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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农民看“三农”》一文的修改
之所以“斜眼”看“三农”是因为：
1、我不是学者是农民，准确的说是“佃户”。因为我在上海郊区的金山廊下镇租了500亩地种水稻；
2、 我的观点不是主流观点，我认为中国没有“三农”问题只有“一农”问题——农民太多的问题。只要这个问题不解决，所有的“三农”问题一个也解决不了。
下面是我的看法，一个农民对“三农”问题的看法：
一、 “三农”问题是体制问题，“消灭”农民才是唯一出路
二、 我们已经完成了“消灭农民”的第一步
三、 提高进城农民待遇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城市就业压力
四、 “土地资本化”是农业现代化的过渡阶段
五、 农业税不能免
六、 值得商榷的农业政策
七、 不要害怕农田被占用
八、 土地不能无偿使用
九、 “土地私有化”是我们手中最后的一张牌
一、 “三农”问题是体制问题，“消灭”农民才是唯一出路
有人说，是农业没有现代化，现代化了农民就会富裕。我不这么认为。我们的粮食单产世界领先，起码我们的种植技术不落后。也不是我们的农业没有机械化，种了这几亩地明白了个道理：如果我们的农业像美国那样机械化了，粮食不但不会增产还会减产。如果我不是机械化种地、化学锄草，而是像农民那样手工锄草，手工收割，我的产量会比现在高。难道产量低了农民反而会富裕？
还有人说，农民贫困是因为负担过重，减免了农业税就能解决。种地又让我明白这还是不对：农业税就这么几十元，折合到大米的生产成本中每斤就2分钱。如果免了这2分钱农民就能脱贫，三农问题早解决了。事实也确实如此，很多省份早就免了农业税，比如上海，不仅全免还2倍倒贴（去年贴60~80元/亩，今年贴200元/亩），可农民还是相对贫困。甚至，即使由国家负担粮食种植的全部成本，只要农民人均2亩地，收入最多1千多元，还是不够吃的。
所以，中国农民贫困的原因既不是农业没有现代化，也不是负担太重，仅仅是农民太多了。我们有10亿农民却只有只有18亿亩耕地，人均2亩都不到，除非地里能种金子，否则绝对养不活10亿农民。去年还是历史上第二个大丰年，粮食产量不过9千多亿斤。按照去年粮食平均价格0.71元/斤计算，粮食总产值仅7000亿元。扣除70%的种植成本，农民能够得到的售粮收入不到2500亿元。也就是说，人均连300元都达不到。所以，如果农民只种粮食，不饿死才怪！
有人可能会说农民还有副业收入。其实倒过来算个帐就不难明白：中国只有3亿多城市居民，即使按照小康的标准（人均消费副食品2000元），全国市场对副食品的需求总量也不过7000亿元。扣除中间商的利润（与粮食不同，经营副食因为风险大，所以中间商加价也很高），扣除种植和养殖成本，到农民手里的副业总收入不会超过1000亿元。人均才100元！上述二项合在一起才3500亿元，说明去年农民的人均月收入才30元。这点钱连去医院看次感冒都不够！（前几天电台广播，上海看次感冒平均花费39元，重庆是86元，北京是149元）。
既然农活养不活农民，本该允许农民改行当工人。可是，我们的体制是：禁止农民进城。更荒唐地是，我们的户籍制度实际是在硬性规定：“农民的儿子只能是农民”。
这种“不和谐”的，难免让人联想到印度的“贱民”和几千年前奴隶的制度，居然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实施了50多年。这是中国农村人口从解放初的3亿爆炸到现在的9亿多的最直接原因。如果我们继续坚持这样的政策，再过50年，人口就要30个亿了。到那时，人均耕地就不是1.4亩，恐怕连半亩都达不到，后悔就来不及了。
可是，我们的“专家”仍然不愿意去从减少农民的角度思考问题，而是像印度领导人那样，幻想把农民限制在耕地上，幻想通过增加耕地，增加农业补贴来实现农民脱贫。去年刚刚当选为印度总理的印度前财政部长贾斯万特·辛格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记者采访时就说：“中国模式不是一个完整的模式——因为中国存在着农村人口问题，许多农民都背井离乡到城市安身，造成了中国农业人口大量流失和严重的社会差异。印度的目标是让占全国总人口80%的农民和城市人一样富有。我们要采用经济激励措施鼓励他们留在农村。”
很可笑，他把农民进城看成失败，可是他的这种观点在中国也很流行。说实话，把农民捆绑在土地上能富裕才是“幻想”。因为：无论中国还是印度，农业不现代化农民就不会富裕，而农业现代化了，这些地就只需要几百万劳动力而已。今年上海小学6年级的《地理》课本上就说，加拿大98年的时候每个农民就能产23万斤粮食。按此数据计算，中国去年产9千多亿斤粮食有400万农民就够了。所以，去年中国是：10亿农民在抢4百万人的饭碗。又怎么会不穷呢？你硬要把10亿农民限制在只能产几千万斤粮食的庄稼地里，还说要让他们和城里人一样富，不是幻想又能是什么呢？
事实上我就是很好的例子。我租的这500亩地，投入不过40万，6个月就收入50万，一年是60万。如果农民都像我，人均有500亩地，用不着政府拿一分钱，他们肯定都会比工人富裕。可现在我们的国家是人均1.4亩耕地，除非稻子的价格上涨100倍，否则粮农决无富裕的可能。
所以，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消灭”农民！这当然不是指从肉体上消灭，而是：一要从行业上消灭；二要从行政上消灭。所谓“从行业上消灭”就是“农业工业化”，要像制造产品那样生产粮食、经营粮食，而不能像现在这样搞一家一户手工作坊式的小农经济；所谓“从行政上消灭”就是应该取消人为设置的城乡差别。
不让农民离开土地上是错误的，首先，农村没有条件实施充分地教育，导致大量孩子没有受完9年义务制教育就出来工作，这样的人起码超过1亿，直接增加了城市就业压力。其次，没有文化的农村人口增长率又大大高于城市，造成人均占地面积不断下降，加重了农村的贫困。
当然，我们担心地是，一旦取消农民进城的限制，几亿农民涌入城市怎么办？理论家甚至提出，这会不会造成18世纪英国“圈地运动”时期的“羊吃人”式的混乱？18世纪的英国，因为养羊的效益高于种地，地主们纷纷辞退种地的佃户改为圈地养羊。导致大量农民流入城市乞讨，场面一度混乱到政府不得不通过颁发《乞讨证》来控制局面。
表面上看，今天中国的情况与当时的英国很相似，并且已经有农民大量涌入城市。但实质上区别很大：中国农民不是因为失去土地被迫进城，而是为了获取更高的收入，所以根还在农村。这是本质上的区别！更重要地是，与当时英国不同地是，我们的城市逐渐接纳了几乎所有想进城的农民（我的计算是已经接纳了4亿农民进城）。正是这些廉价的产业劳动力大军，导致我们的纺织业、机械制造业已经执世界之牛耳。仅仅在这一点上我们与英国当时的情况有些相象。
二、 我们已经完成了“消灭农民”的第一步
“消灭农民”的第一步就是要先在城市里为农民找到工作。我们已经做到这一点。虽然政府的统计数据说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只安置了1.4亿农村人口。实际数字远远超过这些，因为政府的数据没有包括非法打工的农民工，而这部分人数远远超过合法打工者。如果去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村人口人均收入是2900元是准确的话，那么可以推算出：现在实际弃农务工的农民人数已经超过4亿人。这等于是说：“能进城的农民已经全都进了城”。
因为人均收入是2900元就等于说10亿农村人口的总收入是2万9千亿。前面已经计算出去年农民的粮食和副业总收入加在一起还不足4千亿元。所以，这2万9千亿中的大部分（2亿5千万元）只能是来自非农业，来自农民在外打工的收入。用农民工在城市务工的平均年收入6000元做除数，就得到4.1亿。所以，去年农村有4亿多人口在城市打工。由于，全国农村一共只有4亿7千万劳动力。所以，说“能进城的农民已经全都进了城”这个结论是有统计根据的。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我所在的金山农村，还是上海市级农业园区，都几乎找不到一个60岁以下的劳力。不仅上海，全国农民工的工资都年年在涨，就说明农民工已经是一年比一年紧缺。江西刚公布的统计数据称：去年江西仅流向广东一个省的农民工就超过200万人！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是，孙志刚事件发生以前，法律上禁止农民工进城。孙志刚事件后，这些限制几乎在一夜之间全部取消。城市的领导都在担心如何应付大量农民工涌入的问题。事实上，不但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而且不少地方已经发生劳动力短缺的现象。所以说，“能进城的农民已经全都进了城”也是有实际依据的。
因此，即使我们现在取消了所有限制，也不会有更多的农民进城。所以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已经完成了“消灭”农民的第一步。我们面对的压力不再是给进城农民安排工作而是如何安置好已经进城的农民，让他们能够在城市居住下来。
三、 提高进城农民待遇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城市就业压力
要安置好进城农民，首先必须给这些进城的农民以合法地位，必须取消我们已经实行了50多年的农村户籍制度。但是大多数人认为，这将导致更多的农民进城，从而进一步增加城市就业压力。这种看法是很错误的。
且不谈现在进城农民所从事的岗位与城市居民并不冲突（进城农民所从事的建筑、服务、体力行业根本不是城市居民愿意从事的岗位），即使将来农民的文化水平提高到与城市居民一样，能够在各个岗位上与城市居民竞争。那么，我们越不给进城农民合法地位，他们反而越具备与城市居民竞争的能力。这个道理很简单：非法务工的农民工工资一定低于城市居民，必然更容易受到企业青睐。
现在，企业雇佣非法进城的农民工要比雇佣城市居民省很多钱：他们不用为农民工交纳社会保险，仅此一项每月就能节省600元以上（上海标准），而且农民工的工资低，再加上他们大多住单位，可以任意加班加点，又不要车贴（又能节省几百元）。所以劳动密集型企业必然选择农民工而不会选择居民。
于是，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农民工挤占了城市居民的就业岗位，于是各地城市纷纷出台了诸如“暂住证”、“务工证”之类限制农民进城的制度，甚至动用专政手段对付进城谋生的农民。5年前，我在上海徐家汇开的饭店最多的时候就雇佣过30多没有“合法”手续的外地农民工（另外还有50多上海下岗女工）。2001年4月12日，徐家汇警署出动十多辆警车30多警员，大白天营业时间，冲入饭店抓走正在工作的全部外地农民工，造成轰动。后来给的理由仅仅是这些人没有合法用工手续。这些农民工被非法关押长达一个多月，在龙吴路“遣送站”受尽非人折磨（每天十几个小时“打坐”），但是被释放的当天又返回上海找我要工作。
所以，尽管受到种种限制，并不能阻止农民工进城。说明“堵”是没有用的。我们错在没有从源头上去找造成城市就业压力的原因，而只是将眼光停留在农民身上。其实，源头不是农民“要进城”而是“城市需要”廉价的农民工。所以用行政手段阻拦是没用的。如果没企业需要农民，他们自然会离开。如果我们真能按照胡锦涛同志倡导的“和谐”原则，不歧视农民，农民反而难以在城市占住脚。
很多人不理解这句话，他们认为，如果给农民和城里人一样的待遇，农民就更不愿意离开城市了。其实，因为农民受教育的程度不够，如果企业雇佣这样低文化、流动性大的人，还要为他们交纳和城市人一样的社保费用，还有谁会区犯傻雇佣农民工呢？所以，提高农民工待遇，农民工反而无法在城市站住脚了。
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向进城农民工的子女提供免费教育，这能把在城市非法打工的农民工的孩子拉回学校，不但能进一步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甚至还可能会引发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因为现在农民工没有受完9年制义务教育的占95%！
现在农村人口中，至少80%没有完成9年义务教育，70%甚至小学都没毕业。不能完成学业的原因有2个：一是农村条件不行，学校太远，读书要来回走几小时的非常普遍（上海采取的是班车接送，但是不发达地区就不行）。所以孩子大了，家长就不愿意让他们读书而要他们干活；二是孩子大多追随父母出外打工，因为没有合法进城地位，他们无法读书（要额外支付几百元的借读费）。
以我所熟悉的民营企业“上海凯建实业有限公司”为例，该厂主要从事出口塑料袋彩印工作，雇佣的几百安徽定远县蒋集乡农民工中，很多都是全家来上海打工，他们99%初中没有毕业，80%小学没有毕业，30%的人年龄在18岁以下。去年，这些工人来我的农场帮助收割，我问他们，为什么不读书，是不是不愿意读书。他们的回答都是：愿意读书。因为他们很清楚，学历有助于从事更技术的工种，能增加收入。可是现在要在上海读书，必须额外缴付借读费（如果加上书杂费，每个月差不多要二百元），而他们的收入都很低，根本付不起钱。
所以，我们在废除农民进城限制的同时，还要提供免费义务教育给进城农民，尤其是他们的孩子。甚至，要向这些农民工的孩子提供免费午餐，把他们从工厂拖回学校。而这些费用可以通过增设“农民工教育基金”来解决，由使用农民工的企业承担。这样一举二得，一方面增加企业使用农民工的成本，减少他们使用农民工的得益；另一方面把孩子拉回学校，彻底缓解城市就业压力。
四、 “土地资本化”是农业现代化的过渡阶段
农业只有规模化才可能现代化。
可是现在土地大多在农民手中，一家一户的三五亩地，既没办法机械化耕种也没办法规模经营。可是不机械化，耕种成本就降不下来；不规模化销售，农产品价格又上不去。1斤稻子才卖几毛钱，1斤有机大米可以卖到几元钱。可是小农经营模式迫使农民只能卖稻子而不能加工大米，同时，个体耕种模式又导致劳动效率低下：一个人只管几亩地，如果按照工业成本核算方法，人均2亩地的人工成本应该是3千元/亩，分摊到大米中，每斤的人工费要5元钱！再加上个体种植采购化肥、农药的价格大大高于规模种植，所以，这“高进低出”，农民的损失显而易见！
所以，规模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唯一出路。问题是，农民又视土地为生命，不到万不得已，决不可能轻易交出土地与人搞合作。尤其是，现在没有了农业税，农民即使抛荒土地去城里打工也没了损失，就更不愿意交出土地了。另一方面，再用过去的人民公社的办法集中土地显然也行不通。所以，要实现现代化，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用什么办法集中土地。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围绕土地经历了3次反复：
1、土改——将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的土地交还给农民；
2、集体化（人民公社）——将农民个人手里的土地集中到集体手中；
3、联产承包——将土地的集体耕种改为个体耕种。
以我来看，只有“土地资本化”才可能在目前的情况下实现土地规模化。就是：承认农民手里的土地是“资本”，然后再以股份制的形式加以集中形成规模。可以把这称为是土地的第4次变革。但这不是人的集体化，而是土地的集中化，目的是实现规模经营。是在“土地私有化”前唯一可行的土地集中方案。
它与人民公社有本质不同。最主要体现在分配体制上：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资本（土地面积）分配。就是：按照农民交出的土地面积大小决定他们在企业中的股份大小，这样，农民交出土地后就可以不再参与劳动（可以安心去城市打工），只在年终时参与分红。
因此。“资本化”实际导致原有土地“增值”。也就是说，农民不参加耕种以后的收入反而比自己耕种大大更高。这就决定了“土地资本化”的可操作性。
五、 农业税不能免
现在的土地大都在农民个人手里，所以农业都是小农模式经营，这是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最直接障碍。就像我，如果不是种几百亩地，种优质品种就没有了意义；使用有机肥料也没有了意义；大米也就进不了宾馆饭店，就得不到高的回报。而且，我种地的人工费就要增加到无法承受的地步（现在机械化种地平均每亩地只要0.5个人工）。
正因为存在农业税的原因，农民个体种地赔钱，不种地又要纳税，所以，金山区廊下镇的政府才能够从农民手中大量回收土地（土地流转）转包给我这样的实行规模种植。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农业的现代化发展。
如果我们取消农业税，农民抛荒土地就没有了损失，外出打工的时候就没必要再去出租自己的土地给别人种，就可能会选择让自家的土地荒芜，因为土地荒芜还会增加土壤肥力，下次自己再种的时候还可以节省肥料钱。显然，取消农业税会延缓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更重要地是，农业税现在是农村县、乡二级政府主要的财政收入，我所调研的安徽定远县蒋集乡，根本没有工业，乡政府的开支完全依赖农业税，所以乡政府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现在没有了农业税，虽说国家可以财政拨款，但是十拨九不足，这些地方政府还可能重视农业吗？
农业税不能免的另一个理由是：我们做农民的都知道，现在农民增收，根本不是减免农业税的功劳而是粮价上涨。粮食收购价格从2002年的每斤4角7上涨到现在的每斤8角9，足足上涨了4角2分！如果说，当粮食收购价是4角7的时候，农民种一斤粮食能够有1毛钱的收入，现在种一斤粮食就能够有5毛钱的收入。也就是说，粮食收购价每提高20%，可是农民种粮的收入就能提高100%！而减免农业税与此相比，作用根本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事情不仅如此，农业税要从国家财政收入中开支，可是国家并不富裕，而提高粮食收购价的费用则不需要由国家负担（大部分由城市居民负担）。那么，又为什么不放开粮食价格呢？
而且，现在每当粮食一涨价，政府要么匆匆抛售储备粮；要么高价进口粮食低价抛售，平抑粮价，“稳定市场”。其实这是牺牲10亿农民的利益维护少数居民的心理感受。说这只是在维护“心理感受”是因为大米的价格每增加2角，农民种粮的收入就能提高一倍，而城市居民每月的生活开支仅仅增加6元，不但与城市公交费用、房价、水电煤气费用的涨价相比微不足道，也完全可以被工资收入的增长所消化（上海昨天就刚刚宣布，今年最低工资底线由去年的635元提高到690元，增加了55元）。而且粮食价格上涨的费用实际是由消费者分担的。
退一万步讲，即使城市低保户难以承受粮食涨价，政府也容易补贴，而补贴的数目决不可能超过农业税的金额。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减免农业税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
六、 值得商榷的农业政策
一直以来，政府都是从：1、“减负”；2、“增产”；3、“现代化”的角度思维，你可以从近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发现这种思维，始终没有脱离“农民的问题要通过农业解决”的思路。这是一种失误。
1、可以这么说：在中国现有10亿农村人口的情况下，任何“减负”的措施都不可能对农民的脱贫起到实质作用。道理很简单，即使农民种粮食不再需要花一分钱，那么去年粮食的产值不到7千亿元，农民人均才700元，有什么用？上海是很好的例子，不仅早就免了农业税，每亩地的补贴高达200元！可是结果呢？
2、再说“增产”：在目前粮食供求基本平衡的情况下，“减产”才能使农民增收。假如减少粮食种植面积而使粮食产量减少20%，必然将导致粮食价格增长20%以上（需要高价进口粮食加以弥补）。以我为例，如果今年粮食能涨价2角，我的收入会增加一倍（因为去年我的利润是2角/斤）。可是今年粮食增产了，小麦的价格从去年的8角/斤骤跌至6角/斤，我的收入几乎为0！
3、至于所谓的“现代化”，中国这些地有300万农民就够了，难道300万人能做的工作养得活10亿人？
综上所述，无论“减负”还是“增产”还是“现代化”，都解决不了农民贫困的问题。所以，农民问题根本无法通过农业手段解决。现在报纸谈“三农”，实际是把三个没有因果关系的问题硬扯在一起，误导民众以为解决了农业和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就能解决，这是很错误的，也很误事！中国没有“三农”问题，只有“一农”问题——“农民贫困问题”！而农民贫困的原因根本与农业、农村无关，仅仅是“农民太多了”。如果没有这么多的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
所以，我们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怎样让农民离开土地的问题上。只要大部分农民离开土地，剩下的少部分农民，用不着政府任何的补贴和政策，自然会富裕。就象我，从来没有种过地，一样能挣钱。
所以，我的观点很明确：“消灭”农民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唯一途径。千万不能就事论事，就农业谈农民。我们必须放弃“计划经济”思维，不要老是以为只有自己聪明，去给农民计划这个或者那个“方案”，非要农民按照我们的意愿生活。其实很可笑，我们又懂多少农村的事情？我们应该学会用“市场经济”的头脑思考，我们需要做的仅仅是解除我们硬束缚在农民身上的枷锁——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至于剩下的“减负”、“增产”、“现代化”，农民自己会做，用不着我们越俎代庖。
七、 不要害怕农田被占用
其实，中国的粮食种植面积过大，导致粮食价格始终上不去，是农民贫困的最直接原因。这种情况给农民造成的损失，比政府减免农业税要大得多！仅以我为例，去年上海的小麦收购价是0.8元/斤，今年因为大丰收，价格竟然跌到0.6元/斤。如果说去年我种小麦能有0.3元/斤的收入，那么今年连0.1元/斤都达不到（因为化肥农药都涨了价）。也就是说，今年粮食越增产，农民的收益反而越降低，今年甚至只有去年的三分之一。
所以，合理地安排耕地面积是很重要的。坦率地说，即使有朝一日中国没有了耕地，或者说中国的耕地全成了工厂，那也没什么好担心的，因为中国一定已经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强大到没有一个国家胆敢对她说不，强大到所有的国家都必须为她提供粮食，为她提供石油。就说今天的美国，阿拉伯国家恨他们恨得要死，可又有谁敢不卖给它石油？一样地，如果面对强大的中国，有人企图剥夺我们的生存权利，不提供粮食给我们，我们完全有权利也有能力强迫他们提供。反之，虽然我们有粮食，但是国弱民穷，别人一样会来抢粮食。
我们长期受自力更生的思想桎梏，幻想什么都能够自给自足，所以担心农田少了就不安全。所谓手中有粮心里不荒。其实这都是自己安慰自己，毫无用处。就拿石油为例，现在我们的石油已经有一半依靠进口，以我们现在发展的速度，要不了10年，就会有90%的石油依赖进口。光粮食自给自足有什么用。
所以，我们没必要对农田转为工厂过分紧张。说实在的，不拿出农田来盖工厂，又怎么解决10亿农村劳动力的安置问题呢。只要拿出农田的代价是我们能够强大，就根本用不着犹豫、害怕。现在之所以一提耕地转性就很紧张，是因为我们确实缺少耕地。问题是我们不是缺少一点点耕地，如果要想让现在的10亿农村人口都靠农业致富，我们起码还缺少1000亿亩耕地！因为只有人均100亩地的时候搞农业才能够挣到钱（我就是例子），可是我们现在只有18亿亩地。所以，即使我们再挖潜，再节约出几亿亩耕地也无济于事。而为了节约着几亩地，放弃了发展工业的机会，才是对老百姓最大的不负责。
我们只需要关心耕地转性后不能闲置，如果闲置就要及时收回。只要转性后的耕地不闲置，无论多少农田转性都没有坏处而只有好处。而要做到这一点，依靠行政审批没有用，它只会滋生腐败，更有效的做法应该是：开征“土地使用税”。
八、 土地不能无偿使用
中国的情况很特殊，表面上土地国有；实质上人人都在无偿使用，只是大小不同而已。这就产生一种极度地社会不公：谁拥有的土地越多，谁就占便宜（因为土地从总体上讲只会升值）。于是，大家拼命攫取土地，一方面滋生腐败，另一方面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以占有土地而不是开发土地”为目的的“地产商”。我不敢断言“房地产泡沫”是不是与他们有关，但是导致土地资源的浪费，他们“功不可没”！
这些人千方百计通过关系搞土地，然后囤积待涨。而且有个怪现象，这些“地产商”不要农业地，免费给他们都不要。为什么：因为要交农业税。所以，一直以来，反而农村土地很少有荒芜的。现在，农业税一免，问题就出来了：连我这样的“良民”都加入了“圈地”大军。我在上海“圈”的这500亩地，虽然现在看起来是农业地，不能搞房地产，但是以上海现在的发展速度，要不了几年，一定会被“征用”，那时我一定会成为亿万富翁！
相信，先前那些“敬佩”我从事农业的“勇气”的人，现在不难明白其实我是“项庄舞剑”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只要我圈下的这500亩地从事农业能够不赔本，我早晚能有一天会“大发”！
这怎么行？！这必然导致土地资源的浪费。而我们又是土地资源匮乏的国家。更恶劣的后果是会导致农民不愿意离开土地、抛荒土地。而90%的农民离开土地才能富裕。
所以，我们一定要开征类似农业税性质的“土地使用税”。不管城市还是农村，使用土地一定要交税。当然，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土地使用性质，税率可以不同。政府应该通过浮动的“土地使用费”来调控经济发展的方向。
可以预言，只要“土地使用税”的税率定得合适，任何得到土地的开发商都不可能闲置土地。而只要土地不闲置，中国的发展就不会“闲置”。如果开发商因为投机购买土地而破产，政府也没损失，正好收回土地重新出售。这要比开征“房地产交易税”更易操作。而且二者相比，“土地使用税”是对“资源”征税；“房地产交易税”是对“发展”征税。虽然区别只有2个字，其意义却决然不同。比如，“土地使用税”可以对高尔夫球场之类的用地怔高税率，对经济适用房之类的用地怔低税率。它既能促进经济发展又能很容易地杜绝房地产泡沫。并且，它能成为国家稳定的财源。而“房地产交易税”根本无法解决这样的问题，因为不交易就不能征税。
其实，最重要地是：开征“土地使用税”，能够对我们早晚要实行的“土地私有化”，打下基础。而“土地私有化”将是我们缩小贫富差距、彻底解决农民贫困难题的最后一张牌！
九、 “土地私有化”是我们手中最后的一张牌！
其实，“三农”问题的核心就二个：1、人的问题；2、地的问题。
前者是目的，后者只是手段。要解决农民贫困问题，只有让农民离开土地，也就是前面所讲的“消灭”农民。所谓农业现代化也好，农村现代化也好，10亿农民中，起码要有9亿离开耕地，才可能实现。而农民一旦减少到原来的十分之一，根本就用不着我们操心，农业现代化自然就实现了。让农民离开土地的另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的城市规模会扩大，耕地也会扩大，消费也会增加，对农产品的需求也就会增加。有人不理解这一点，其实农民进城，农村的土地会增加，因为宅基地和道路的占地都会减少。但是现在农民“在城市工作，回家乡消费”就达不到这个效果。
我们的错误在于，我们一直认为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是解决农民贫困的途径，这是本末倒置，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不能因为有了华西村、南山村这样的先例，就幻想全国农村都可以比照，就像我们过去有了大寨的先例就以为全国都可以照搬，道理是一样的。说白了，不能只打生产的主意，也要关注拉动消费。就是要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其实，全国的总消费量就那么点（只有3亿城市人口），如果农民人数不减，等于是10亿农民为3亿居民生产农副产品，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难道我们到现在还不能明白吗？如果，人口比例倒置，12亿居民对1亿农民，我们还会有“三农”问题吗？
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研究怎么使农民离开土地，是研究怎么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把农民从耕地上解放出来。我的建议是：“土地私有化”。
因为现在农民进城，虽然容易找到工作，但是无法安家。除了户籍法律还在禁止农民进城安家以外，最主要地还是没有钱。农民在城市打工的收入不够安家，政府又拿不出费用给农民安家。如果按照10万元/人提供安家费，10亿农民进城就需要100万亿的费用。别说我们，就是美国也没有这个实力解决。
如果“土地私有化”了，农民就能够卖掉自己的土地，就能有钱去城市安家。
大多数人认为“土地私有化”很难。撇开政治上的分歧不谈，地方政府就不会支持。因为他们一直在靠批租土地的获利。他们先是低价给农民安置费换取土地，然后高价倒卖给开发商。如果“土地私有化”了，政府就没钱可赚了。
我不这么看，以上海郊区为例，政府动迁农民的成本每亩在16到25万之间，可是出售的价格在9至13万之间。根本是赔本的买卖。但是为什么还愿意这么做呢？是因为，批租土地的企业有营业税上缴。政府是看重以后的稳定收入。
这就造成一个严重问题，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批租完土地后总能找到借口迟迟不开发。它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倒卖土地。不但导致政府收不到税（赔了夫人又折兵），还导致土地资源还严重浪费。这其实是我们不收“土地使用税”的必然结果。可是，为什么不征收“土地使用税”呢，因为《宪法》第10条规定了城市土地为国有。国家总不能让别人替你所有的土地缴税吧，尤其是你已经收了土地批租70年的使用费。
所以，我的建议是“土地私有化”。干脆把土地拍卖给你！先赚一大笔钱，然后每年再征收土地使用税。不仅能使国家增加巨额税收，还可以用加大“土地使用税”的税率来有效控制贫富分化的情况。这比现在表面上土地“国有”，实际上谁都在无偿使用要实在得多。因为所谓50年或者70年使用权，已经与私有化没什么区别了。
至于“土地私有化”后，政府需要的土地，完全可以通过征用的形式解决。同时，对于不同的土地搞不同的税率，比如，让沿海的税率高于西部不发达地区，自然就会有更多企业去西部发展。当年，美国为了开发沙漠地区，给了拉斯唯加斯特殊的土地优惠（包括开设赌场的特许），促成了其发展成为。如果害怕土地资源的浪费，完全可以像前面所是的：“对高尔夫球场这样的土地苛以高税”，比现在通过行政审批手段控制，效果会好100倍！
至于所谓“政治敏感”，对于农村土地是不存在的。因为《宪法》第10条规定：“农村土地为农民集体所有”。也就是说，农村土地本来就不是国有土地。它的私有化不存在政治障碍。
反而，如果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化”，政府还可以优先、合法地拥有原来不属于国家的土地，能够有效减少土地征用过程中的矛盾。这方面，城市居民动迁已经提供了成功的经验。政府就是货币化：买下你的住房。同时提供你经济适用房可以选购。这对国家是有利的。比如，你决定建京沪磁悬浮，沿线的土地一定会上涨，国家可以建立“土地储备公司”先行向农民采购土地。然后在正式宣布建设京沪磁悬浮后的若干年逐渐销售这些土地以获得建设的费用。这样可以在大大地加快国家发展的速度的同时给农民提供区城市安家的费用，在扩大城市规模的同时拉动了消费和基本建设的规模。而基本建设的规模直接与安置农民工有最密切的关联。
综上所述
“三农”问题存在已久，一直没能解决是因为我们的认识存在错误：我们把农业、农村问题放在了农民问题的前面，误以为农业、农村现代化了农民问题就能解决。实际上，自新中国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在延续这一指导思想：无论是人民公社还是包产到户，都是在企图通过农业现代化，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解决农民相对贫困的问题。这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也肯定行不通的。实践证明了这种指导思想的错误，本文探讨了错误的原因。
本文通过作者在农村整整一年的农业实践，和之前二年对各地农村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只有“一农”问题，就是：“农民太多了”的问题。只有减少农民，农业、农村才可能现代化。继而，本文论述了减少农民的可能性，并指出，实际上我们已经成功地为4亿农村劳动力找到了出路，只要我们再做最后的努力，让农民最终转型为居民，在城市安家，我们所有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而这一努力依赖：
1、取消户籍对农民的歧视，让农民合法进城；
2、农村土地私有化，让农民能卖掉土地进城安家。
上海金山区廊下镇佃户：张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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