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官方马克思主义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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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官方马克思主义的现状 <p></p>The State of 　Official　 Marxism in 　　China　　 Today <p></p>　 　 <p></p>作者：大卫. 科茨David Kotz <p></p>译者：yuweiyuwei于2008年9月4日 <p></p>  <p></p><p>原文网址：http://www.monthlyreview.org/0907kotz.php</p><p>　 　</p><p>David Kotz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加州伯克利大学经济学博士，马萨诸塞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他最近和Fred Weir合著了《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俄国之路：苏联之亡和新俄罗斯》（Russia’s Path from Gorbachev to Putin: The Demise of the Soviet System and the New Russia ，Routledge, 2007）一书。犹他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李民琪帮助翻译了中国物权法条款。</p><p>　 　</p><p>在2006年11月13-14号，我参加了北京“所有权与产权理论与实践国际研讨会”。 这并不是一个研究性会议，它与当时中国所发生的对物权法草案的激烈争论有关。尽管研讨会的报告没有直接涉及到物权法，但大家都知道这是研讨会争论的潜台词。</p><p>研讨会与会者提出的命题提供了一个直接观察到在中国社会变化方向上意识形态斗争的窗口。他们以马克思主义语言和马克思主义命题的方式来陈述观点，其中还夹杂着从主流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提取出的观点，在中国，新古典经济学现在被用来为中国转型到私人财产和市场经济的完成做理论支持。下面我将复制研讨会发言与文章的报告与观点。但是，首先给出一些背景信息将帮助读者在他们的历史背景中理解这些观点。</p><p>物权法草案的支持者论证道：中国更进一步的经济发展要求，必须保证商业企业的私人所有权和其他私有财产的安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详细解释的新法律是需要的，更重要的是，确保私人财产所有权。</p><p>批评者则反对物权法草案， 他们指责说，物权法代表向放弃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他们论证道：确保私人产权并将其提高到与公有产权具有相同水平的程度，这将毁蚀社会主义制度中国有企业的关键作用。批评者指责到，使情况变得更糟糕的是，新法甚至潜在保护了通过内部交易的腐败方式最终控制了私有化的前国有企业的那些腐败分子的所有权要求。2 这回鼓励更进一步的欺诈性国有企业私有化。他们更深入地论证到，这将会使得私人企业中发生的劳动剥削合法化。</p><p>那些政治性争论在中国一般是很难被观察到的。在中国社会，这种争论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正发生着，包括研究机构和各种共产党与国家机构中。上述的研讨会变提供一种从外部直接观察的路径，甚至还可以参与这种争论。</p><p>该研讨会主要的赞助者是不太知名的中共中央的一个机关（bureau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叫中央编译局。研讨会的合作赞助者是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the Rosa Luxemburg Foundation of Germany）， 该机构附属于民主社会党。民社党源自于前东德共产党。</p><p>研讨会由一些外国参加者，不过大部分都来自中国。中国的参加者包括来自各个中国大学的教授，来自社会科学研究院的研究者，以及一些党政干部。这些党政干部中有一个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该机构提供政策建议给总理，还有一个来自中央党校。国外参加者在知识与政治上是完全多样化的，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罗莎卢森堡基金选来的。总的说来，我是一个新自由主义批评者，特别是私有化的批评者，我在中国正因此而为人所知。 我被邀请陈对美国的所有权和产权进行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个论题可能和中国的产权与私有化争论有关。</p><p>长期以来，在主流媒体上读到的那些陈词滥调——中国的政治争论一向不是被幕后操纵的就是一种迂回隐晦的“伊索式语言”。在这个研讨会上，马克思主是一种讨论的官方语言，至少对于中国的参与者来说是这样。尽管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自1978年所谓的市场改革与开放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一种官方马克思主义仍然保持着正式身份的意识形态和经济议题讨论的语言。因此，研讨会中的大部分中国发言者，无论他们是主张哪一方的观，他们都是用马克思主义语言来表达观点，还经常使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命题来支持他们的主张。然而，西方新古典经济思想在中国大学领先的经济系科中已占据了支配性地位。在很多情况下，发言者的评论中隐含着新古典思想，无论是否采用马克思主义语言来表达这些思想。</p><p>最后一个相关的背景信息涉及到今日中国的阶级结构以及其与中共的关系。原本，共产党员资格对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开放。1990年代早期开始的私人企业的迅猛发展创造出一个本土资本家阶级，尽管他们富有并越来越有影响力，但至少从正式的权限来看，他们仍被禁止加入执政党中共。几年前，在一个激烈的政治斗争之后，中共党章被修改为对“企业家”开放党员资格。除了私人产权以外，政治斗争的回响也能在研讨会的一些发言中听到。</p><p>读者现在能够鉴别一下研讨会上各种不同参加者引人注目的观点与主张了。在一些情况下，我提供一个直接引用，但大部分的观点我都会意译之。下面每一个陈述都是至少一个中国发言者所做，一些则是被好几个发言者稍加改变地重复。在一些情况下，我在括弧中加入一些解释性或阐释性评注。我以支持目前中国社会改革方向的与会者的陈述开始，大部分发言者都支持改革方向。最我以要么反对中国向向资本主义行军要么至少反对扭曲马克思主义来迎合这个行军的极少数人的观点结束。</p><p>　 　</p><p>来自研讨会的报告和论题　　</p><p>1)当国有企业转变为拥有许多股东的股份公司时，这代表了马恩所描述的所有权社会化，因为所有权由单个所有者拥有变成大量所有者拥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来自中央党校的某个人说的]。</p><p>2)假如国有企业转变为股份公司，并且赠送给雇员一些股份，那么，这就完成了马克思个人所有制的目标。</p><p>3)在处理国有企业时，我们必须与国际标准接轨并且建立一个现代产权制度。[就像1980年代的苏联和东欧，所引用的术语是对资本主义标准和资本主义产权的一种委婉用语。] </p><p>4)只要企业是私人所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就会有效率。[被好几个人所说的这个观点直接来自于西方的新古典经济理论。] </p><p>5)国有企业剥削工人，并且是国家资本主义制，国有企业通常有非常高的剥削率。[这个观点是说，国有企业私有化不会引入剥削或资本主义关系，因为这两者本身就存在与国企中。] </p><p>6)企业所有权性质并不依赖于一个国家是否是资本主义的或是社会主义的。企业总应为私有所有并以利润为目的。国家是否为社会主义主要看政府对剩余价值的税收，以及通过养老金和其他社会性规划方式使用这些财政收入以对人民有益。[除了为私有化便户外，这暗示了，当中国经济变得更像美国和西欧时，中国不抛弃社会主义，因为根据这个定义，所有的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事实上都是社会主义。]</p><p>7)美国的公司拥有数百万的股东，这比中国的企业形式更具有社会化形式。 </p><p>8)“[二战后]资本主义不仅放弃了对工人的残酷对抗，还开始和劳动力结合在一起……现代资本主义……逐渐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更像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p><p>9)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共一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路线，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例如， 1949解放后的这一时期，党说，已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并还未企图建立社会主义]。后期的政策改变 [此时，党把目标转移到建设社会主义上来]是一个错误，反而新民主主义政策应该继续。 [这和1989-1991年的莫斯科广泛的争论有种诡谲的相似，当时有人主张，苏联共产党应该停留在1921-1927年的新经济政策时期，那也被称为混合经济，在混合经济中，私人企业具有重要作用，市场力量则主要发挥调节作用。]</p><p>10)除了活劳动与死劳动之外[后者是马克思主义术语，表示被用来生产生产方式的劳动]， 还有第三种类型的劳动，叫做风险劳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应该考虑第三种劳动类型，那种劳动被通过创业冒风险的人所消耗。[这观点明显是说，“企业家”，例如资本家，是工人的一种类型，因而，他们被允许加入中共是正确的。]</p><p>当我听到这些论题，并且当我在提问或讨论阶段提出有关问题时，我有一种强烈的时空错乱（déjà vu）感。许多论题类似于我1991年——苏联的最后一年在莫斯科听到过的苏联研究机构和党政官员的发言。</p><p>现在让我们看看反对私有财产和私有化浪潮的与会者言论：</p><p>1)马恩的德文原著对共产主义的彻底研究表明，他们把共产主义看成是包括了私有财产的废除。那些主张这种观点是对马恩著作的误译的人是错误的。我们不应该扭曲马克思主义来为目前的政策作辩护。[中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开始主张，马恩绝没有真地写过共产主义要废除私人财产。]</p><p>2)私有化运动不是一个正确的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方法。正确的使用方法应该是资本属于工人并为他们创造利益。 </p><p>3)“非正式私有化” [这表是一个国企领导非法地把国有资产变成他自己的私人公司]创造出资本主义企业但却不应被允许。</p><p>4)尽管国企利润可能比较低，但是获利能力并不是对一个贡献于社会和经济福利的企业进行评价的好标准。</p><p>5）许多支持罗纳德 科斯[右翼英格兰产权理论家，其因反对有意义的政府对私人企业的规制而出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是错误地。科斯的中国追随者声称，马克思没有产权理论，而科斯提供了中国所需要的产权理论。相反的是，产权是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马克思详细地分析了生产关系。与科斯的观点相比，私人财产对于效率来说并不是必须的。公共产权应该是首要地位的。[这个老左派学院经济学家详细引用了著名的美国中左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对科斯理论责难的说法。中国左派经济学家所依赖的对象竟然是一个反资本主义的——多少有些异端的——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对科斯的批判，这又让我想起1991年在莫斯科，少数左翼苏联经济学家引用诸如加尔布雷思这样人的话挣扎着来批判自由市场。] </p><p>注释：</p><p>1.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于2007年3月16号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p><p>2. 在内部腐败性私有化之后，新私有化的企业经常被卖给第三方，第三方至少没有卷入官方的初始私有化的过程。反对者指责说，只要最终所有者能够声称其具有良性企图（benign intent）获得财产，物权法草案第106款就会洗白最终所有者并会确保其个人所有权。</p><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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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当代中国 马克思 foundation Communist 伯克利大学 戈尔巴乔夫 当代中国 俄罗斯 经济学家

外国人在嘲笑中国人没有读懂马克思主义理论。

不是笑话“没读懂”，而是笑话“读懂装作没读懂”，非要“指鹿为马”，那些御用学者简直TMD鄙视13亿中国人的智商。

所有制、产权和经济业绩：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理论与实践

 

　　

张文红　编译

　　

2006年11月13—14日，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和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共同主办的“所有制和产权：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本文是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经济与合作研究系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大卫·科茨教授向会议提交的论文。文章批判了私有化万能论神话，并认为，公有制企业成分比较大的经济一般可以获得长期、稳定发展，国家能维持统一，社会收入差距也较小，因为公有制企业可以以非利润最大化的社会长远计划为目标。

　　

　　概述

　　

　　在英文中，所有制和所有权实际上具有相同的意义：占有某些东西的权利，控制它，决定它的使用，从它的使用中获取收益，并且处置它。产权(也可以称为所有权)这一相关概念涉及所有权拥有者所具有权利的范围，尤其是那些在权利的行使中和权利的强制执行中存在的限制。产权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因为对所有权的控制和执行会损害到个人或者社会的利益，所以产权一般来说都具有一定的限度。

　　所有制和产权是当今世界热点争论中的主题。很多经济学家——在美国、欧洲，甚至在中国——声称只有私有制企业才可以带来有效率的经济。这个观点自1980年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很有影响力。在西方、在中欧和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它为很多前公有企业的私有化提供理由。在某些情况下，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世界银行已经强制那些依赖这些组织的国家进行私有化。在另外一些情形下，私有化是由那些受到主张私有制优越性的经济学家影响的政府自动推行的。

　　但是，很多推行大规模私有化计划的国家并没有得到曾经许诺的利益。尤其是在俄罗斯和拉丁美洲，在大规模私有化的进程中，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随之而来。这些问题包括腐败，犯罪活动的增加，从过去的公有制企业中攫取财产，大量工人被解雇，不平等的增大以及私人企业令人失望的业绩。

　　这些问题导致两个相反的结论。一些人质疑私有制具有必然优越性这一基本论点是否正确。提出这些质疑的人认为，私有制优越性这一主张的理论基础太简单，它制造了不切实际的假设，并且忽视了与这一问题有关的各个国家的诸多历史和制度上的特殊性。

　　然而，最有影响的私有制提倡者并没有根据新的证据反思他们最初的观点。相反，他们提出了另外的论据来支持他们原来的主张。他们认为，如果私有制没有产生好的结果，那是因为产权没有被明确地界定并得到有效公正的执行。

　　在我简单的评论中，我将利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经验来展现一些案例，说明对私有制的批评是正确的。

　　

　　美国的公有制

　　

　　企业所有制形式的问题既和资本主义经济又和一个具有很大市场份额的社会主义经济有关系。就美国来说，我们当然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背景下做生意。美国的多数企业都有某种程度的私有制形式：个体的、合伙的或者更重要是大型企业的法人私有制形式。然而，从19世纪早期的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开始，多种形式的公有制就已经存在，只是在少数情况下，与私人所有的企业结合在一起。

　　直到今天，美国经济中还有多种类型的公有制企业存在。其中一些由联邦(国家)政府所有；一些由州或者地方政府所有；还有一些采取集体所有的形式，它包括两种主要的类型：工人拥有的企业；企业被那些购买或者使用其产品的人所拥有。

　　在美国，目前由联邦政府拥有的企业很少(除了美国货币制造厂)，这是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浪潮的结果。但是，过去有一些美国政府控制的重要的制造企业。最令人感兴趣的是美国军工企业，这些企业为军队制造武器长达一个多世纪。在19世纪中期，其中一个兵工厂，在我的家乡马萨诸塞州，第一个发明了可互换部分(可用于任何产品的部分)的制造方法，并首先被用于制造步枪。这种技术后来被私人企业模仿并成为那个时期美国资本主义技术发展的一个关键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军工企业被私有化或者关闭了。为什么?不是因为它们没有效率或者不可行，而是因为它们为政府提供了一种判定私人拥有的武器制造企业所制定的价格是否太高的方法。由于不喜欢定价权被检查干预，私人公司在美国国会中开展了猛烈的游说行动，以使军工企业私有化，他们最终成功了。结果就是如今私人拥有的军工企业制定的价格大大高于产品的正常成本，并通过这种方法来从纳税者那里攫取利润。

　　第二个例子来自于电力工业。目前美国电力的主要部分是由公司生产的。研究已经发现，公有公司出售的电力价格比私人电力公司出售的低。

　　直到几十年以前，即使是私人拥有的电力企业也要被政府的代理人严格控制。这个规则系统存在很多问题，包括私人企业对制定规章的当局具有重要影响。但是，公共的规章制度迫使私人公司，从某些方面来看，像公有企业一样运转。它们的价格由国家制定，利润率被国家控制，并且它们被要求大量投资于额外的发电容量，保持额外的发电能力，以避免电力短缺。

　　大约在1980年前后，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电力工业开始了一场缩小国家对经济干预范围的浪潮。国家干预美国私人电力企业的范围被大大缩小了，尽管不是全部取消。缩小国家对经济干预的范围意味着私人电力公司能够像私人所拥有的企业那样去运作——仅仅根据拥有者的利润最大化目标进行决策。

　　加利福尼亚州1996年放松了对电力部门的调控，仅仅五年之后就导致了一场灾难。2001年初，加利福尼亚出现了严重的电力短缺，造成电价突然上涨了十多倍，不得不强制实行一些用电管制。这次短缺造成市民、商人和加利福尼亚州政府数十亿美元的损失，而同时电力供应公司的利润增幅却超过了500％。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放松经济调控被认为会使电力部门更有效率和更能发挥作用。结果是私人拥有的企业在摆脱了国家控制之后，已经停止向新的发电容量进行足够的投资。它们这么做就是要使其利润最大化。保持额外的发电容量会降低它们的利润率，如果事实表明它们没有对发电容量进行充分投资并且形成短缺的话，它们知道电的价格会跳跃增长，它们甚至会获得更高的利润。所以，它们没有保持社会需要的额外发电能力的动力。在一个调查中，也发现某些私人发电公司故意关闭一些它们的发电厂来恶化短缺，从而抬高价格。人们不会看不到，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市，城市拥有发电公司，因此那里没有短缺，没有限制用电量，而且在加利福尼亚其他地区发生电力危机时也没有提高电力价格。

在美国经济的金融部门可以找到另一种形式的公有企业。美国的保险公司最初是从掌握保险单的那些人所拥有的企业发展起来的，至今有一些公司仍然是那种所有制形式。但更重要的是银行的一种类型，即储蓄银行(或者储蓄和贷款联合)，它由在银行中开设有账户的人

本文原文(即银行客户)所拥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储蓄银行在资助美国主要城市的郊区建造新房的大潮中起了主要作用。这次住宅建设浪潮极大地改善了成百上千万美国人的居住条件，包括很多工人阶级的家庭。同时，它是推动美国经济在战后几十年迅速发展的主要力量。那时，大部分私人商业银行对小额家庭购房信贷没有兴趣。

　　另一个例子来自美国的北方邻居。加拿大是资本主义经济，但是他们国家的客运铁路系统是国有的。加拿大的国家铁路系统以其高效和优质服务而受到广泛称赞。很多美国人喜欢到加拿大旅行，通过它们的国有铁路横跨那个美丽的国家。

　　所以，现实看起来和只有私人所有的企业才能高效、有效果这个简单理论相冲突。

　　

　　产权和美国的强盗资本主义时期

　　

　　如前所述，私有化的提倡者最近坚持强调私有化的任何问题都不是私人所有制优越性理论具有缺陷的结果，而是在某些国家缺乏有效产权的结果。俄罗斯是他们举出的主要例子。他们声称，俄罗斯私有化的失败是因为产权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强制推行，使得一些个人从公司中窃取财产(从而窃取其他股东财产)而不是有效地经营它们。

　　美国19世纪后期的强盗资本主义时期表明，相对于其他因素，产权的安全保障实际上不是一个企业经济业绩的决定性因素。19世纪后期的美国司法系统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今天的俄罗斯。在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出现的美国资本家新富，如铁路部门的科内利乌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uilt)，石油行业的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钢铁行业的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me-gie)，在追逐财富的过程中都是残酷无情的。他们每个人都有腐败的记录，其中一些人还拥有私人武装，他们会随时撕毁合同，如果这样做对他们有利的话。一个炼油厂的独立拥有者，拒绝把他的炼油厂卖给洛克菲勒，结果他的工厂被炸毁。洛克菲勒的一个雇员被证实实施了这一犯罪行径。这不是一种产权安全状况。直到1900年之后，由于一场富有战斗性的要求社会改革的群众运动，强盗的资本主义时期才被控制住。

　　然而，尽管缺乏安全的产权，上面提到的强盗的资本主义时期还是修建了跨越美国的铁路，盖起了现代化的炼油厂和高效率的钢铁厂。他们这么做，是因为通过这样的生产性投资，可以得到巨额利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美国政府作为一个发展主义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来运作，资助了强盗资本主义时期的铁路建设，并且提供了保护性的关税来对抗欧洲的进口货。这样就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受保护的市场，使得生产性的投资能有巨额利润。相反，俄罗斯的新自由主义国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以鼓励生产性的投资，这就是那里的新私有企业的所有者主要是窃取资源，而不是投资于新的制造设备的真正原因。

　　中国也提供了一个关于产权的教训。西方经济学家经常抱怨在中国缺乏明晰的产权。但这并没有阻挡西方投资随着中国国内快速发展而大量涌入。原因仍然是中国积极提供这样一种经济环境，即生产性投资被鼓励并获利丰厚。

　　经验教训是，虽然安全的产权是值得追求的，但在决定经济业绩时它们并不是主要的因素。私有化经常是失败的，不是因为缺少对新所有者的产权保护，而是因为私有化的基本理论从一开始就有严重的错误。

　　

　　公有制的潜在优势

　　

　　下面我将讨论公有制的一些优势，这些优势既存在于资本主义经济中，也存在于拥有巨大市场经济成分的社会主义经济中。

　　首先，公有企业可以追求非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它可以追求由负责它的政府部门所制定的各种公共目标。例如，公有企业在经济衰退时期可以继续进行投资，而私人企业则会迅速地削减生产和投资。不用对贪求利润的股东负责，公有企业可以从长远角度考虑，认识到经济萧条终将结束，在衰退时期的投资是一个有益的政策，因为融资价格低廉并且有充足的过剩生产能力。几年以前，我的一个中国学生的学位论文所做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国有企业已经趋向于“逆经济周期”投资。也就是说，当经济增长趋于缓慢时，它们已经增加了投资。这种做法有助于稳定中国经济，保持经济增长，并且避免经济衰退。

　　公有企业能够以促进国家不发达地区的发展为目的来安排投资。从短期来看，这可能不是最有利的投资，但是它减少了地区差异，对经济的全面发展有贡献，并且有助于保持国家的统一。

　　可以引导公有制银行只向生产性投资，而不向投机的意图发放贷款。可以要求公有制银行向那些还没有发展成熟但是从长远来看有成功潜力的新兴工业发放贷款。私有制银行往往只向那些承诺将获得最高利润的贷款者发放贷款，当然考虑了预期风险。这就会导致向投机性的投资发放贷款，同时也会乐于向那些已经充分发展的工业，而不是向那些在将来有长期积极潜力的工业发放贷款。私人所有者倾向于急于求成。

　　我的另一个来自中国的学生对很多国家的大量样本做了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在经济中占更高份额和经济的长期高增长率有相关性。他在研究中运用了复杂的统计方法，研究结果有力地证明了公有制企业对经济长期发展是有积极贡献的。他的研究同时也证明了：在那些公有制企业比例很大的国家，收入差距较低。后一个结果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公有制企业倾向于给予相对较高的工资，并且相对私人企业而言，在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之间的差别更小。

公有制企业倾向于提供长时间的有保障的工作。它们经常因此受到指责。然而，人们在生活中需要稳定。在我家乡的全部私有部门，目前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形式实际上废除了工作的保障，而这对劳动人民的安宁生活产生了非常有害的影响。

　　最后，在中国这样一个努力保持巨大市场份额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公有制企业——不管它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所有，或者是集体所有——有另外一个重要优势。这个优势就是公有制企业不剥削它们的工人。相反，私人企业主剥削他们的工人，他们仅仅因为拥有企业，就从工人的劳动中获得利润。对工人的剥削产生了一个非常富有的阶级，这个阶级热衷于消除中国制度的社会主义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富人阶级会变得强大。大量的家族式的私有制企业的存在造成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生存的挑战。

　　

　　结论

　　

　　经济理论对于引导经济政策和制度变革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对于一个有益的理论来说，它的假设必须和实际存在的现实经济体系相一致，并且必须考虑到每一个国家的历史和制度。当关于所有权和产权的简单而不切实际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被用来证明私有化在任何地方、任何条件下都正确时，所有这些要求都被违背了。结果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张文红：中共中央编译局]

　　(责任编辑　刘　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