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燮霞是苦难农村娃;郭文珺曾离队打工,至今寻父未果;刘春红哥哥为了她练举重而辍学……中国奥运冠军们的苦出身,被一再提起。事实上,雅典奥运会时,媒体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一个个荣誉后的故事,让我们有别样的感受。人们在为他们的奋斗而感动、为他们“一朝成名天下知”而高兴的同时,也有点点迷惑:为什么奥运冠军多是苦出身?
一个个苦孩子能够出人头地,首先要感谢我们体育的举国体制。由财政出资,集中资源办体育,正是这一体制给了这些苦孩子更多的机会。年仅15岁的郭文珺,父亲出走后,经济窘迫,几乎无法生存,后来经过研究,西安市体育局批准其转为专业运动员,才解决了生活问题。
追求纯粹的体育之美,是人类的梦想。但是,奥运会包含了国家之间的竞争,也是不争的事实,否则不会连美国人也在热烈讨论金牌数是否会被中国超越。
中国本是体育弱国,要从困境中突围,必须讲究策略。因此,我们选择了更适合我们身体条件、更容易突围的领域优先发展,比如举重。但是这些项目,还有一个特征:大都是苦项目,需要巨大的付出和超人的毅力。陈燮霞的教练当初选择她,并不是因为她的成绩足够突出,而恰恰看中了她的农村出身。艰苦生活的历练、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塑造了她坚韧的性格,也成就了她的冠军之路。对于一个农村孩子而言,能够上体校,是一个不错的出路。
当然,去强调陈燮霞等人的苦出身,并不是去否定家庭条件优越的孩子的优秀。只不过,诸多现实因素令他们不会选择体育作为终生职业。一来,竞技体育是个高淘汰率的职业,第二名几乎就意味着失败;二来,竞技体育是个苦职业,让富裕的家长望而却步;三来,我们一般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从事体育不够光鲜。
如今,当我们都为奥运会的成绩觉得举国光荣的时候,我们当真需要感谢我们的体育体制。虽然它的弊端近年来被屡屡提及,但是严复那句话是有道理的:“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过去的这些年,举国体制,适应我们的国情,所以我们采用了它。而新的现实,也呼唤新的变化。
本次奥运会,我们发现,中国体育已经开始新的突破。游泳上,张琳已经破天荒的摘得银牌;篮球上,中国男篮的出场总是让人惊喜;而网球场上,李娜郑洁等不断突破。这些竞争更激烈,观赏性更强的体育项目,其突破有赖于更广大的群众基础,更强的个人经济实力,更成熟的商业运营。一个为生计所迫的人,是没有条件从事网球等运动的。如今我们却能发现,游泳池里有的是有专业教练指导的孩子,篮球场上的业余选手玩耍相当专业,而周末的网球场也人满为患。中国的经济在进步,中国人的生活和观念也在进步。这些都让我们看到改革的可能,有了运动的消费群体,就有了供给的增加。虽然举国体制改革未必一步到位,但是必需赋予新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