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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西蒙•库柏
我支持的荷兰队刚刚赢得了一场不可思议的胜利，而我正躺在巴西利亚的一座游泳池里。树上，热带的鸟儿叽叽喳喳；水里，朋友们在我周围叽叽喳喳。就在那时我得出一个结论：自从1990年以来，我连续赴现场报道了七届世界杯，而这届是最棒的。我的判断公正公平。正如尼日利亚主教练斯蒂芬•凯希(Stephen Keshi)在球队被淘汰后所说：“迄今为止，这届杯赛很棒。”现在要弄清楚的是这届世界杯为什么很棒，这样我们便能总结巴西经验，在2018年的俄罗斯和2022年的卡塔尔加以推广。
第一项因素是攻势足球。大多数世界杯的大多数比赛很无聊。例如2010年，我在比勒陀利亚耐着性子看完了日本对阵巴拉圭的比赛，我常常想：“怎么会有人看这种比赛？”但巴西世界杯在还剩10场没踢之时，总进球数已经超过了2006和2010年两届世界杯。我的理论是，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电视直播渐渐推动足球比赛的观赏性提高。比赛越来越富有进攻性。
这届世界杯成功的第二项因素是巴西。部分要归因于巴西的烈日，尤其是在2010年南非高原的寒冬之后。另一个优势是海滩。当你忙碌了20天后终于闲下来，漫步在午后的科帕卡巴纳(Copacabana)海滩上时，你便意识到，一流的海滩应该成为以后每届世界杯的“标配”，就像一流的体育场一样。2006年的德国则没有这样的配置。
世界杯必备的第三项因素是巴西人。如果你住在巴黎，那么来到一个几乎人人都亲切友好的国度，会让你晕头转向。2002年世界杯，我在日本经受了一种不一样的文化冲击：每个人都彬彬有礼。在巴西，就连军警也会在你路过时友好地拍拍你的背（至少外国白人中产阶级就可能遇到这种情况）。
其实，巴西人给我上了一个月的“愤怒情绪控制”免费课程。如果你像我一样脾气不好，那么现场报道世界杯容易激起坏脾气。缺乏睡眠。过劳。一直在机场和体育场排队，在灯光超强的“体育场媒体中心”被几千名同样疲惫、过劳的同行推来挤去。
有些人发作了。随着世界杯的进行，媒体中心里的争斗越来越常见。但有巴西人在场，你便学会了如何从容应对挫折。预约送你去机场的出租车没来？堵在路上了？休息放松一下。再看看球员们是如何完成愤怒情绪控制课程的。这些年轻人输掉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比赛，被其他年轻人又踢又咬，但大多数人仍然控制好情绪，在赛后相互握手。换做我，我肯定以牙还牙了。（我只是渐渐发现了一个能解决人类大多数问题的方法：耳塞。）
在我飞赴巴西之前，我妻子对我的最后叮嘱是：“别死在那儿了。”巴西谋杀率很高，虽然驾车可能是最危险的事情。但在目前遍布警察、游客云集的区域，还是挺安全的。夜晚的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人头攒动，而约翰内斯堡几乎一片冷清。我不清楚这是不是因为里约和圣保罗更安全，但不管怎么说，感觉不错。
通常，世界杯期间的最佳时刻是短暂逃离世界杯、外出放松的时候。开赛之初，我完成了或许是人生中唯一的一次亚马逊河之旅。我在那里呆了30个小时，大部分时间都在酒吧看球。但在旅途中唯一的那个早晨，我在玛瑙斯市散步，走过一条丑陋的工业街，突然看见这条大河拍打着一条死路的尽头。一个穿着短裤的男人站在水中洗头。公鸡在垃圾堆里啄食。我与他（它）们亲密相处了五分钟左右，然后去观看了英格兰对阵意大利的比赛。
每届世界杯都扣人心弦。它戏剧化地表达了运气在历史中的角色，告诉我们咬人的心理，上演了人类灵光一现的瞬间，让我们窥见了乌拉圭的集体精神，并且短暂地促成了一场全球对话。如果说我感到有什么遗憾的话，那便是乌拉圭主教练奥斯卡•塔瓦雷斯(Oscar Tabárez)说错了——英国媒体并不是控制世界的阴谋集团。如果真是这样，那倒好了。
译者/徐天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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