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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下午举办的中国科协年会女科学家高层论坛上，一组对比悬殊的数据很快抓住了张英杰的耳朵，这位昆明理工大学校长、云南省女高级知识分子协会会长听后意识到，妇女顶起半边天的说法在科学领域只是个“泡影”。
2012年，我国在读女研究生超过84万人，占研究生总数的48.98%，其中女博士超过10万人，占博士生总数的36.45%。同一年的数据还显示，我国高校专任教师中女性有70多万人，占全体专任教师人数的近五成，不过其中具有正高级职称的女教师不到三成（28.57%）。而在中国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最高殿堂——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仅占院士总人数的5%左右。
会场上，张英杰向这组数据的报告人、中国女科技工作者协会副会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高瑞平提了两个问题：女博士多，女院士却很少，原本具有规模优势的女性科研工作者，最终未能转为质量优势，究竟为何？又该怎么办？
根据高瑞平的报告，我国女性研发人员总体数量的确不少，超过115万人，占全国研发人员总数的1/4，总量位居世界前列。但不管是女性所从事科技工作的细分领域，还是所获取的科研资助，比起男性都显得“弱势”。高瑞平说，目前，高校女教师从事的大多是文学、历史、语言等专业的教学工作，女性即使能够从事自然科学领域研究，也多集中在生物学、医学等“硬度”较低的专业，数学、物理学、工程技术等专业仍大多为男性的“天下”。
来自国家自然基金委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4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设立20年来资助3004人，其中女性256人，仅占8%左右。这是一个定位为培养高层次科研人员的基金项目，20年来，杰青中已有143人当选中科院院士，现年60岁以下的166位在内地工作的院士中，86.1%曾获得过杰青基金资助，另有54人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相形之下，女性科学家无论是申请者还是获资助者的情况都不乐观，高瑞平说，这恰好印证了国外相关学者所发现的科学界女性科学家群体的特殊分布结构——“泄漏的管道”，即随着学术地位的提升，女性的人数却越来越少。
的确，女性进入高层次人才队伍渠道不畅的问题并非我国科学界所独有，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那么，既然是世界性问题，难道真的是因女性自身的性别问题，比如人们常说的“女性真的不如男性聪明？”抑或“家庭和孕期拖住女性成才后腿？”
至少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女科技工作者协会会长王志珍看来，前者是站不住脚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篇学术论文说过女性智商低于男性，而且我们还可以昂首挺胸地说，从某种意义上，女性的情商还高于男性。”但她也承认，男女科学家的科研前途差距是在30岁左右拉开的，很重要的一点，女性一旦有了孩子，可能导致她的兴奋点就会有所转移。所谓在28岁～35岁这个科研工作的黄金年龄段，女性虽正值青春年华，但不得不为家庭和子女作出牺牲。
高瑞平不否认这一点，但她认为，在当下中国的科技评价和科研环境中，造成这一问题的更重要原因在于，女性参与科研相关决策和管理的机会“较少”。
具体反映在科学资助活动中，就是进入项目评审、特别是终评环节的女性明显偏少，而且项目资助强度越大，参与项目评议的女性越少。高瑞平说，这很不利于女性活跃在科学前沿并承担大型科研项目。
根据高瑞平提供的数据，1986年国家自然基金委第一届评审组中女性科研人员只有23人，所占比例为4.7%；2008年这项指标为7.1%；在2010年评审组中，女性科学家为141人，所占比例为9.2%；2012年评审组换届后女性比例为10.4%。尽管已经创历史新高，但也只是刚超过一成。
高瑞平呼吁，应让更多女性参与项目评审工作，首先表明女性是科学共同体的一部分，其次可以增强基金委内部的性别平等意识，还可以给女性科研人员提供更多从基金委内部了解资助与评议系统如何运行的机会，帮助其把握更广阔的科学前沿概貌。此外，这也有利于女性科研人员建立自己的社会网络，促进她们的事业发展。
事实上，增加女性评议专家、特别是参与资助决策的女性人数，也是不少发达国家科学基金组织促进性别平等的举措。例如，欧洲委员会于2009年提出将科学基金组织女性评议专家比例提高到40%的目标，以帮助更多女性参与科学资助决策与管理。而在2007年，欧盟25国女性在评审委员会中的平均比例为22%，2010年已显著增长至36%。
当然，这一“治本”的药方并非一蹴而就。毕竟，基金评审的决策圈会涉及一些人的利益，而职称评审的决策圈又牵涉另一些人的利益。于是，高瑞平所在的国家自然基金委决定，从2011年开始，将女性申请青年科学基金的年龄从原先的35岁以下放宽到40岁以下。2012年又将新设立的优秀青年基金申请年龄调整为男性38岁以下，女性40岁以下。近来，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女性资助率（即获资助者占申请者的比例）达到13.62%，比男性还高出3个百分点，改变了过去长期低于男性0.5%～3.9%的局面。更为重要的是，高瑞平说，女性获得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不仅表明她们已成为自己学科领域的学术带头人，而且也为更加年轻的女性科研人员树立了很好的“角色榜样”，激励更多包括年轻女硕士、女博士在内的年轻女性迈入科学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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