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近期将研读交易费用经济学的文献,主要围绕合约的性质,组织形态的选择。如果您的发言是建立在熟悉每个文稿后所列文献的基础上,笔者非常欢迎您的参与和指教!
文稿一:论合约的异质性(写于2008.8.4)
科斯(1937)明确指出合约是异质的。但是对于用哪些性质来刻画合约以及为何合约为何是异质性的,科斯并没有细说。Macneil(1978),williamson (1985)等将合约分为古典合约,新古典合约和关系合约三类,其中关系合约又被分为双头合约和等级制合约。从他们的分类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刻画合约的特征,如合约的完全性,冲突处理方式,当事人的数目等。
程承坪(2004)接受这种分类,并基于合约对企业和市场进行了区分,认为市场和企业的区别在于组织交易所采用的合约具有不同的性质。具体的说,他认为市场采用古典合约,新古典合约和双头合约组织交易,而企业考关系合约组织交易,两类合约的区别在于剩余控制权是否对等分配。这种区分的目的旨在强调企业的“等级制”,或科斯说的“权威”,或钱德勒说的“管理层级制”。
但是,似乎对合约性质的刻画仍然不够精确。Williamson(1985)选取了三个特征来刻画交易即不确定性,资产专用性和交易次数。如果将这个看法与前面关于合约的分类联系起来,似乎可以得到这要的观点: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与合约的不完全性相关,而交易次数则与冲突处理方式相关。
其实,也又另外一种思考合约性质的角度。将合约视为经济主体通过合作实现各自的利益的平台。这样,可以从经济主体的性质,交易标的的性质,利益分配机制等三个维度进行思考。进一步的,经济主体的性质包括对人的动机,人的认知能力,人的需求等的刻画;交易标的的性质包括其物理性质和经济性质;利益分配机制则涉及交易次数,环境的不确定性,文化等。
文稿二:依赖性,唯一性和可塑性与组织形态的选择(写于2008.8.10)
一个被交易费用经济学重点研究的问题是:组织形态如何选择?组织形态的多样性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合约集的多样性。科斯,威廉姆森等创建的交易费用经济学旨在对组织形态的多样性进行解释。在威廉姆森(1985)的理论中,组织形态选择的一个重大目标就是最小化交易费用。在刻画交易时,威廉姆森用专用性来刻画资源的特征。减少交易费用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减少对因为资产专用性而产生的套牢的担心。不过,仅仅选取资产专用性这个指标来刻画资源的特征似乎并不全面。在笔者看来,Alchian and Woodward(1990)对资源特征的刻画显得更为全面。他们提出的核心概念包括“依赖性”,“唯一性”,“可塑性”,其中“依赖性”与威廉姆森提出的“专用性”一致。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是在团队生产的框架下定义这些概念的。具体说来,“当一项资源离开团队(企业)时,它的价值将减少,我们就说这项资源有‘依赖性’”(P156)。“如果企业中其它资源依赖某一项资源,如果企业中其他资源依赖某一项资源,如果该资源离开,企业中身下的资源(团队成员)的价值减少,那么就说这一项资源是‘唯一性的’”(P156-157)。“我们称资源活投资有‘可塑性’,是为了说明使用者可以选择的合理决策的范围很大,或者一个观察者并不能可靠地监督选择”(P160)。这些概念使得,对组织而言,存在着两种机会主义倾向的可能。一个是道德风险,另一个是套牢。降低因为防范道德风险和套牢而带来的交易费用自然是组织形态选择时的重要考虑。具体说来,“可塑性加上高监督成本共同导致了潜在的道德风险剥夺”。(P161)。某资源的“依赖性”增加其被套牢的可能性,而其“唯一性”则减少其被套牢的可能性。
笔者认为,这一理论发展了威廉姆森(1985)的理论。其贡献主要在于更为深刻的刻画的资源的特性,从而拓展了机会主义的来源。根据威廉姆森的看法,机会主义仅仅取决于因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倾向和资产专用性而带来的套牢。的确,如果团队生产中只有一种专用性资产而且该资产仅仅归一个经济主体所有,那么这一资源拥有者的确面临着被套牢的风险。但是,如果该团队生产中存在着多个专用性资产的所有者,仅仅用资产专用性这个概念并不能全面的刻画我们面临的约束条件。试问,对于不同的专用性资产所有者而言,谁在利益分配的谈判中更有影响力或者说谁更容易被套牢呢?这自然要看专用性资产所有者相互之间的依赖关系了。Alchian and Woodward(1990)所提出的“唯一性”概念就反映了这一点。换句话说,专用性(或依赖性)仅仅反映资源在该团队内和在团队外的价值的比较,而“唯一性”则反映了专用性资源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的确,某个专用性资源离开团队肯定会对其本身的价值产生影响,但也有可能对其它在团队内的专用性资源的价值产生影响,因而其他成员他是否离开团队很有可能会做出反应。一个完整的理论必须要考虑到这一点。
另外,威廉姆森忽略了道德风险。企业价值的实现是需要多个阶段的配合的。首先是资源组合到团队中,然后是使用这些资源进行生产,最后是实现产品的价值并在各资源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正如团队Alchian,demsetz(1972)年指出的,由于贡献的不可分性和计量上的困难,监督费用不可忽略。合约的选择是否仅仅影响因担心“套牢”而产生的交易费用呢?显然不是,张五常(1983)对分成合约和薪金合约等的比较分析表明不同的合约下,监督费用是不同的。我们认为,这类交易费用是不同于因担心“套牢”而产生的交易费用的,而且这类交易费用与合约的选择是相关的。
事实上,因计量问题(或信息问题)产生的交易费用收到了许多这这的关注。我们先看看科斯(1960)如何看待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费用的:“为了进行市场交易,有必要去发现谁希望进行交易,有必要告诉人们交易的愿望和方式,以及通过讨价还价的谈判缔结合约,督促合约条款的严格履行,等等。”(Coase,1960,p.15转引自艾瑞克.弗鲁博顿,鲁道夫.茵切特P60)。张五常(1983)拓展了对科斯所提出的发现价格的费用的解释, “原则性上,同协作者的服务一样,投入所有者们的全部贡献能够通过直接衡量与每一份贡献有关的各种属性而分别定价和出售给顾客。在此情况下,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是重合的。但是,因为交易数量,因为消费者缺乏对商品的每一部件或成分的使用的详细信息,因为衡量总类繁多和变化着的活动的困难,以及因为分解贡献的需要,价格的决定费用高昂”(第144页)。同时,“降低发现价格的费用的一个有效途径,是用一些装置替代对活动直接地和分别地定价,这个替代方法可以像采用计件工资契约那样简单,也可以像建立共产党政权那样复杂”[1](第144页)。似乎可以认为,张五常认为合约选择既会影响技术层面的成本,也会影响道德风险方面的成本。如果将科斯(1937),张五常(1983),威廉姆森(1985),Alchian and Woodward(1990)综合起来考虑,我们发现他们的观点可以综合起来回答Milgrom,Robert()分析组织形态选择时的一个思路:“一个企业的总成本一般被表示为生产成本(它们只依赖于技术和所使用的投入品),和交易成本(它们只依赖于交易的组织方式)之和。在一般情况下,这两类成本必须被同时考虑,有效率的组织并不仅仅是最小化交易成本”(转引自艾瑞克.菲吕博顿,鲁道夫.瑞切特,1998,P183-184)。不过,我认为即使是技术上的生产成本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合约的选择。他们还是受把企业看作生产函数的那种传统观点的影像。
于合约相关的费用可以分为,与信息费用密切相关的技术层面的费用,与信息费用密切相关的与防范道德风险相关的交易费用,与防范“套牢”相关的交易费用。合约集合选择的原则就是最小化以上三种费用。Alchian and Woodward(1990)对资源特性的分析提供了精彩的定性分析,但目前尚没有形成一个将三者统一起来的理论框架。威廉姆森在比较不同的组织形态时所作的对比并不精确,只是一个粗的分析,这种制度比较分析方法不知是否可以用来建立将三者统一起来的框架。
参考文献:
1.盛洪主编:《现代制度经济学》(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P103—156
2.路易斯.普特曼,兰德尔.克罗茨纳编,孙经纬译:《企业的经济性质》,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P182—199
3.奥利弗.威廉姆森著,段毅才,王伟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论企业签约与市场签约》,商务印书馆,2002,P1-119
4.艾瑞克.弗吕博顿,鲁道夫.瑞切特编,孙经纬译:《新制度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P152—184
5. 艾瑞克.弗鲁博顿,鲁道夫.茵切特著,姜建强,罗长远译:《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P--92
[1]分解贡献的困难在阿尔奇安和德姆赛茨(Alchian,Demsetz;1972)中有论述,他们将原因归结于团队生产技术上的特征以及获取相关信息需要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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