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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要素成本越来越高，技术引进越来越困难，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制度的改进，把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桎梏一一加以解除，才是持续发展的硬道理。否则，就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和转型陷阱而不能自拔。正因为经济增长速度没有以往那么快了，我们才要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上动真心思下苦功夫，这样一来，既提高效率，又彰显公平，从而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更高阶段上发挥它应有的积极作用。当然，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键看效率和公平，而不是经济增长。而且，为了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往往会不讲效率，破坏公平，长期下去，会犯颠覆性错误。更进一步讲，宁愿牺牲一点经济增长，也要提高效率，彰显公平。过去，一直喊改革，喊转型，喊调整，效果不是很好，就是因为让位于粗放的经济增长了。可以说，目前中国的最大问题是计划经济的遗留迟迟得不到清除。譬如，集体农地，垄断经营，权力寻租，等等。也就是说，一方面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难以起决定性作用，一方面是ZF权力缺乏约束监督，并不能更好发挥ZF作用。去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别强调了这两点，但问题是如何通过深化改革去践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讲“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九十年代，讲“在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从2013年开始，讲“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ZF作用”，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高阶段。总体看，有一些进步，但略显缓慢。记得，张永生先生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之美》一文中指出，经济绩效好坏的关键，取决于个体是否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取决于是否有一套严格保护私人财产权的法律制度和控制ZF权力的宪政规则。可以说，我完全认同这一观点。更进一步讲，眼幕脚下既是深水区，又是攻坚阶段，更是战略机遇期，不能等待，不能走错，不能大意，改革开放，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新中国，真正兑现人人得以幸福自由的中国梦。
最近，吴敬琏老先生在清华的演讲中谈到了三方面的问题，极为恳切，在文章末尾我把它摘录到这里，供大家思考。
第一，这种过渡性经济的特点就是它既有过去的经济制度的因素，又有未来的经济制度的因素。它有一个此涨彼消，还是此消彼涨的问题。是哪一个因素在成长，哪一个因素在消亡。于是它就存在两种可能的前途，一种前途就是旧体制的统治经济的遗产逐渐的被消除。ZF从它不应该起作用的，主要是微观经济领域退出，去做它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提供公共品。那么经济体制就会逐渐完善起来，就越来越接近于刚才我们所说的以法治为基础的，或者说以法治支撑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新的因素没有能够得到成长，没有能够得到发扬。而旧的体制的遗产变的越来越强势，就会造成一种情况，把它叫做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叫做ZF所主导的那么一种经济体制。在中国的条件下，这是一个很危险的道路，是一个很不好的一种可能性的前途。因为在中国的历史条件，和中国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往往它就会变成权贵资本主义。
第二，一个问题就是增长模式，或者叫经济发展模式。这个粗放的主要依靠投资驱动的这种增长模式，在1995年制定的第九个五年计划，要求转型，要求从这种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到靠效率提高，靠技术进步来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但是因为存在体制性障碍，这个转变始终转不过来。而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所造成的各种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从微观经济来说就是资源的匮乏变的越来越严重，环境的破坏变得越来越严重。从宏观经济来说，货币超发，流动性过剩，资产负债表的负债率变的越来越高，蕴藏着出现经济危机，系统性危机的危险性。
第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腐败。腐败问题从80年代的后期，那时候因为存在着双轨制，也就是说存在着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于是就表现出了官倒。因为有双重的体制、双重的价格，一部分价格是行政控制的，一部分价格是市场的。出现了有权力背景的，利用双轨制，出现了官倒现象。80年代后期官倒现象已经开始露了头。到了二十一世纪，因为行政权力ZF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这种腐败的现象不但没有消失，而且越来越猖獗。二十一世纪以后城市化加速了，城市化加速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在我们的产权制度下，特别是土地产权制度下，就使得ZF手里又掌握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规模非常大的资源就是土地。利用这个土地和用土地抵押取得的资金大量掌握在ZF手里，ZF用这个资金投入来支持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因为ZF手里有大量的资源，所以寻租的制度基础就变的非常的大。ZF加强了对整个经济和社会的管控，就使得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变的越来越庞大，所以腐败的问题也变的越来越严重。发展到二十一世纪出现了普遍的买官卖官的现象，这就意味着寻租腐败活动一直侵入到党政军系统内区域体制中，造成了大众的严重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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