之就是服膺于全球化的单一的学术规范，如此种种，很有可能与自主发展的需要背道而驰。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学界又是个层级权力深深渗透的领域，学术规范的制定和实施不容易做到民主、平等、公正，也就是难以从根本上做到确实是学术意义的规范。而最令人忧虑甚至恐惧的前景，无疑就是这两方面都推到极致并且互相结合和强化，做到一个学术殖民地所能做到的最糟糕境地。
以上所议，当然也大有可能是杞人忧天甚或无的放矢之语，只是笔者在参与研讨会之后确实“心所谓危”，本着愚者千虑或有一得的精神，提请同事们共同警醒兼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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