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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金融业道德底线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约翰•普伦德

目前仍不断有消息曝出。大银行因各种恶劣行为而支付的罚金不断创下新纪录，这些行为从违反制裁到帮助避税，不一而足。它们的市场操纵行为不局限在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Libor)，更是延伸到了外汇和黄金市场。这似乎是一种普遍而非偶然现象。即便银行受到了告发后，它们仍不肯收手。我们发现，英国的银行因不当销售支付保护险(paymentprotection insurance)而支付的赔偿款一直过低。

在企业作出所有这些不当行为的同时，公司高层收获了巨大的个人财富，但受到起诉的情况非常少。我们如何能理解这一诡异的反常现象？它让金融体系看上去变成了一个毫无道德的领域。


考察这个问题的一个有效思路，是认为金融体系在任意给定时刻都具有一定的道德资本存量。这补充了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Kenneth Galbraith)的一个观点。他在一本以1929年崩盘为主题的书里主张，金融体系中始终存在一定量的未被发现的资金侵吞，他称之为“侵吞额” (bezzle)，也就是负道德资本。当市场高涨时，侵吞额也会增加。衰退到来时，人们怀疑心态更重，审计变得更深入，侵吞额有所降低。


加尔布雷斯描述了一个周期性现象。但最近这场金融危机以来的事态变化表明，道德资本存量变化的背后也存在一个结构性因素。在企业界、尤其是银行业，道德价值发生了反向巨变。一个原因在于提法不当的“股东价值革命”——家长式企业资本主义已让位于资本市场“高压锅”，后者要求企业高管实现短期盈利的不断增加。另一个变化是企业转向了以业绩为基础决定薪酬，并将激励机制与股票价格挂钩。


这在银行业滋长了一种更重的交易文化，利润与个人报酬越来越产生于拿整个体系赌博。在国际监管机构缺席的情况下，资本的全球流动为银行提供了充足的监管套利机会，有问题的业务总是可以转移至监管薄弱的司法管辖区内。


在国内层面，银行已对业务进行改造，使监管资本要求降到最低。证券化抵押贷款（此次危机中系统性风险和欺诈行为的焦点所在）的大繁荣反映出，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监管资本要求低于常规抵押贷款。就个人来说，奖金几乎凌驾于包括客户在内的一切之上。


只要激励与道德要求相冲突，普通人的正直就将成为只有少数人追求的东西。这必然要产生丑闻。同时，随着银行家与非金融行业高管的薪酬差距越拉越大，商业领袖们失去道德权威，开明资本主义的意义由此降低了。银行业存在正直的人，但该行业变得让那些道德心强的人感到越来越不舒服。


如果说金融界道德资本存量一直在降低的观点是正确的，仅仅通过改变激励——无论多么有必要且用意良好——来培养道德都是不够的。在一个资产回报率多年停滞不前、只能借助杠杆和过度冒险来提高股本回报率的成熟行业里，严重依赖奖金和与股价挂钩的奖励方式，是很荒谬的。只有实施结构改革，使银行业更像公用事业，才能带来道德资本存量大幅提高这一副产品。


同样必要的是不要再沉迷于惩罚公司而不惩罚高管。人们提出的惩罚公司的理由是，这样可以迫使公司转型自己的文化，防止未来发生犯罪行为。这带来的多是表面效果。对银行处以巨额罚款可能是一种更危险的做法。如果罚金高到造成实质性伤害，银行资本金由此受到的冲击，或许会成为一个系统性的触发器。许多无辜的股东和员工将成为受害者。而如果罚金数额不大，则毫无意义。


美国地区法官杰德•雷科夫(Jed Rakoff)认为，惩罚公司在法律上存疑。这是因为，除非你能证明公司的某位经理人犯下了涉嫌的罪行，你不应起诉该公司；但如果你能证明这一点，为何不起诉那名经理人呢？他还认为惩罚公司在道德上存疑，这是因为不起诉犯下罪行的个人，反而惩罚无辜的员工和股东，这似乎与道义责任的基本概念背道而驰。


有限调整“胡萝卜”，使用错误的“大棒”，不是重建道德资本存量的有效途径。必须采取更为激进的办法。
译者/邢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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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道德底线 金融业 protection Insurance Galbraith insurance fal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