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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让传统精英们认识到实行累进税率比发生布尔什维克革命要好。所以共产主义制度作为一种不同制度的存在,在整个冷战时期对资本主义精英们接受社会和税制改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这是一种颠倒经济社会发展历史的逻辑关系的“借鉴论”或“外因论”,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处于自身社会结构发展需要而展开的制度性变革,解释为由于一种源自于其外部因素的作用而引起的制度变化,来自于所谓“上帝之手”的“第一推动力”的作用。这一观点是不对的,既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
例如,我们常见到,“鉴于60-7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高速发展成果,中国的改革开放才由此发动,前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的垮台,是由于70-8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福利体制的兴起而导致的....”等等这类的违反历史常识的观点。
众所周知,中国改革开放的起始点是以安微省小岗村18户农村党员的家庭联产承包制为其标识的;是以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实施纲领的。前苏联的改革也是自70年代就已开始尝试进行,但并未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积重难返”加之“内忧外患”,就如雪上加霜,这二者共同导致苏共垮台,并非来自于“颜色革命”之所害。
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自我调节、自我调整和自我改造的内在动力,这些调节、调整和改革决不都是盲目的、自发的和无序的,都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而创新性地规划出一系列的制度性安排和顶层设计,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蕴含的社会生产力没有得以全部释放出来之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是不会消亡的。
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兴起以及互联网经济的崛起,极大推动全世界的人类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历史走势来看,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也许正在步入它最成熟、最辉煌和最高级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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