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 西 《读书》 2007年第4期
《吕氏春秋》“审时篇”中这样写道:“夫稼者,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农业生产三分天下,天(气候)地(土壤)人(劳动者和管理者)三者的重要性各居其一,而人治方面的措施成败往往关系农业生产的全局,所以尤其被《吕氏春秋》的作者推到了首位。而反过来,粮食也以一种隐秘的方式影响着政治,它们是农民起义的导火索,是乌托邦主义者的政治理想首先要考虑的对象,同时,粮食也是一种隐喻,以粮食特有的方式诉说着历史的真实,创造着世界的政治格局。
粮食、人口与灾荒
中国人口数量在一八○○年前后约为三亿,五十年后,人口数已超过了四亿。尽管古典文献中的人口普查往往被认为可能偏低,但这个数字仍然非常庞大,它所体现的人口规模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费尔南•布罗代尔认为,稻米虽然不是造成人口过剩的唯一原因,但它使人口过剩成为可能。一七○○年前后,日本的人口已达三千万,如果在欧洲只能养活五百万至一千万,这全靠水稻种植和手工农具的改良向这么多张嘴提供了足以维持生计的卡路里。水稻在亚洲的成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需要付出比种植小麦更多的劳动,但非常高产的水稻保证了高密度的人口所需要的口粮。这种粮食尽管淡而无味,却很能果腹,脱粒后用水一煮就会膨胀(三年自然灾难时的做法是饭蒸熟后加一次水再蒸,让米粒继续膨胀,可见这种粮食的可塑性很强),而且每公顷的稻米所提供的热量要远远超过小麦(按十九世纪的水平也要超出五百八十五万卡),这使得单位面积的水稻种植显示出它巨大的优越性。不了解计划生育重要性的农村男女们在农忙之余以生孩子为乐,他们并不认为,未雨绸缪比放纵情欲更值得赞赏。
在时间上真是巧合吗?当中国人口数刚刚超过四亿大关,
清道光十三年(一八二三),全国田亩为七亿四千二百万亩,而人口增至三亿九千八百九十四万二千零三十六口,人均只得1.86亩,清人洪亮吉认为,当时人均有四亩田产才能养家糊口,道光年间的人均数显然已经远低于这个平均值,人口与田亩、粮食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调,革命只是早晚的事。而且道光年间天灾人祸频繁,一方面是鸦片战争的失败使赔款成为压在人民身上的又一大负累,另一方面,天公不作美,道光二十一年刚过了春节,全国各地因灾荒而要求粮食支援的奏折就如雪片般送往京师,《清史稿•宣宗本纪三》上记载的只是整个道光执政期间发生的灾荒的冰山一角:“是月,赈奉天白旗堡水灾旗户。给江苏江都、丹徒二县水灾仓谷,奉天小黑山站丁,江苏庙湾场灶丁,安徽东流、繁昌二县水旱灾口粮。贷湖北沔阳等八州县卫、湖南武陵县、甘肃金州等五州县水灾籽种,江苏上元等十一县、甘肃皋兰县水灾口粮,山西河曲县雹灾仓谷。”
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这年正值大荒,以广东、广西、湖南等地最为严重,村镇间饥民成群结队,向地主索取钱米,地主武装不仅没有像包公一样开仓放粮救万民于水火,相反大打出手,造成多起流血事件。长江流域湖北、安徽、江苏、浙江四省发生一场百年来最大的水灾,没有被淹死的饥民饿着肚子沿街乞讨,常常以草根、树皮和观音土为食,最后奄奄一息,境况惨不忍睹。这些都为洪秀全的革命理论提供了一个被听众所接受的现实基础。尽管积极赈灾,但为此殚精竭虑的道光皇帝仍然没有阻止太平天国起义在全国成燎原之势,在绝望之中,病入膏肓的道光皇帝迎来了他驾崩的日子,这也许是他逃避罪责的最佳方式,虽然这并不都是他的错,当乾隆对清朝人口听之任之时,当水稻为人口的急速增长提供口粮上的便利时,一切都已经向着这一天走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