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中文全译本的十种版本
一、我国出版的《资本论》第一部中文全译本
该书为浅灰色布面精装三卷本,书本规格150mmx220mm。封面经书脊至封底腰部横向有宽约30mm的套红色带,色带内横排书名《资本论》,色带之上横排“卡尔·马克斯著”、“郭大力、王亚南译”。版权页印有: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印行;第一卷,民国27年8月31日初版(661个页码);第二卷,同年9月15日初版(430个页码);第三卷,同年9月30日初版(766个页码)。第三卷书末是郭大力1938年8月13日写的“译者跋”;之后,是“‘资本论’读者意见表”,该意见表带有邮票式齿孔,便于撕下寄走。这一译本出版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次被完整地介绍到中国来。
第一部《资本论》中文全译本在日本侵华的炮火之中诞生。据说当年的印量为2000部,分装20大箱,运往广州,不料随着广州的沦陷而全数失踪了。后出版社把另印好的1000套书陆陆续续地托运,经广州湾转运到大后方;又经过许多曲折和险阻,另一批书也零零星星地通过苏北新四军辗转运往东北;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还设法把一批书运往革命圣地延安。
郭大力(190-1976),江西南康人,1927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哲学系。王亚南(1901-1969),湖北黄冈人,1927年毕业于武昌中华大学教育系。后来,两位都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二人从1928年杭州大佛寺议定合作翻译《资本论》起,到1938年《资本论》三卷中文全译本的出版,用了整整十年时间。为马克思这部科学巨著在我国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我国《资本论》传播史上一件破天荒的大事。
读书生活出版社,1935年初成立于上海,是“国统区”的进步书店,后改称读书出版社。1938年出版了马克思三大卷巨著《资本论》的中文全译本,成为当时载誉出版界的盛事。
这个译本还有一个重庆版。“这个译本出版的促成者和执行者,而且曾细密地为这个译本担任了校正工作”(《资本论》“译者跋”)的郑易里这样回忆:“为了将中文全译本《资本论》安全转移到内地去印刷出版,我便亲自带着纸型离开上海,几经周折于1939年春到了重庆。周恩来副主席非常关心,亲自过问出书的事。条件不如上海,只好用土纸继续印刷《资本论》。”郑易里所说的这个版本,没有列入《资本论》的版次序号,可视为初版二印本,上海版是一印本。
二、再版本《资本论》
1947年,《资本论》中文全译本第二版问世。这个版本是抗日战争胜利后,读书生活出版社由重庆迁回上海并更名为读书出版社后出版的第一部《资本论》,也是我国出版的第二个中文全译本。该书为浅米黄色布面精装本。其封面设计式样、书本规格、卷数、页码数与初版本大致相同。其版权页标明了发行人为黄洛峰,出版时间为民国27年8月31日初版、民国36年4月1日再版。该书经郭、王修订后在上海再版了2000部,大部分运到解放区发行,流传在华东、华中乃至华北一带。
再版本出版前,《中央日报》因刊登《资本论》广告,引发了一场“广告风波”。1947年3月20日,读书出版社总经理黄洛峰(中共早期党员),设法在国民党《中央日报》刊登了一则《资本论》出书的广告。蒋介石大为震怒,下令党部秘书长吴铁城收回当日全部报纸,命令《中央日报》社长马星野彻底追查。南京的另一份官报《救国日报》则借题发挥,发表《(中央日报)竟为共党张目》的社论,并指责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彭学沛渎职,要求其引咎辞职。国民党头号官报的“反共失察”,一时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
三、东北解放区出版的第一部《资本论》
该书为浅红色布质封面精装三卷本,封面上半部凸模热压烫金书名《资本论》和著者“马克思”(德文)。护封为牛皮纸,其设计式样与1938年初版本雷同,规格160mmx225mm。第一卷书名页前加印了常见的马克思半身侧面画像插页;第二卷加印了马克思半身正面塑像影印插页;第三卷加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孟彻斯特街上画像插页;各卷卷尾增加了马克思未发表遗稿数篇。版权页标明:郭大力、王亚南翻译,读书出版社出版,光华书店发行,东北铁路印刷厂印刷,东北版初版;第一卷,1948年8月31日在哈尔滨印造(716页);第二卷,同年12月31日(440页);第三卷,1949年5月15日(779页)。这部巨著是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出版的第一部《资本论》,共发行3000套。其出版时间,正好是初版本出版十周年之日,有纪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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