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所定义的团队生产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总体资源联合生产的产出大于非联合生产的产出之和,二是存在着一些资源的贡献无法与其它资源的贡献分离。这两个特征是作为假设给出的,并没有加以解释。我们认为,这两个特征反映的是组织经济活动过程的技术特征。十分遗憾的是,在以团队生产为分析框架解释组织形态的多样性时,这些技术特征并没有得到深入的分析。我们将团队理解为一个经济组织,但这种经济组织并不一定是一个企业,尽管一个注册的企业通常是可以视为一个团队[1]。例如,团队可以是公司的一个职能部门或事业部,也可是是某职能部门或事业部内的一个工作小组,还可是是注册的一个企业,可是是由各个注册的企业的某种联合。正如张五常(1983)所强调的,如果从合约的角度理解各个生产组织,市场和企业的界限模糊了,所强调的应该是合约集合的特征。Armen Alchian, Susan Woodward()认为,“在企业内,有三个基本问题必须解决:第一,企业必须确定将使用的资源、它将进行的任务和把最终生产出来的价值在所有的资源间分配。第二,企业必须监督团队资源的业绩,以保证每种资源都能产生所承诺的劳动生产率。第三,企业必须防止团队成员违背最初订立的价值协议,要求从企业收入中获得更大份额的可能”(P155)。我们认为,以上三个问题不仅是企业所要面临的问题,也是任何团队所要面临的问题。团队选择组织形态时需要在总体资源的价值最大化和收益的分配两个方面取得均衡,因而在选择组织形态时既考虑生产成本的节约,又考虑交易费用的节约。最为理想情况是各种资源都能按照使组织价值最大化的方向配置,所得的收益能够以最低代价在各资源投入者之间公正的分配。
新古典理论将企业投入要素总结为劳动,土地,资本。由于假定信息可以无代价地充分的获取,知识分工的作用被忽略了,企业被视为一个黑箱。按照这种理论,所有的团队都是一个由古典合约来组织经济活动的无差异的“黑箱”。然而,信息并非可以充分地无代价地获取。TCE通过对人性基本假定和对交易的刻画使得我们对经济组织的理解更为深入。知识在团队生产中的重要性得到了重视[2],经济学者对各种投入要素的特征也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析。在TCE分析如何通过选择组织形态降低与抑制机会主义行为相关的交易费用时,投入资源的特征得到了关注[3]。但是,投入资源的有些特征也会影响生产成本,从而组织形态通过影响投入资源的结构和总量来影响团队需要关注的生产成本。
在TCE的分析框架中,企业的总成本可以分为两部分,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在解释组织形态的多样性时如何定义交易费用?科斯(1937)科斯将“交易费用”定义为利用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费用,而且在分析时将产权、文化等制度环境因素假定为既定的。他认为交易费用包括发现相对价格的费用,谈判和签约的费用,也间接提及了合约签订之后发生了的费用。张五常(1983)补充了科斯的解释,解释 “发现价格的费用”的来源如下:“原则性上,同协作者的服务一样,投入所有者们的全部贡献能够通过直接衡量与每一份贡献有关的各种属性而分别定价和出售给顾客。在此情况下,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是重合的。但是,因为交易数量,因为消费者缺乏对商品的每一部件或成分的使用的详细信息,因为衡量总类繁多和变化着的活动的困难,以及因为分解贡献的需要,价格的决定费用高昂”(第144页)。可见,与信息的搜集,传递等相关的费用得到了强盗。TCE特别关注如何通过组织形态的选择来降低与抑制机会主义行为相关的交易费用。但是,即使每个人都预期不会遭受机会主义行为的损害,交易费用仍然不为零。为了便于在团队生产的框架中分别考察这两类交易费用,我们借鉴詹森和麦克林(Michael C. Jensen, William H. Mechling)的观点,将交易费用区分为信息成本和代理成本。代理成本指因机会主义倾向而产生的交易费用;信息成本则是其余的交易费用即知识转换的费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对生产成本的影响值得重视。在本文的以下分析中,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与投入的特征和投入结构密切相关。由于组织形态的选择会影响投入结构,进而影响到范围经济或规模经济。这样,组织形态的选择会影响交易费用,而组织形态所影响的投入结构又影响到生产成本。组织形态的特征在于它组织交易的方式。其核心内容就是如何通过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安排来节约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
[1]根据TCE的分析,企业是有别于市场的一种治理机制,其区别在于企业组织交易的合约和市场组织交易的合约有不同的性质。程承坪()强调,二者的区别在于剩余控制权在交易主体之间的不对等配置是前者区别与后者的特征。很多学者也认同这种根据合约性质的差异来区别不同的治理机制的思路。
[2] “人力资本”这一概念的提出体现了这种重视。教育和培训等可以视为知识转换。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给出詹森和麦克林(Jensen,Meckling)知识转换的定义。
[3] 威廉姆森(1985)特别强调资产专用性并将之设定为让资产投入者预期自己被“套牢”的必要条件。但是,威廉姆森只是考虑了机会主义的一种形式,没有像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1972)那样关注第二种机会主义行为——“道德风险”。 (Alchian, Woodward,)在团队生产的框架下考虑,利用依赖性和唯一性来替代资产专用性分析“套牢”,利用可塑性来分析“道德风险”。
来自本人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03218d0100arh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