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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日报》 腾飞
欧洲央行既6月份将隔夜存款利率降为负之后，又于9月继续将基准利率下调10个基点，再融资利率为0.05%，隔夜存款利率为-0.1%，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首次实施负利率的央行。在美国次贷危机后迅速启动量化宽松政策以后，日本以“安倍经济学”启动大规模量化宽松，欧洲在欧债危机后各方博弈的结果仍然是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且实行负利率，较美日更为激进。
美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连续推出4轮量化宽松，直到经济确定企稳复苏、失业率大幅下降后，才从2014年开始逐步缩减量化宽松规模，根据耶伦近期在美联储会议的讲话，何时彻底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仍要看劳动力市场、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情况而定。
美国虽然是次贷危机的“始作俑者”，但由于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以及美国经济基础、债务状况相对较好，危机后在所有发达国家中率先复苏。当然，量化宽松政策在其复苏中起到了稳定剂的作用，通过ZF注资、担保、购买债券计划向市场注入信心，为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降低市场利率水平减少债务人负担，尽量减少债务违约事件的发生。量化宽松政策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复苏，也使得金融机构得以在金融危机后迅速恢复元气。道琼斯指数在2009年较危机前高点下跌53%，但很快在2013年初恢复到危机前水平，且屡创新高，房价较危机前下跌40%左右之后也在逐步上升。
在美国的量化宽松取得较好效果后，欧洲和日本也先后跟进，但是政策效果各异，取决于当地的经济债务情况、货币地位、政治格局等。
日本自2012年末起实行安倍经济学，试图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三支箭”，刺激多年低迷的经济复苏。首先，通过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大量发行货币，使日元在2012年12月至2013年初不到2月时间兑美元贬值10%，不到半年时间贬值近20%，量化宽松可一方面提升物价上证预期，刺激消费和投资，另一方面通过日元贬值提升日本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刺激出口。其次，通过积极财政政策大力提高ZF投资，以投资带动经济增长，但是日本ZF的债务余额超过GDP的200%，高于其他发达国家，ZF大力举债增具有一定风险。第三，通过结构性经济改革计划，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但是目前“第三支箭”的效果仍有待观察。日元贬值有助于出口企业的竞争力，但同时也会加剧国际贸易摩擦，迫使部分国家加大贸易保护力度。日本大范围的量化宽松，或许具有一定短期效果，但是在长期来看无法避免“流动性陷阱”——当利率接近为零时，市场参与者对利率变化不敏感，而且量化宽松并没有实质上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只是以货币的手段刺激投资和消费，并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而财政刺激政策导致的财政支出大幅增加，必然需要以税收的形式来弥补财政缺口，正如4月1日起日本自1997年以来首次提高消费税税率，很可能会使居民消费能力下降，抑制消费支出。因此，日本的量化宽松政策或许可以摆脱多年的通缩问题，保持合理的通胀水平，但是要使经济真正走上复苏的良性轨道，必须借助于经济结构的一系列改革真正到位，优化经济结构。但日本真正面临的问题是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劳动力人口下降，经济结构改革必然要以劳动力为基础，可以预期人口结构趋势难以改变的前提下，结构改革的难度不小。而且日本目前与周边国家的政治、贸易摩擦不断，日元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也在逐渐下降，在这些条件发生改善前，仅靠量化宽松政策取得的效果难言乐观。
欧洲虽然不是金融危机的发源地，但却是受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地区，部分国家ZF如冰岛、希腊等濒临破产，其中一方面是因为欧洲银行购买了很多美国的次级债务，直接承担大量损失，另一方面是因为欧洲国家和银行自身的高杠杆，债务比例过高，直接暴露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目前欧元区最大的问题是各国经济实力、ZF债务的差异性较大以及整体的高福利社会，前者使政策出台需要兼顾各国不同诉求，增加沟通协调成本，加大政策出台难度，目前德国反对放松财政约束，而意大利、法国支持扩大财政赤字，两派观点让欧洲央行行长吉拉德进退两难。欧洲的高福利会导致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不足，ZF债务负担过重，政策刺激的空间有限。虽然欧洲央行今年已连续两次降息到负区间，并出台了一揽子资产购买计划，但是德拉吉出席全球央行行长会议时也明确表示，即使欧洲央行实施量化宽松，也不是解决欧元区经济困境的万应灵丹，必须有财政政策和结构改革的有力配合才能奏效。
量化宽松对于他国经济存在负面溢出效应。
一是量化宽松导致本国利率降低，使国际投机家借入低利率的本国货币，投资于他国，加大了他国的资本流入，可能助长资本泡沫，加大货币升值压力；
二是量宽导致本国货币贬值，提高了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同时削弱了其他国家的出口竞争力；
三是可能导致各国竞争性的量化宽松政策，引发货币贬值的恶性竞争，使全球流动性过剩，资本的流向充满更多不确定性，对各国正常贸易、国内资产价格产生影响。
美国利用得天独厚的美元霸主地位，量化宽松政策的推出游刃有余，借助向全球的资本输出消化美元的过剩流动性，避免对国内经济造成过高通胀，但随着美元的输出会推高了其他国家的资产价格；当美国需要退出量化宽松时，资本的回流会减少其他国家的资金供应量，从而影响资产价格乃至实体经济，但是美国在退出量化宽松时只会考虑国内的经济情况，而不会考虑带给其他国家的负面溢出效应。因此，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时代，量化宽松实际上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率先启动量化宽松的美国赢得复苏的先机，欧洲国家挣扎于ZF债务危机的泥潭而无法自拔，也因各国无法达成一致而未能推出有效的量化宽松和改革措施，日本在安倍上台后大规模推出宽松政策，希望于挽救“失去的二十年”。然而，量化宽松也不是灵丹妙药，无法仅靠量化宽松政策取得经济改革的效果，政策效果既取决于国际金融环境、本国货币地位、资本是否自由流动，也取决于本国的经济结构、ZF债务情况。在这场战役中，量化宽松政策的推出是各国之间、国内派系之间的博弈的结果，并且他国采取的策略对本国经济产生显著影响，因此大国之间的协同、沟通显得尤其重要，而在这一点上美国似乎并没有承担世界大国的责任，没有考虑本国政策对他国的负面溢出效应。
在全球货币体系多极化的今天，并没有组织或国家能够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角色，起到资本稳定器的作用，各国竞相量化宽松将不断打破平衡，加剧汇率、资本的动荡，增加资本的套利行为，引发资产泡沫或贸易摩擦，在这场战役中没有最后的赢家。
和时寒冰老师的观点类似，值得大家思考，以及大家可以联想最近国内的一些政策是否是在应对这场可能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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