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战后经济的周期性进动和美国总统选举
Lin, Ershen
2007年9月29日-10月4日
1. 经济的周期性进动的基本特征
本文作者在“美国通货膨胀史分析与经济周期理论”一文中指出了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概况起来,首先从失业率持续下降开始,然后是通货膨胀率上述,接着是官方失业率U1的增加,最后是真实失业率U2的减少。这种一般推理预示着如果以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作图的话,美国经济的周期性运行将表现为一种陀螺式的进动关系,相应于每个周期的进动曲线将是一个圆弧。本文试图以现有的战后美国经济数据验证上述推理。
以真实失业率U2为横坐标,以通货膨胀率为纵坐标作图,可以得到美国战后经济的周期性进动图 (图1)。进动一圈相当于一个最小的经济周期。当然,这里显示的不是真正的圆弧,而是一个螺旋线。这是进动中心发生连续位移的结果。换句话说,螺旋线是进动的圆弧轨迹与进动中心的线性轨迹迭加的结果。从进动曲线可以看出从1954-2003年美国经济一直按顺时针方向进动。这意味着在此期间的经济周期是失业率下降→通货膨胀率上升→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率下降→失业率下降。进动中心在1965-1980年间向左上方移动,显示高通货膨胀/就业增加的趋向;而在1980-2003年间向左下方移动,显示低通货膨胀/就业增加的趋向;在2003年之后向右方移动,显示低通货膨胀/就业减少的趋向。由于U2一直处于下降的状态,萧条时期的失业率上升幅度较小,而繁荣时期的失业率下降幅度较大。值得注意的是在1950-1954年间美国经济走出了一个逆时针方向的进动,并画出一个近似于封闭的三角形。这意味着1950-1954年的经济周期是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率上升→失业率下降→通货膨胀率下降→失业率上升。逆时针进动现象在2003年之后再次出现。
如果以官方失业率U1为横坐标,以通货膨胀率为纵坐标作图,可以得到另一种美国战后经济的周期性进动图 (图2)。由于采用U1作图,进动中心的移动较少,但总的进动规律与图1的结果相似:1950-1954年的经济周期是一个逆时针的进动;从1954-2003年的经济周期是顺时针方向的进动;2003年之后再次出现逆时针的进动。显然,无论用真实失业率U2或者官方失业率U1为对象来研究,其一般结论是完全一致的,足以互相印证。
1950-1954年以及2003年至今的逆时针进动方式符合凯恩斯主义理论对于市场的预期;而1954-2000年的顺时针方向进动符合本文作者在“美国通货膨胀史分析与经济周期理论”一文中对于一般经济周期理论的推理。但无论哪一种进动方式均不符合所谓菲力浦斯曲线的预期。看来我们有理由将1954年以后的美国经济看作是正常运作模式,而1950-1954年间以及2003年至今的美国经济则是受到了某种特殊因子的影响。
如果我们考虑在1950-1954年间有什么特殊因子可能影响美国经济的运行方式时,一个最可能的答案便是朝鲜战争。战争可能造成了市场经济的暂时扭曲。在战争期间,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可能意味着战争对于资源消耗的增加,包括对于人力资源消耗的增加。由于大规模战争将相当可观的一部分工作年龄的人口从劳动力市场抽走,人为地造成失业率下降。而到了1954年停战之后失业率立刻上升也进一步印证了上述推论。而2003年之后的美国经济很可能是受到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凯恩斯主义理论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战争经济理论。这里有一个先决条件,战争不对经济造成破坏,也就是说必须在海外进行;如果战争发生在美国本土,凯恩斯理论的预期就不可能被实现。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凯恩斯主义理论是一种战争经济理论的推理恰恰可以解释为什么凯恩斯主义理论在二战其间用于对付美国的大萧条颇有成效,而在1970年代用于对付滞胀则无用武之地。
自从1950年代后期开始,所谓Phillips曲线曾经在英美经济学界风靡一时。根据A.W. Phillips对于英国历史数据的统计分析以及Paul Samuelson & Robert Solow对于美国历史数据的类似分析,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着一种负相关性。从那时起,Phillips曲线便被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奉为至宝,因为这一结果可以被解释为通货膨胀降少失业的证据。实际上,Phillips曲线最多只是表明某种相关性,而不证明任何因果关系。本作者在“美国通货膨胀史分析与经济周期理论”一文中使用包含时间差的动态回归方法证明了通货膨胀率与GDP增长率以及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均具有显著的时间滞后效应,这种滞后达到一年或者更长。因而,Phillips采用的静态方法只能分析即时效应,根本无从放映这种复杂的经济现实。严格地说,所谓Phillips曲线是研究方法上的错误所导致的产物。当然,这并不否定Phillips结果的统计意义。“美国通货膨胀史分析与经济周期理论”一文导出的一般推理之一是“失业率持续下降-通货膨胀-U1增加-U2减少”,而这一推理就包含了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的负相关性;Phillips的统计分析所看到的很可能就是这样一种负相关性,至于滞后量在不同的经济体间会略有差异。这种负相关性假如能够暗示一种因果关系的话,应该是低失业率导致高通货膨胀,而不是凯恩斯主义理论所鼓吹的高通货膨胀可以导致低失业率。显然,凯恩斯主义者把因果关系给弄颠倒了。“美国通货膨胀史分析与经济周期理论”一文的根本意义在于以动态方法阐明了多年以来一直困扰经济学界的一个复杂现象,从而动摇了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实证基础。本文的研究进一步表明所谓的Phillips曲线根本就不存在;我们所能看到的仅仅是周期性进动的圆弧与进动轴中心的位移迭加后产生的螺旋线。如果有人硬是要把螺旋线解释成Phillips曲线极其位移的结果,那仅仅表明了一种数学上的可能性,而数学可能提供的解释的多样性是无法穷尽的,与现实世界毫不相干。在逻辑上,最完美的解释是最简单的解释。
2. 经济的周期性进动对于总统选举的影响
无论从图1还是图2,我们都可以读出美国战后通货膨胀率的周期性高峰年份在1951,1957,1960,1970,1974,1980,1990和2000。在上述八个高峰年中,除了1970年 (尼克松) 之外,其它所有年份的在任总统的政党均在下一轮总统选举中败北。1951年杜鲁门时期执政的民主党在1952年败给共和党 (艾森豪威尔),1957/1960年艾森豪威尔时期执政的共和党在1960年败给民主党 (肯尼迪),1974年尼克松/福特时期执政的共和党在1976年败给民主党 (卡特),1980年卡特时期执政的民主党在同年败给共和党 (里根),1990年布什时期执政的共和党在1992年败给民主党 (克林顿),2000年克林顿时期执政的民主党在同年败给共和党 (小布什)。尼克松在1972年在1970年的高峰之后连任成功算是一个奇迹。尼克松的成功秘诀可能就是他所宣布的冻结工资与物价。但这种反市场的措施是注定不能持久的,事实上也仅仅维持到选举结束就被放弃了。他在反通货膨胀上所表现出来的机会主义与玩世不恭与他在水门事件上的表现是完全一致的。
通货膨胀率对于美国政治的影响力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查。美国战后最得人心的肯尼迪总统的在任时期通货膨胀率为1%,是战后通货膨胀率最低的时期之一。除了艾森豪威尔的第一任期之外,还没有哪一个时期的通货膨胀率比肯尼迪任内更低的,而艾森豪威尔的声誉显然受到他的第二任期内通货膨胀率上升的破坏。与此相反,美国战后最不得人心的卡特总统在任时期恰恰就是通货膨胀率最高的时期,同时也是通货膨胀率增幅最大的时期。在卡特任内 (1976-1980), 美国通货膨胀率的增幅达到7.7%,甚至超过了朝鲜战争期间的增幅 (6.6%),从而注定了卡特总统竞选失败的结局。声望卓著的里根总统任内通货膨胀率的均数虽然不低,但他使通货膨胀率从1980年的13.5%降到1986年的1.9%,是整个二十世纪后半叶最大的降幅,也是越战之后美国首次达到低通货膨胀的目标。当然,为了控制通货膨胀,美国付出了代价。在1981年,美国一年期国债的利率曾高达14.9%,贷款利率高达18.9%。即使到了里根竞选连任的1984年,一年期国债的利率仍然高达10.9%,而且高出1983年的9.6%。上述事实也说明高利率不会对于选举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应该指出的是,在里根总统任内成功地抑制了通货膨胀的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Paul Volcker是卡特总统在1979年指定的。但是,这对于挽救卡特的政治生命为时已晚。
与通货膨胀相比,GDP成长率对于选举结果就显得无关紧要了。不但罗斯福时代发生过GDP下降,在杜鲁门第一任期、艾森豪威尔第一任期、肯尼迪任期、尼克松第一任期、里根第一任期、小布什第一任期内均发生过GDP下降,但均未影响执政党候选人在下一轮选举中胜出。失业率对于选举结果也没有直接关联。艾森豪威尔的第一任期、肯尼迪任期、尼克松的第一任期、里根第一任期、小布什第一任期内U1和U2都曾经达到过周期性高峰,其中里根第一任内U1曾经创造战后最高记录,同样没有影响到执政党候选人在下一轮选举中胜出,更没有影响到肯尼迪总统和里根总统的声誉。
美国选民对于失业率缺乏敏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战后美国的真正失业率U2处于持续下降的趋势中,经济萧条带来的U2上升很大程度上被这种持续下降的趋势抵消了,净升幅从来没有超过1%。官方失业率U1的增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通货膨胀迫使更多的人参与到劳动力市场中来。这一点在本作者的“美国通货膨胀史分析与经济周期理论”一文中早已经指出过了。从这个意义来说,美国的失业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通货膨胀的问题。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Paul Volcker能够诊断出当时美国经济真正的病因,在通货膨胀、萧条、失业并存的情况下以抑制通货膨胀为唯一优先,并做到药到病除,确实具备非同寻常的睿智和勇气。Volcker的成就得到了美国大多数人的认同。当时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Volcker是当时美国仅次于总统的第二号最重要人物,其影响力远远超过副总统。另一方面,里根总统没有为了党派政治的需要而干扰Volcker抑制通货膨胀的强硬政策也是值得赞扬的。里根总统任内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对于大部分人有利,是以全社会的长期总体利益为上。反之,如果以对抗失业为直接目标,则仅仅有利于为数不多的失业者;如果以控制利率或者提升GDP为目标,则仅仅有利于少数富人和财团。由此可见,大多数美国选民认同反通货膨胀的政策是不足为奇的。
总而言之,在各种经济指数中,通货膨胀率的周期性高峰的出现是唯一的一个与总统选举结果密切相关的指数。2005年的通货膨胀小峰是否是周期性的通货膨胀高峰目前还难以断定,须待2007年的数字公布后方可清晰化。此外,美联储的最近的降息是否会造成不断降息的期望并最终引发新一轮的通货膨胀也尚待观察。这犹如在股市崩盘和通货膨胀之间作平衡木表演,最后如何下法将决定小布什总统在明年底是否能够体面地走出白宫。
图1-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