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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个名为“从宋马之争看浙商生存法则”的浙商主题沙龙上，有人打头炮后，在座的浙商一边倒地炮轰马云，并喊出“马云是小人”“若不改变作风、5年内必倒”的刻薄口号。不知是主办方刻意要达到的炒作效果，还是这些浙商对马云长期不满的集中爆发，反正沙龙现场令人产生几十年前那场运动“批斗”意味的联想，引起了全国各种媒体的热炒。马云投资足球的商业选择，在义正词严的谴责声中被部分浙商上纲上线到义利之争、君子和小人之辩的高度，十分令人玩味。部分浙商在这场争论中的表现也着实让人深感遗憾。虽然这些人并不能代表整个浙商群体。
浙商从萌芽到成为最具当代中国企业家风格和精神的商业文明符号，已届不惑之年。鲁冠球、徐文荣、宗庆后、任正非、郭广昌这些光芒耀人的名字是代表优秀浙商荣光的标签。而马云这位在知识经济大潮中脱颖而出的新生代浙商领袖，因为他打造的巨无霸电商帝国和他所代表的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全新高度，赢得了国际声誉，成为最杰出的浙商代表。
浙商群体进化到今天，或许还出于经济形势的压迫和模式转型的敦促，已经作为一个整体更加关注商业文明的核心价值，更为重视未来市场道路的选择，这是个可喜的文化自觉的取向。但在这次“炮轰马云”事件中，炮轰者和跟风者所表现出来的扭曲，却折射出浙商在商业文明思考上的集体困惑。
与以往每一次聚光灯下的诘责和鞭笞一样，“陪审团”们总是奋力攀爬到道德的制高点上——但是站在高处，也更容易暴露自己。这一次，有的人处于暂时性遗忘状态，忽略了自己的发家史，以指责他人展示道义优越感，全然不顾自身通过“制度捡漏”商海往事；有的人哗众取宠，抓住在正常市场竞争中很难闪现的时机来搏上位，这种现象我们在文化圈、娱乐圈司空见惯了；更不用说有的人秉持娱乐至上的心态，在毫无利益纠葛的圈层外尽情宣泄“羡慕嫉妒恨”的情绪。诚然，浙商文明水准的不断升华，需要理性的义利之辩，需要某种“事件”作为引发群体思想自觉的机缘，但部分浙商所表现的哗众取宠和不是那么理性，还是将浙商群体商业文明素养的良莠不齐暴露无遗。
为什么投资国内另一个省份的足球，就需要向本省的球迷甚至商界道歉呢？为什么进行了初步商业接洽就必须最后签约，否则就是小人行径呢？为什么不和熟人朋友做生意就算踩他一脚，就是没有商德、趋炎附势呢？每一次非理性的指责，拿出来都是一个现代商业的笑话，无论扯了一幅多么耀眼的道德旗帜——你能确定你的理想和情怀，就不是利益洪流中的另一面商业招牌？
我们不能忘了自己走过的路。浙商之所以能够在资源短缺的地域环境中崛起、壮大，成为全国最具活力的商业群体，一是靠超人的禀赋和对商机的灵敏嗅觉，在每一次市场大潮涌起时准确地把握潮汐的方向和节奏；二是靠那种隐忍卓绝的进取精神，以罕见的吃苦耐劳姿态创造给点阳光就灿烂的勃勃生机；三是依靠深厚的传统商业思想滋润，在以事功学为重要基础的浙东学派理论支持下，浙江的民间伦理深刻塑造了重商主义的市民精神；四是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时代机遇，地方ZF放手搞活经济的开明风气，以及在与国际市场接轨过程中全球化意识的逐步形成。浙商，已经在过往的奋斗史里证明了自己，形成了一个老、中、青梯队完整的企业家群体，展现了追求创新的企业家精神。
从草根中奋斗出来的创业者们，难道不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市场地位和发展基础吗？“炮轰马云”事件给了浙商群体一个反思的契机：也许只有更好地理清商业伦理和社会价值的关系，浙商才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也许只有具备更大的胸怀、格局和视野，浙商才能更好地前行；也许只有具备完善的公德心和私德意识，浙商才能更好地激发二次创业的勇气。我们不需要把宗庆后、马云等杰出浙商当作供人顶礼膜拜的“神”，但我们需要保护企业家特立独行的精神；需要摆脱一亩三分地的土豪思维，真正从企业家精神层面走出浙江、走出中国，展示新浙商群体更宽广的视野、胸怀和抱负，让商界的楷模力量和群体效应互动前行。
1993年，比尔·盖茨和妻子前往非洲旅行，观察食肉动物与猎物之间的追逐和逃生——活生生的达尔文主义，就像现实的商场和战场。但是在非洲那片土地上的经历，促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慈善基金计划。就像这位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家也是从对手口中的“暴君”转变过来一样，也许这里孕育着最佳的商业文明逻辑：以创新精神肇始，靠艰苦奋斗生存，借残酷竞争成长，凭公平精神强大，以慈善责任为终。
即将可能通过资产上市成为国内首富之前，马云拿出一大笔个人财富成立了一只公益信托基金，这将是亚洲规模最大的慈善基金之一。希望在炮轰事件中拍桌子最响的一些人，也能成为商业文明和慈善行为上的巨人。或许，浙商们都应该记住那句著名的话：尽可能地赚钱、尽可能地省钱、尽可能地捐钱。
来源：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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