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经济学导论

第20章  促进经济增长

20.1　谁富，谁穷？

20.2　历史记录

20.3　经济增长的源泉

20.4　外国投资

20.5　人力资本

20.6　石油来自于我们的头脑

20.7　经济自由度指数

20.8　私有产权的发展力

20.9　亚洲记录

20.10　亚洲之外

延伸阅读：  国家间GDP比较的难点

    今天，世界上的大多数人仍然继续生活在贫穷之中，他们的情况比所谓“发达”国家的居民在经济衰退到达顶峰时所经历的还要糟糕。确实，当今世界经济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一些经济系统比其他经济系统表现出色得多。我们还没有普遍认可的标准可以用来清楚明确地比较不同经济系统的绩效，确定是否加拿大比美国表现更出色，挪威比瑞典表现更出色，或者瑞士比上述国家中的任何一个表现更出色，但是，我们不需要任何复杂的绩效测量工具，也可以知道这些国家中任何一个的经济系统都比埃塞俄比亚、阿尔巴尼亚、孟加拉或者世界上众多其他极度贫穷的国家的经济系统表现出色得多。

　　经济系统是一种社会系统，人们通过这个社会系统合作创造资源和使用资源，满足彼此的需求。为什么一些系统比其他系统成功得多呢？这就是本章的主题。当然，有些国家一开始自然资源就比其他国家少。但是大自然的恩赐不同，不能用来解释富裕的新加坡和贫穷的印度或者富裕的瑞士和贫穷的尼日利亚之间的巨大财富和福利差距。人口比例也不能用来解释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所有或者是大部分显而易见的差异差距。荷兰37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养活1600万人口，爱沙尼亚45000平方公里的土地要养活的人口只相当于荷兰人口的1/10，相比之下，荷兰要富裕得多——更不用提荷兰人民自己围海造田造出了大块土地。

 

 

20.1　谁富，谁穷？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更多人知道它的另一个名字——世界银行，定期发布《世界发展报告》，该报告总结了每个国家经济系统的运行表现，其中把国家分为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三类。

　　高收入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西欧国家、以色列、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文莱、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等一批靠卖石油致富的小国，以及一些更小的国家，它们现在是或者一直以来都是富裕大国的附属国，比如法属圭亚那、荷属安的列斯、关岛等。

　　更多的国家被世界银行划分为低收入国家，在这些国家里，每位居民的年均收入低于1000美元（现值）。这些国家中包括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的人口加起来占世界总人口的3/8；全世界有2/3的人口都生活在低收入国家。其他低收入国家还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缅甸、柬埔寨、老挝、越南、前苏联分裂出来的较贫困的共和国、阿尔巴尼亚和几乎所有中非国家。

　　中等收入国家包括从墨西哥到南美洲最南端的拉丁美洲诸国（除了尼加拉瓜、洪都拉斯、海地和圭亚那，这些国家是低收入国家），南非，北非诸国，从希腊、土耳其到伊朗、沙特阿拉伯的大部分中东国家，1989年以前曾属于苏维埃帝国的中欧和东欧国家，另外还有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

　　世界银行区分国家的标准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就是用国民生产总值（GNP）除以人口所得的数值。因为世界各国总收入和总产量的计算者强调国内生产总值（GDP），而GNP很多时候实际上和GDP相同，所以我们在解释这种贫富标准的意义和局限的时候，会着重于GDP。

 

20.2　历史记录   

　　1999年美国的人均GDP是30845美元。印度为2248美元，不到美国的10%。与1820年相比，美国1999年的GDP增长了超过500倍。与1820年相比，印度1999年的GDP增长了不到20倍。* 区别在于经济的增长。这段时间里，美国的平均年增长率超过3%，而印度的经济增长微不足道。为什么两个国家的境遇如此不同？

　　在一些人看来，对这个问题的一个肯定回答是剥削。经济增长依靠的是可以投资于生产资本的初始盈余资本。世界上的富裕国家利用其军事霸权征服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实力较弱的国家，盘剥被征服的人民，用榨取的盈余资本推动它们自己经济的发展。当欧洲国家接触到世界的其他国家时，“欧洲人的优越势力，使他们能为所欲为，在此等辽远地方，做出各种不合正义的事体”。说这句话的是亚当·斯密，不是卡尔·马克思。但是斯密也提到，他们所做的不合正义的事体与很多的“蠢事”掺杂在一起，他自己的观点是，英国这个最有野心的殖民强权国家将更多的资源花费在维护帝国方面，而不是收回这些资源获取回报。他也许是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帝国迅速崩塌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它们没有给殖民强权带来显著的经济利益。

　　剥削论是对当今贫富国家强烈对比的一种普通解释，然而，埃塞俄比亚等世界上一些最穷的国家，从来不曾被其他国家和地区征服或殖民，而瑞士等一些最富的国家，从来不曾征服或殖民其他国家和地区，由此，产生了反对剥削论的基本观点。军事力量看上去比经济增长因素更有影响。但是，毫无疑问，经济增长最初是在西欧被发现或者说被发明的。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庆祝之前的100年里“资产阶级社会”多产的成就时，他们几乎只着眼于欧洲及其分支（即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情况。在这些国家以外，人均GDP一直增长平平。

　　1848年以后，经济增长也传播到世界的其他地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5年里，每个大洲都至少经历了一次让人印象深刻的高速经济增长。1950～1973年，全世界的GDP年均增速为4.9%。结合同时期的人口增长计算，我们可以得出人均GDP年均增速为2.9%，这是个惊人的数字，这意味着在区区25年中，全世界人民的实际平均收入就几乎可以翻一番。但是1950～1973年是增长额外迅速的年份。1973年之后，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略为减缓。苏维埃帝国和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人口增长速度，因此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实际上是下降了。在欧洲及其分支，经济增长普遍维持在至少足以让人均收入在50年内翻一番的水平。在亚洲，直到20世纪90年代经济危机爆发之前，经济平均增速足以让实际人均收入在不到25年的时间里翻一番。

 

20.3　经济增长的源泉   

　　人类历史上出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因为一些国家创造了条件，让它们的绝大多数人民可以从事专业化的工作，可以进行交易。稳定的社会秩序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基本的前提，在此社会秩序下，法制完备，人们有理由自信地启动项目，他们相信只要付出努力就能够享受到成果。

　　对这个问题的一种思考是经济发展其实有三个因素在起作用：人、资源和制度。但是，人实际上是一个既定因素。我们当然希望人们能更友好、更善良，但实际上这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我们也无法直接控制大自然是否赋予我们资源。我们希望有更好的天气，更富饶的土地，但是这都不是我们的选择能够直接决定的。然而对于支配我们的互动方式和资源利用方式的制度，我们还是些许控制权的。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基本制度（比如法制），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供给或人力资本投入的水平。这些制度给出游戏规则，在这些规则下，我们相互作用，通过交易实现获利。

　　另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是以低成本交易商品和交换想法的可能性。如果人们无法进行交易，就不会有专业化，如果转移商品的成本高于交易的预期收益，人们就无法进行交易。想法的交换也很重要，也许比亚当·斯密和其他早期经济学家意识到的重要得多。因此，欧洲的地理条件是经济增长特性中的一个主要因素。欧洲绵延的海岸线上有诸多的优良海港，欧洲还有无数宽阔的河流，这些河流是山顶融化的雪水汇聚而成的，它们流过平坦的平原，终年通航，这一切让欧洲人可以以低成本在广阔的区域中交易商品和交换想法。

　　没有剩余资本的积累，广泛的专业化就不可能有长足的发展。人们生产商品供他人使用，可是生产者通常不认识使用者，而且两者往往距离遥远。在生产过程开始之初到出售产品获得收益之间的这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生产者必须能够存活。因此，经济增长要求积累消费品存量，让生产者能够度过生产期，这些消费品的作用相当于资本，因为它们是产成品，其使用提高了未来的生产率。

　　资本积累还通过提高劳动能力为经济增长做出显著的重要贡献。不用说人们也知道，推土机运的土远远多于人用铁锹运的土。资本积累既是一个量的过程，也是一个质的过程，这就没有那么明显了。专业化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意味着，一个国家增加其资本货物的存量，不仅仅是获得更多的生产资料，而且是获得更强有力的生产资料。随着时间的推进，新的运土设备将会是更有效的运土设备。

　　技术创新实际上是推动经济增长最强大的力量。比如运输系统，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它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因素。1800年，身在美国的人们怎样运输商品、交流想法以及进行旅行？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他们的方式速度非常慢。在那时，如果是长途，几乎任何东西都要走水路。修筑公路成本很高。公路必须跨越河流山川，而且在下雪泥泞的情况下要能保持通行。而货运或客运大部分靠马力，这里的马力指的就是其字面的意思，即马匹运输。然而，1800年到1870年间交通资本的积累，主要不是更多的帆船和运河的积累，而是更多的铁轨、火车和各类车辆的积累，使得每单位资本能够更快速地运输商品。因此，技术创新体现在人们获得的额外资本当中。到1940年，内燃机再一次提升了单位运输资本运输商品的效率。至于今天让人们进行旅行和交流想法的资本设备，即我们都熟悉的喷气式飞机和因特网，与1800年甚至1940年的资本设备相比，在任何方面都拥有巨大的优势。

　　技术进步对推动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意味着落后于领先国家的那些国家享有一个重大优势。技术创新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人们在试图推动他们感兴趣的项目过程中互动产生的。世界上在技术进步方面领先的国家必须靠自己发现更好的行事方式，而在发现过程中，成本是不可避免的，还包括犯错带来的所有成本。然而，落后的国家，特别是在它们落后得比较多的时候，就可以避免这些成本。一个拥有极少资本的极度贫穷的国家在20世纪末要提高其产出，不必经过别的国家在历史进程中经历过的那些技术阶段，可以直接从牛车和土路跳到柴油卡车和水泥公路。这是落后的巨大优势。仅仅靠应用领先者付出高成本得到的诸多经验，贫穷国家的经济增长就可以比富裕国家过去的经济增长速度快得多。

 

20.4　外国投资   

　　但是，贫穷国家实际上是否能够做到这一点，取决于许多因素。假设它们一开始只拥有原始技术条件，无法为自己制造能够提高其生产力的复杂资本货物，因此它们必须进口这些资本货物。但是它们有办法进口它们想要的资本货物吗？它们在交易中能付出什么？由于贫穷，它们注定拥有极少能够用于出口的剩余产品，而通过出口才能有办法进口。它们想从其他国家进口货物，然而它们能够生产出这些国家需要的剩余产品吗？这种需求足以成为交易的有力条件吗？贫穷国家能生产富裕国家想要的什么东西呢？尽管“原材料”是立刻出现在很多人脑海中的答案，海外的大量需求可以让这些原材料带来出口收入，这些收入可以购买新的资本设备，但是实际上很少贫穷国家拥有丰富的矿产蕴藏量或者其他原材料。或者，如果它们确实拥有资源，它们最可能缺乏的是以低成本开发资源的知识和设备，这个成本必须能够足以让它们的海外销售盈利。 

　　外国投资在这里就起到作用了。富裕国家的投资者可以借钱给穷国，这些钱可以用来购买贫穷国家想要买的资本设备。他们愿意这么做吗？如果在考虑了风险调整后，这些投资的预期回报率超过其他投资的预期回报率，他们就会愿意这么做。因为一个正在追赶其他国家的国家有快速增长的机会，在贫穷国家的投资的回报率应该相应较高。遗憾的是，在很多情况下，此类投资的风险也很高。除了投资经济不发达国家带来的普遍的高风险和由于补充资源可提供性的不确定性而导致的风险，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还必须加入政治不稳定性带来的风险。

　　有些政治风险来自于人们习惯性的敌意，是人们看待外国投资者的敌意，特别是对那些在贫穷国家投资的投资者。投资回报普遍被看成是贫穷国家被投资资源的“流失”，特别是在投资者来自富裕国家的时候。这种态度很容易带来游戏规则的改变，催生那些部分或全部没收外国投资的政府政策。意识到这些政治风险的个人和企业更不愿意投入其资本——除非他们能在降低风险方面有所安排！如果外国投资者愿意将其投资的回报与某些特定的政府官员分享，独裁者或寡头执政者统治的国家通常愿意压制大众的不满，甚至向外国投资者授予特权。当贫穷国家出现经济增长的时候，其收益通常只流向拥有特权的少数人，而不是切实地惠及广大民众，上面讲到的就是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

　　贫穷国家没有能力在国内产生发展需要的资本，外国投资者在没有高回报预期的情况下不愿意提供资本，而在外国投资者和贫穷国家政府官员之间时有发生的腐败关系让很多人提倡应由富裕国家政府投资，而不是由私人和公司投资。但是，这个提议本身就有问题。什么能够促使诸如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的政府在贫穷国家投资呢？慷慨的冲动作为制订政府政策的理由，能为人们所接受吗？政府有过慷慨的冲动吗？当慷慨施舍者是政府的时候，在慷慨行为所谓的目的背后，真正的动机是什么？真正的交换条件是什么？给予援助的政府官员想从接受援助的政府官员那里得到什么？在其援助的隐含或明确条款没有被满足的时候，富裕、强势国家的政府会做什么？政府间援助不会成为政府干预他国事务的手段吗？

　　有些人相信，通过国际机构引导外国援助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这些人必须要仔细看看世界银行等此类国际机构的实际记录，它们没能从与政府间援助相关的难题和困境中全身而退。甚至在我们考虑政府是否是控制投资方向最好的机构这个问题之前，所有这些问题就已经出现了。贫穷国家的政府如何分配赠予它们的资源或者以补贴利率借贷给它们的资源？它们会把资本分配给能够最有效使用这些资本的团体吗？它们怎么知道哪些团体能够最有效地使用这些资本？腐败不会在这里出现，我们对此有多少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浪费和腐败经常发生，这让富裕国家的国民高度怀疑“外国援助”计划。在民主国家，单单这种怀疑就足以让计划缩水了。

　　对外贸易和投资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巨大，那些今天仍然刺耳地坚持主张“全球化”只是让富国更富、穷国更穷的人应该解释解释，为什么现在会是这种情形，而这样的情形过去却不曾有过。被隔绝于世界经济之外的国家或者选择将自己隔绝的国家不曾经历全球性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香港和新加坡的例子足以反驳那些怀疑国际分工能否为全球经济的参与者带来财富的人。这些国家和地区处在不利的环境当中，几乎完全没有我们平时所能想到的自然资源，它们把自己全心投入到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高速运转当中，创造了惊人的经济增长记录。

　　我们刚才还在担心提供政府间援助的政府会干涉受援国的内政。我们需要把这种担心与对它们不干涉的担心放在一起权衡。事实上，很多受援国未能用外国援助促进其经济增长。外国援助甚至会降低经济增长率。资本赠予怎么会降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呢？你可能会想，最糟糕的情况，也不过就是这种援助没有起到积极作用。从捐助国获得的资本几乎不可避免地与国内资源（土地、劳动力、国内资本）共同使用。外国援助被分配给了无用的项目，这里的无用是指它们没有给经济增长做出贡献，比如通往统治者乡间宫殿的四车道高速公路，或者主要用来运送政客和官僚去阿尔卑斯山度假的国家机场，或者看起来让人印象深刻但不能发电或提供灌溉用水的大坝——这种援助只能对受援国的经济增长带来负面作用。让外国援助在一个国家起作用，并非毫无机会成本。

　　一些不良政府实施政策的目的是让拥有特权的少数人致富或让执政党派保住执政地位，即使这些政策会妨碍经济增长；外国援助也可能支持这样的政府。你如果仔细想想，就会意识到政府间援助是援助国对受援国内政的干涉。如果你不明白是为什么，问问你自己那些想要推翻独裁政府的人如何看待从其统治者那里经手的来自他国的捐助。因此，这个问题不是发放援助给贫穷国家政府的政府或国际机构是否应该干涉，而是变成了它们应该如何干涉。如果目标是要让人们脱离贫困，那么援助应该交给有适当经济政策的政府以及广大的穷人*。尽管对于在特定境况下到底是什么构成最佳的经济政策确实还有一定争论空间，但是对什么有效，什么无效，我们已经知道了不少。根本问题不是无知，而是让那些知道该做什么的人没有这么做的政治动机。

　　至于为什么私人投资通常比外国政府或官方国际机构的援助更能加速经济增长，有若干个原因。一个原因是私人投资通常有知道如何使用投资的人。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私人投资者，至少是在没有和当地官员发生腐败关系的情况下，迫切希望经济增长，因为这会让他们的投资盈利。对于看起来让人印象深刻的项目，如果不能创造出高于其投入的价值，私人投资者是不会感兴趣的。投资者密切关注他们借出的资本是否得到了建设性的使用。

 

20.5　人力资本   

　　很多贫穷国家应该比现在更加用心实施的一项合理政策是基础教育，特别是对妇女的基础教育。识字人口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另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很多贫穷国家忽视女孩子的教育，从而固执地剥夺了它们自己的珍贵资源。第十一章说到美国人当中的收入不均衡主要由于其人力资本价值的差异，而不是由于其身体资本的差异。拥有各种生产性知识和技能，才能让个体致富。人力资本对国家财富的增长有多大贡献呢？

　　要为这个问题给出一个定量的答案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主要是由于为国民慷慨地提供学校教育是富裕国家开支其收入的一种方式。学校教育既是消费品也是资本货物。因为财富增加带来更多的学校教育和更多其他方式获得的知识，我们无法很有把握地估计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进程的确切贡献。但是，我们能够确定它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受过教育的民众，技术进步能对经济增长做出这么大的贡献吗？似乎非常的不可能。如果微软的新产品不是纯粹的玩具的话，微软新产品开发者的知识和技能必须要与微软产品使用者的知识和技能相当。复杂机械让我们能够更加容易地做很多事情，同时也必须有人来修理、设计、制造这些机械。

 

20.6　石油来自于我们的头脑   

　　大多数人会从既定因素和地球的自然资源方面考虑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越过这些一般设想，稍稍跳出常规进行思考，我们会发现知识是经济增长进程中的关键因素。世界上的贫穷国家缺的不是“物品”，缺的是“想法”。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石油毫无实用价值。是人类的才智最终发现了让石油为人类服务的方法。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是跳出常规思考问题的高手，他说：“资源更多地产生于人们的头脑，而不是大地或空气。”当然，自然资源都是在我们身边的物质世界被发现的，西蒙的意思是发现和利用这些资源要靠人类的头脑。今天我们对自然资源显而易见的使用方式，比如在电脑芯片中硅的使用，实际上是人类知识和才智的继承和积累。

　　如果动机恰当，受过教育的人可以利用这个世界随时可供使用的知识储备，把现有的东西转变成他们想要的东西。甚至让动机变得恰当本身也与知识有关。我们一直在学习如何明确地分配产权来让组织更有效地工作，让囚徒困境更少地造成协作失败。

 

20.7　经济自由度指数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群经济学家试图使用传统经验技巧获得这些洞见。在与米尔顿·弗雷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其他倾向于市场的经济学家商讨后，沃尔特·布洛克（Walter Block）、詹姆斯·格瓦特尼（James Gwartney）和罗伯特·劳森（Robert Lawson）建立了经济自由度指数，然后把他们的指数与经济增长的测算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成果最先于1996年发表，展示了1975～1995年的世界发展数据。从这时起，格瓦特尼和劳森每年更新他们的研究，其他组织也加入进来，计算不同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水平*。经济自由度指数试图从管理控制、定价、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国际贸易的角度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如果国家执行的政策管理控制水平低、定价自由、货币政策稳定、税收水平低、国际贸易开放，这样的国家会被评价为具有较高的经济自由度；而如果国家执行的政策管理控制水平高、定价受限制、货币政策带来通货膨胀、税收水平高、国际贸易封闭，这样的国家会被评价为具有较低的经济自由度。他们最初的计算结果见图20-1。

　　正如可以看到的，实施最高自由度指数政策的国家（A类国家）也拥有最高的人均GDP水平。在讨论为什么有些国家富、有些国家穷的时候，这些总量的相互关系值得思考，但是对于历史记录的审视可以获得更多这些数字背后的东西，可以更详细地向我们显示经济发展的制度前提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偶然因素。

图20-1　经济自由和收入

 

20.8　私有产权的发展力   

　　这种被观察到的经济自由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趋势不仅仅是统计上的联系。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明确了一个系统的偶然因素，人们在享有参与市场进程的自由时能增加财富。这个偶然因素是我们从第二章开始在全书中一直解释的东西。经济自由让人们通过自愿交换私有财产——在法制之下一切适宜的买、卖和交易——进行相互协作，这种自由促进了个人和国家财富的发展。这让人们能够寻找他们的比较优势，找到以低成本生产、运输稀缺商品和服务的方法，激发企业家的动力，推动市场进程。

20.9　亚洲记录   

　　对于气候和地理条件带给国家的障碍，人们基本无法改变。但是法制、诚实胜任的政府官员、受过教育的民众、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开放性，政府对这些事务有很大的控制度。政府做得怎么样？试想韩国的情况。从1960年到1999年，GDP（根据1995年美元现值）增长超过18倍，年均增长率超过12%。根据1995年的美元现值计算，人均GDP从1960年的1256美元上升到1999年的12056美元，年均增长率接近10%。在这段时间，为了让自己从穷国成长为富国，韩国做了些什么？

　　韩国的政府和人民当然对教育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包括对妇女的教育，现在妇女构成了韩国劳动力的1/3。韩国向世界经济开放自己，有效地利用外国人自愿投资给韩国的资金。借着这些年来国际贸易的繁荣兴盛，韩国致力于出口，出口所得被用来购买经济发展需要的其他商品。1960年时，谁会预测到20年后韩国制造的汽车能与西欧和北美制造的汽车在销售上一争高下呢？

　　韩国绝对不是政府一边站，让市场分配资源的国家；在关键时刻，政府官员和行业领导者共同谋划，影响资源投资和特定产业的发展。然而，韩国允许供需力量产生相对价格，其政府官员一直关注相对价格，因此经济发展一般遵循比较优势决定的模式。政府支出保持在合理控制之中，因此经济不会受制于不确定的物价飞涨。韩国人民显示出他们自己愿意保持相对较高的储蓄率，因此增加了可供国内投资的资源供给。

　　法制被普遍推崇，甚至带着宗教的狂热。腐败是个问题。不仅低级别的官员，一些最高职位的政府官员也被判收取贿赂、向特殊经济利益授予特权。但是这些滥用职权的行为受到了批评，位高权重的公务员被起诉和判罪，这充分体现了法制。游戏规则为大部分人所知并得以实施，因此人们能够做出经济决策，人们有理由相信他们能承受错误决策产生的成本，收获正确决定带来的收益。

　　在这段时间里，日本和中国台湾的记录与韩国的记录相近，不论在经济增长速度方面还是在普遍实施的政策方面。它们拥有愿意勤奋工作和乐于储蓄的受过教育的民众，它们在稳定的游戏规则框架内运行，从价格体系中获得提示，向世界经济开放，不受过度的政府支出或快速通货膨胀的牵制，它们可以利用由更先进的国家发展的技术进行快速发展，大幅缩短它们和世界上最富裕国家之间的差距。日本不仅仅是缩短了差距，它还让自己变成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1960年，日本的人均GDP是美国人均GDP的35%；1999年，这个数字变成了78%。

　　亚洲其他一些国家的表现就差得远了。印度的人均GDP——再次根据1995年美元现值计算，通过了购买力平价的调整——在1960年是735美元。到1999年，只增长到2248美元，这大约是40年前韩国人均GDP的两倍。1960年，印度的人均GDP是韩国人均GDP的55%，而在1999年，不到韩国人均GDP的15%。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人口的增长；从1960年到1999年印度人口增加超过100%，但是在这段时间里，韩国的人口只增加了47%。对于印度的收入增长速度迟缓的解释，大部分要归结于更加缓慢的经济增长速度。为什么印度不能以哪怕稍微与韩国、中国台湾和日本相似的增长速度追赶上来？战争和备战会大大地延迟经济增长，印度在这段时间正苦恼于内部冲突和与邻国巴基斯坦及中国的冲突。但是韩国和中国台湾在这段时间也在军备上花费不菲。答案可能必须在印度政府实施的政策中寻找。

　　尽管在过去的10年中，显示出一些改善的征兆，但是，在让价格分配资源方面，印度仍显示出极端的不情愿，而于在政府官僚中获得权威方面，印度又展现出强烈的偏爱。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政府使得价格大面积扭曲。出于所谓保护穷人的目的，有些价格被压制，尽管它们并不总是达到保护穷人的效果。正如你能记得的，在前几章中我们说过，政府抑制物价，并不降低稀缺性。它们更像是通过抑制供应者将稀缺性聚集在一起。另外，被法律抑制的物价无法确保穷人能够买到商品，这些商品的价格表面上为了帮助穷人被抑制了，竞争转向了其他利润，而穷人通常不善于在这些利润上进行有利的竞争，就像他们不善于在价格利润上竞争一样。

　　印度政府拒绝关注价格提供的信息，使得价格被扭曲。20世纪60年代苏联实施的集中规划享有盛誉（大部分是不应得的，我们接下来会了解到），印度的政府领导人被苏联模式说服。结果造成了大量浪费，把过去的经济增长又重新计算了一遍，因为资金直接投给了一些项目，最终这些项目被证明无法产生足以支付其成本的效益。在政府没有进行规划的经济部门中，官僚们拥有为所欲为的权力，他们的管制让企业家们处处受挫。大部分经济决策都需要政府许可，而这些许可授予与否，全凭相关官僚的议员以独裁的方式决定的，在这样的经济系统中法制是不存在的。独裁的政府是与法制相对立的，它对企业起到了极大的压制作用。

 

20.10　亚洲之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增长记录好坏参半。表20-1展示了1960～1999年7个拉丁美洲国家的人均GDP的百分比变化，这7个国家是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世界经济考察》（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一书中的主要考察对象。这些变化也参考了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之后的实际GDP。

　　必须非常谨慎地使用这些数字。拉丁美洲的经济记录不仅在时间上好坏参半，在地域上也是好坏参半。1929年，阿根廷的人均GDP是美国人均GDP水平的63%，阿根廷属于世界上的富裕国家之列；而1999年，其人均GDP仅为美国的38.5%。委内瑞拉1999年的人均GDP比1960年时低0.1%。巴西的人均GDP在20世纪70年代迅速增长，但是在80年代又下降了；其1990年的人均GDP比1980年时低8%；1999年的人均GDP比1990年的高出4个百分点。智利在这一时期经历了两次经济改革，这两次改革都对其经济起到重大作用。几年来，智利经济看起来一直保持稳定，从1990年到1999年增长19%。在这段时间里，秘鲁的经济政策在杂乱无章与合理明智之间交替变化。

　　在拉丁美洲，反复无常的经济政策已经成为常规而非例外，这让我们很难总结这些国家经济增长以及无法增长的原因。也许不稳定的政府无法建立法制是最不会出错的一种解释，拉丁美洲国家的政府显然一直都不稳定。

 

国家	变化（%）
阿根廷	17.4
巴西	41.0
智利	41.5
哥伦比亚	31.3
墨西哥	34.3
秘鲁	1.0
委内瑞拉	-0.1

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ww.worldbank.org/

表20-1　1960～1999年人均GDP变化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除了博茨瓦纳和南非，其他国家的记录只能用悲惨两字形容。表20-2展示了7个非洲国家1999年的人均GDP。尽管埃塞俄比亚不属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但也被囊括在内。表中显示的结果并不是缺乏努力造成的。二战后多年来，坦桑尼亚一直是发展专家最钟爱的国家，也接受了诸多技术援助和财政援助。所有这些努力都收效甚微，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坦桑尼亚的人均GDP实际上一直在下降。

国家	人均GDP（美元）
埃塞俄比亚	112
坦桑尼亚	188
尼日利亚	250
肯尼亚	337
加纳	410
科特迪瓦	787
刚果	840

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ww.worldbank.org/

表20-2　1999年人均GDP （1995年美元现值）

　　这一地区的气候和地理条件都对经济增长有所妨碍。这块大陆上的很多地区缺乏富饶的土地或者丰沛的雨水。酷热和潮湿给人们的努力带来障碍，只有热带气候下才猖獗的疾病，比如采采蝇传播的睡眠症，让人们身体虚弱，牲口遭殃。河流流量在旱季和雨季的变化很大，因为降雨带给河流的水量比山上冰雪融化带给河流的水量多；因此，它们无法像欧洲的河流那样起到水上走廊的作用，运送人或货物。非洲国家大多数是19世纪欧洲列强独裁阵线的产物，国家边境上不同种族的人们之间长期以来纷争和内战不断。偶尔较大的经济增长对于提高平均生活水平的作用不大，因为那点增长已经被人口的爆炸增长抵消了。今天这个地区的人均收入比25年前还要低。20世纪初，除了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人们都很贫困，到了20世纪结束的时候，仍然极度贫困。

　　完全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的话，即使乐观主义者也必须承认目前没人知道做什么能够让非洲走上经济增长的道路。最让人沮丧的现实是这个地区的政治，稳定、诚实和称职的执政统治不是常规，而是例外。如果一个政府只关注如何保住政权、镇压叛乱、抵抗邻国势力的侵犯，即使有恰当的建议，它也是无法按照建议行事的。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亚洲的经验让我们相信这些政策确实重要。其他亚洲国家不如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等地区做得好。泰国、马来西亚和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是值得人尊敬的，这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对当今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贫穷都不是不可避免的命运。但是，政策是由政府制订的，我们不能指望制订政策的人总是能支持经济增长，而非支持与经济增长相悖的狭小的个人目标。

 

延伸阅读  国家间GDP比较的难点

　　回顾我们在第十四章中关注的关于总量计算的问题：GDP的概念建立在如此多的惯例之上，有如此多的强制涵括和缺省，因此用它比较不同国家的福利水平必须极度谨慎——然而，一直以来我们的做法都是轻率的。GDP大部分衡量的仅仅是市场上的东西。因此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计算美国GDP的人员不会把留守家里的妻子或丈夫的劳务囊括在其中。不论这种劳务多重要，计算这种劳务太困难了，因此它们被完全地排除在计算之外。但是被雇佣的保姆的劳务价值是以其获得的报酬计算的，所以它们在计算之列。因此，结婚的人多了，GDP就趋向下降，离婚率上升，GDP就趋向上升。实际的福利情况则相反。另外，更多的妇女进入了劳动力人群，由于她们对总产出的贡献，GDP升高，这部分可以用她们的收入计算。但是，因为没有扣除她们不再做的家务劳动的价值，所以GDP的增长夸大了总产出价值的增长——除非她们的家务劳动没有价值，这显然十分不可能。

　　将此论点应用于低收入国家。在这些国家里，市场上的建设性工作比例小得多。因此，低收入国家的GDP被打了折扣。当我们看到世界发展指标提供的最低收入国家人均GDP数字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些数字被大打折扣。世界发展指标对1999年莫桑比克人均GDP的估计值是每年198美元，埃塞俄比亚是每年112美元，坦桑尼亚是188美元。没有人可能在收入如此低的情况下生活一年——而且这是平均值，也就是说有些人的收入甚至更低——因此，我们知道没有经过调整的GDP数字严重夸大了最贫穷国家人民的贫困程度。

　　这些数字中计算了那些用于抵消其他收入影响的收入，所以也夸大了富裕国家人民的富裕程度。例如，一个煤火电厂发电，它的产出计入GDP。由于产生煤灰粉尘，电厂雇佣人来进行清洁和油漆，GDP又一次增长。同样地，如果我们想在人口稠密地区驾驶汽车而又不被汽车尾气熏得断气，就要安装催化转换器，由此带来的汽车的额外成本不是我们必须接受的成本。如果我们对福利感兴趣，那么将清洁工、油漆匠的价值和催化转换器的价值排除在GDP之外就是有意义的。问题是，一旦我们开始走这条路，就无法停下脚步。我们必须扣除大量医疗的价值，为了工作通勤的价值以及为了工作相关的活动所生产和购买的其他所有商品的价值。

　　一些通用的比较标准也严重扭曲了国家间人均GDP的比较。世界发展指标按照以美元计算的人均GDP发表从最贫穷国家到最富裕国家的名单，但是美国以外的国家不用美元计算它们的GDP。因此每个国家按照本国货币发布的GDP，必须除以其人口数量，再使用当前汇率将其计算单位转换成美元。

　　我们在第十九章讨论过，外汇率表示一个单位的特定货币能够购买的其他货币的数量。例如美元—福林汇率，可以表述为220匈牙利福林兑换1美元，也可以表述为0.004545美元兑换1福林。这意味着一个访问匈牙利的美国人付220福林买到的商品，在美国用1美元可以买到。如果事实如此，在布达佩斯用220福林买到的东西，在纽约用1美元可以买到，那么美元—福林汇率就表现了购买力平价。但是，整个20世纪90年代，布达佩斯的美国人惊喜地发现，当他们把美元换成福林，在匈牙利的饭店用餐以及酒店入住时，与在美国使用美元相比，可以买到更多的东西，其原因我们稍后讨论。美元—福林汇率在20世纪90年代没有表现出购买力平价。脱离购买力平价比较国际汇率，含义重大。

　　例如，根据世界发展指标的报告，1999年，匈牙利的人均GDP是5151美元（美国是30845美元）。但是为了反映购买力平价的估计值，将匈牙利的人均GDP调整后，它就上升到了11430美元。事实上，这个数字比之前高得多——大约高出了120%。如果要使国家间的比较有意义，就必须做这种调整。一旦做了这种调整，最贫穷国家的人均收入就会有大幅度的提高。表20-3展示了1999年10个最贫穷国家的人均GDP，以及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收入。表格支持了我们刚才的观点：没人能够靠每年100美元的收入生活，也没人这样做过。

	人均GDP	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收入
埃塞俄比亚	112	628
塞拉利昂	138	448
布隆迪	143	578
马拉维	156	586
厄立特里亚	173	881
几内亚比绍	183	678
坦桑尼亚	188	501
莫桑比克	198	861
尼日尔	209	753
乍得	218	850

            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01

表20-3　最贫穷国家的年收入（1999年数据，用1995年美元现值计算）

 

简短回顾

 

　经济增长在过去几个世纪才降临到这个世界，它是伴随快速发展的劳动分工或专业化而来的，首次出现是在欧洲及其分支国家。

　　低成本地进行旅行、运送商品和交流想法的方式是促进专业化和由其带来的经济增长的重要先决条件。

　　在社会中，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基本条件是建立明确的、被普遍认可的并且执行良好的游戏规则或者法制。

　　经济增长依靠资本积累，因为资本提高了劳动力的生产能力，还因为资本包含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进程起着重要作用。

　　向全球经济开放，能够促进经济增长。除了能更加充分地发挥比较优势，它还让原始经济从发达经济的技术成果中获益。如果一个国家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外国投资就会对发展中经济的初始资本做出巨大贡献。

　　人们愿意将大部分收入储蓄起来的意愿也对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有重大作用。

　　人力资本是社会资本存量的重要部分。在一个社会里，如果人们受过教育，其经济增长会更加快速地进行。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知识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对经济增长来说，有效组织政治生活的知识是基本知识之一。一个国家是经历快速经济增长，还是其经济增长速度低于人口增长速度，主要取决于它是否建立了适当的政府制度。

　　在对使用不同货币的不同国家的人均GDP进行比较的时候，GDP总量分析的可靠性被进一步动摇。

第21章  经济学的局限

21.1　经济学家知道些什么

21.2　不仅仅是经济学

 

文明的可能性主要取决于社会运转的良好程度。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揭示了关于社会运转的哪些东西？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被隐藏起来了吗？如果回头看本书的第一章，你会找到一段关于经济学理论的偏见的简短讨论。既然你已经读完这本书了，你可能想再回头读读那个部分。那些真的都是偏见吗？还是更像有效的假定？

 

　　

21.1　经济学家知道些什么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使用需求、机会成本、边际效应、比较优势等概念搞清楚我们身边日常世界的意义。经济学家对于真实世界的了解不比商业经理人、技工、工程师和其他让事情实现的人对真实世界的了解多。经济学家知道的是事情是如何组合在一起起作用的。经济学概念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我们观察到的事情的意义，更加一致、连贯地思考广大范围内的复杂的社会互动。

　　这在实践中多表现为关于客观交易的负面认知。在家庭内部或其他小团体中，人们相互之间有足够的了解，可以根据个人偏好相互协作，正如你已经注意到的，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对于更好地了解家庭和这些小团体的内部关系没多大帮助。虽然人们相互完全不认识，然而却能够十分有效地在一起工作，经济学家主要解释的是人们之间的这种协作是如何发生的*。 读完了这本书，也许你已经发现，我们更多强调的是不该做什么，而不是该做什么。负面结论是很重要的。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曾经引用一句话为经济学推理重于负面结论的特点辩护：“造成最大破坏的不是无知，知道比不知道更糟糕。”

　　太多的人声称“知道”如何解决紧迫的社会问题。他们头脑里对经济世界的认识十分简单，他们认为，人们的意图很容易实现，对于建设更好的社会，唯一的障碍是缺乏善良的意图。于是，他们常常排斥经济学家，把他们当作“纯粹的空谈家”，认为他们不仅多此一举地把事情复杂化了，而且质疑善良的意图。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1831年出版的一篇名为《时代精神》（The Spirit of the Age）的文章中反驳了外行人的指控，为经济学家和所有社会科学辩护。他评论说：

　　每个（对经济学）稍有涉猎的人都认为自己的想法跟别人一样好。每个有眼睛有耳朵的人都会评判一个从来没有系统学习过政治学或政治经济学的人是否认为自己绝对不能散布哪怕最粗劣的观点，不能带着可鄙的无知和愚蠢指责那些终身致力于这些科学研究的人。系统学习过这门学科的人反而被认为没有相应的资格。他是个理论家——这个表现人类智慧最高级、最高贵的努力的词变成了嘲讽的代名词。　　

　　社会行为的结果远远超出人们能够轻松预言到的或事先知道的范围。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毫无疑问，是一种理论——让我们有“预见能力”，帮助我们预测或解释意料之外的结果。例如，限制纺织品进口入美国，确实暂时保住了纺织品生产者的工作和收入，这够清楚的了。但是如果把眼光放远一点，就会发现这么做提高了纺织品价格，减少了美国的出口机会，而且妨碍了比较优势的发挥，从而让其他美国人的收入减少了。再举一个例子，租金限制降低了租户须向房东支付的租金。但是有多少租金限制政策的支持者意识到租户一定会在其他地方付出成本，新形式的区别待遇会取代建立在价格基础上的区别待遇，以及该政策对出租房屋供给的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等等。他们没有跳出常规思考的思维工具。

　　有人警告说一些失策的行为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但是他们自己又不提出解决办法，人们很容易对这些人失去耐心。我们的社会已经习惯了非凡的科技成果，在这样的社会里，“做些什么”的需求往往大大超过所能提供的社会问题的建设性应对措施*。 我们设想社会问题可以像技术问题一样得以解决，但是这样的设想可能错了。我们承认冲突的利益给社会政策制订者带来难题。但是我们仍然低估了实现社会变革计划的难度，主要是由于我们低估了社会系统的复杂性，人们的行为通过互动网络在社会中得以协调，人们通过互动网络相互协作达到目标。在亚当·斯密关于美德的著作《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关于“系统的人”，他警告说：

　　似乎想象他能够轻松地安排一个庞大社会的不同成员，轻松得就像手在棋盘上摆放棋子一样。他没有考虑到，除了手施予棋子的行动准则，棋盘上的棋子没有其他的行动准则；但是，在人类社会的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自己的行动准则。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经济理论通常对待经济系统的改革提议如此不友好的原因：它假设每个棋子都有自己的行动准则。不是经济学家自己对改革不感兴趣，而是他们对奉承特权阶级不感兴趣。但是经济学理论揭示了决策的相互依赖性，呼唤人们关注未经权衡的改革提议的后果。“那样是不会解决问题的”成了经济学家对于诸多善意的政策提议的标准回答。现实主义不一定是保守主义，但它们通常看起来很相似。而且有这样一种认识，即知识确实助长了保守主义。甚至物理学家也被自诩为永动机发明者的人指责为毫无希望的保守主义者。

 

21.2　不仅仅是经济学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经在祝酒时把经济学家说成是“文明可能性的看守者”。文明的可能性——这就是全部。在复杂问题上，资源的高效配置和有效的社会协作拓宽了可能性的界限，但是它们自身并不确保文明的进步。协调良好、运转顺利的社会给个体更多的选择机会，但是并不确保个体做出适当的选择。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是重要的预备条件，特别是在民主政体中。但是事情不止于此。

　　经济学家大多时刻准备承认有时他们使用的概念会歪曲他们所研究的现实。他们愿意让他们的分析和结论接受理性批评的考验。但是不论是在自然科学还是在社会科学中，总有些观点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质询。如果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有时带来扭曲、放错了重点，甚至带来彻底的错误，而合理的批评是适当的纠正方式。使用这种纠正方式通常会改变以往的经济学结论。将来很可能事情还会继续如此进行下去。

　　让我们做出最后的评论。做一名出色的经济学家，不仅仅意味着精通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数学和统计学的知识是必备的，当然，任何一位像样的经济学家必须会说专业语言。但是一名更出色的经济学家应该意识到与其他学科专家交流思想是有利可图的。经济学思维方式的专家通过与哲学家、政治理论家、社会学家、艺术史学家、文化人类学家等研究人类状况的专家交换思想，能够使自己充实。如果你决定继续学习经济学，一定不要忽视或完全放弃其他的人类科学。如果你选择学习经济学以外的其他学科，我们希望你不要忘记在这本书中学到的东西。选择哪条路，取决于你自己。

译后记

 

不套公式的经济学

　　书译完了，照例得有篇译后记。

　　国内引进的经济学教材大多需要一学年才能讲完，本书篇幅相对短小，一学期足够。当初选择翻译此书，是想给国内读者提供另一种选择。主流教材的内容，本书都讲到了。本书使用的数学很少，各种曲线也讲得不多，基本是用语言来处理问题的。

　　诺斯在本书的序中提到，海恩是令人敬佩的教师，他在教学上很下功夫，这使本书真正做到了深入浅出。本书的目的就是要使读者了解最基本的经济学知识，并用正确的思路来分析身边的事情，理解这个世界。学习经济学的目的不在于套公式、建模型。经济学家们常常对一个问题提出相反的方案，或对经济形势有相反的判断，因此常遭人诟病，原因肯定不是不会套公式，而可能是太会套公式，而忽略了某些基本事实或常识。

　　本书的习题一定是作者多年教学经验的结晶，建议读者认真阅读。因为本书不大用数学和曲线，内容看似浅显，一看就懂，但只有做了作业才知道是不是真懂。

　　本书的语言很生动，且口语化，这给译者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译者水平有限，难以准确传达原著的语言风格，只能说尽力而为。本书还提到了很多美国社会生活中的常识，国内读者不一定熟悉，翻译时择要加了译注。另外，和大多数美国商科教材一样，本书文字略显啰嗦，但翻译时未作删削。

　　译者都是经济学的初学者，翻译时自认努力，亦步亦趋，但仍不免有错漏之处，敬请读者指正。来信请寄onebook@263.net，并请注明“《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勘误”。

 

　　　　

 

译者

2007年11月

 

出版后记

 

另一种经典

　　国际上广泛流传的经济学经典教材有两种，一种是以曼昆、萨缪尔森、斯蒂格里茨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大师级著作为代表的，专门为经济学专业学生编写的教程；而另一种则是为普通读者和非专业学生设计的，适合一学期课堂教学的教程。后者在国内还不为大众所熟知，此类著作旨在将经济学独特的思维方式介绍给普通大众，使他们学会在生活中运用经济知识。我们本次翻译出版的这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就是个中翘楚。

　　这两类作品有何区别呢？我们可以参考著名经济学家熊秉元先生针对斯蒂格里茨的《经济学》和海恩的这本《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所作的经典比较分析：

　　斯蒂格里茨和海恩之间，至少有两点明显的差别。首先，斯蒂格利茨……这位主流经济学里的佼佼者，关心的焦点就是“经济活动”（economic activities）……相形之下，海恩……的故事，和买卖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人类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海恩所关心的，不是狭隘的“经济活动”，而是更广泛的“人类活动”。而且，海恩所希望探讨的，是在人类互动里，所呈现出的状态以及所透露出的一些特质。由探索人类活动之中，希望能归纳出生动有趣的“经济思维”……

　　其次……斯蒂格里茨是以一个“参与者”（participant）的角度，刻画经济活动的样貌。不同的人，面对不同的考验，作出不同的反应。一旦了解了各个参与者所面临的情境，再归纳出不同的情境之间的共同性，就可以体会到经济活动的特质；这是斯蒂格里茨取景的角度，也是主流经济学四平八稳、一以贯之的方式。……对照之下，海恩（在书中列举的）塞车的故事，重点不在于各个驾驶员如何用最短的时间找到回家的路；重点所在，是每个开车的人都自求多福，但是互动之下却呈现出一种乱中有序的景观。海恩希望掌握的，是人际互动的特性，包括隐藏在整个景象下的规律，以及相关支持的条件。因此，海恩不是一个参与者，而是一个“旁观者”（observer）。他静观其变，然后阐明人类行为和社会现象在动静之间的特性。 ……既然在不同的游戏规则之下会导引出不同的景观，经济学家（旁观者）的功能，就是试着揣摩各种不同的游戏规则，然后比较这些规则之间的差别。经过对照和比较，也许社会大众能摸索出较好的游戏规则，均蒙其利。

　　由此可知，《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是突破国人所持传统观念的另一种经济学教程。其最大特色在于通俗易懂。在当下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是最重要的主题之一，而经济学更是当仁不让的显学和热门学科。过去高高在上的经济学，如今已成为了普通人都需要有所了解的知识、技能之一。

　　与萨缪尔森、曼昆等经济学家的经典经济学教材写法截然不同，海恩放下学院派的矜持倨傲，以自身多年的教学经验为基础，致力于让经济学变得更亲切、更平民化。他避开数学公式、图表、术语等让读者望而却步的东西，而将经济学的教学重心放在“思维方式”上，致力于帮助普通读者了解经济学最核心的精髓，并教大家将之运用于实际问题。作者深谙“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之道，其教育态度是值得钦佩和珍惜的。这种写作姿态也得到了道格拉斯·诺斯、熊秉元、张维迎、梁小民等海内外知名经济学家的赞同和推崇。

　　每个章节后的“问题与讨论”环节是本书的一大亮点，作者煞费苦心地为读者编写了数量可观的练习题。但是这些习题却并不会让读者望而生畏，因为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作者为每个习题都设置了真实有趣的情境，这实际上是把读者引向一个又一个真实的案例。因为作者深知，只有能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去，才算是把“学生带出师”了。这些习题按照每章的内容编排，循序渐进，你可根据自己的学习进度不断自我检测，并同时体味其中的趣味。此外，每章边栏中还标注出了内容提要和重点总结，方便读者快速浏览章节要旨，并且便于记忆。

　　本书作者保罗·海恩终身致力于教育事业，曾被誉为美国“近25年来最优秀的经济学教育工作者之一”，经济学大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这样形容保罗·海恩：“他的生活和行为与我们所宣称的理想完全一致”，他对这位同仁好友是如此的推崇备至，以至于每年秋天在给大一新生开的讨论班上，道格拉斯都会专辟一节来讲讲保罗这个人。《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是保罗·海恩的经济学思想的最集中体现。本书第1版于1973年面世，30多年来不断更新（海恩因肾癌去世后，乔治·梅森大学的彼得·勃特克和北密歇根大学的大卫·普雷契特科接过了他未竟的事业），目前已出至第11版。这是迄今为止在诸多经济学原理的教材当中获得国际声誉最盛的同类教科书，已先后被翻译成日文、俄文、匈牙利文、捷克文和保加利亚文等。

　　相信本书将有助于帮助读者朋友在解决日常生活中面临的实际问题时作出更审慎的决策。

　　欢迎采用本书做教材的老师与本编辑部或培生教育出版集团北京办事处联系，以便得到我们为您提供的教学资料和相关服务。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7-1 8:42:34编辑过]

简短书评：

    这是一本装帧精美的书，皮面上的广告词是“经济学教材的革命”，我们知道，这是道格拉斯·诺斯对本书的所下的评语，是的，这就是《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一本最近的畅销书，但它不仅仅是畅销书，它引导我们走向新制度经济学的殿堂，并最终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

    对于经济学的研究生而言，很难说一本入门书提供了新的知识，但那并不重要，不是吗？重要的是我们从中学到多少思想并因此改变了多少固有而僵化的思维形态，那才是真正让人终身受用的东西。有时，仅仅是知识的重新组合就足以提供新的洞见，这本书便是如此。按照制度经济学的思路重写经济学，这是经济学由“优化时代”进入“演化时代”的标志之一。

    感谢作者和他的老师海恩，在这个喧嚣年代里，好的教师正如凤毛麟角般，不可多得。

能否继续上传其它各章？

    从论坛上通过抽签的方式获得《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经济学导论》此书，甚感庆幸。略读其，发现作者思维堪称另辟蹊径，用简单的语言讲述经济学知识，摆脱了传统的（或主流的）画图及数学公式，让读者自己能身临其境去体会经济学内容。另，从内容看，此书内容丰富，为读者展开了一幅巨长的画卷，读完后颇受启发。
    此书适合初学者，方便入门，了解全面的知识，也是高校教师必备的参考书。
    希望世界图书出版社多出这类书，服务中国经济。
    再次感谢世界图书出版社。

楼主能不能上传全文阿！！！

小妹刚刚开始MBA的课程，老师就是用的这本书哎！！

拜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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