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官僚资产阶级
据马老师的说法,在共产主义来到之前,阶级永远存在,那么阶级分析也永远有市场。那么历史上中国出现过三次官僚资本主义,三代官僚资产阶级,第一次是慈禧新政,以李鸿章、胡雪岩为领头羊,第二次是国民党蒋介石手上,以四大家族为领头羊,第三次是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看以前的文献,7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初以来一直都有中国是姓“资”姓“社”,其实,过头来,会把问题看得很清楚。大讨论的主题可能是错了,要发展自由市场经济,就必须明白西方发展和运用这种模式的前提,一个是私有制,二个是信用,三个是道德。
私有制
自由竞争,竞争者必须要有竞争的资本,这种资本实质上看是一种权利,这种权利也可以说是分配资源的要求权,奴隶时代竞争者从社会分配资源的权利是人力,封建时代竞争者从社会分配资源的权利是土地和人力,资本时代竞争者从社会分配资源的权利是人力、土地、资本,资本其实就是生产力发展使社会资源丰富了。在不同的国家,分配资源的权利还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比如说官权民顺,比如说在中国,官员的权利加上民众顺意,可以形成对社会资源的分配权,比如说资本家的寻租,贿赂官员。
信用
并不是每一个拥有社会资源分配权的人都是有能力的人,于是当一些有能力的人没有或者很少拥有分配权,这时最好的解决方法是拥有分配权的一些人把他们的分配权借给有能力的人,使社会资源能够充分利用起来,而借出方在将来可以拿回当初的分配权和多余的分配权。
道德
使社会资源增加的方法用自由竞争,但是凭良心说,这种方式确实是不能够使分配恰当的,会有一些人得不到生存条件,这种时候有人会想到组织政府来重新分配,那么组织政府也是出于善心,通过这种手段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通过民间的私有途径进行再分配,可以弥补。组织政府进行重新分配优点是可以形成规模效应,单位信息成本低,缺点是委托代理关系,形成错综复杂的资金关系,贪污现象难免,根本特点是强制性;民间途径优缺点和组织政府恰好相反。虽说市场可以反映出偏好进而反映出市场信息,但是毕竟在没有市场的条件下还是会出现信息不对称,根本特点是自发性。从这点考虑,纯民间途径还是太浪费成本,或者说机会成本,政府的缺点又很明显,或许我们可以在政府之外寻找一种混合的模式去重新再分配,西方很多慈善基金就是很好的模式,比如说比尔.盖兹的基金。但是民间途径的前提条件是有钱人肯发善心,这点很现实的。一个社会要有很多有钱人发善心,不能够只有一种世界观:钱是证明一个人存在的唯一,是满足马斯洛高层次需求的唯一,当一个社会存在多元化的价值观时,有钱人就不会那么吝啬了,因为你仅仅有钱不会有人尊重你,有钱又有善心才受人尊敬,如果这种情况存在,就不难发现身边会有很多发善心的有钱人。世界上发善心的有钱人毕竟是少数,组建政府似乎可以强制,但是如果政府似乎有钱人的政府,那就难说了,所以要通过组建政府来实现强制性再分配,而且分配要有效即时,又是需要政治民主为前提的。
再来谈大讨论姓“资”姓“社”问题,在当时的环境对于舆论的控制是好的。到了现在,我们需要再进行一次大讨论,我们要正面面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问题,讨论的主题是怎样解决官僚资本主义下的社会福利最大会问题,而不是是否应该改变现在的官僚资本主义。如果谁还想讨论是否应该改变现在的官僚资本主义,那么就会重复20世纪初“革命派”和“保皇派”的讨论,遗憾的是“革命派”占了上风,其实如果是“保皇派”成功,那么可以和日本一样,明治维新同样早就了现代日本,而不必像中国一样,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斗争,到1978年才换来了平安的环境发展经济。
其实正面面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问题对于中国的稳定是不会造成太大的波动,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老百姓是最对得起官员对得起生命的,不会冒险去反抗的。我的例子是现在虽然矛盾严重,但是政府还是能够控制局面。但是我们必须面对变化,《谁动了我的奶酪》告诉我们要面对变化,现在不面对变化就怕局势控制不住。既得利益群体主动面对在官僚资本主义,并沟通怎样解决官僚资本主义下的社会福利最大会问题。
至于重新构建社会规则特别是道德体系还是从三个方面考虑,一个是私有制,二个是信用,三个是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