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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史论述中国经济千百年的变迁。中国经济曾经在世界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远古的农业经济时代，中国经济规模在世界上独领风骚了近2000年。现在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日渐加深。
古代中国的经济周期通常与王朝的兴衰与更替相对应。经济重心也因应政治、战争、人口迁徙、工农商及海陆交通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古代的经济重心转移的趋势是由北至南，并大体上可分为几个重要的阶段：第一阶段为远古至西晋末年，其中以三国孙吴时转变较大；第二阶段为东晋至北宋末年，其中以唐安史之乱划分为前后；第三阶段为南宋建立至鸦片战争，此时长江以南经济已完全超越黄河中下游。
11世纪—13世纪的宋元时期，中国工商业发展迅速，宋仁宗年前已于四川产生交子、会子等纸币，到元代纸币的流通扩大到全国范围，称为钞。这时中国的市场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也最先体验到金融危机的破坏作用。宋元时期对外贸易频繁，大量白银通过海外贸易流入中国。
明清以来中国经济政策趋于保守，长期采取重农轻商的政策，并对外实行海禁，工商业发展受到限制。18世纪以来，欧洲则迅速从中世纪农业经济社会逐步转型到工商业经济社会，在同一时期率先实现了工业革命，中国经济遂落后于西方。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原来保守的农业经济体系也受到了西方世界的极大冲击。
中国效仿西方发展工业的过程并不顺畅，其间不断受到内外因素的干扰。在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至抗日战争爆发前，是中国较为和平的发展时期，被称为“黄金十年”。其后由于战火的原因，直至第二次国共内战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政局才稳定下来，使经济得以发展。
中国大陆地区的经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发展很快，其中含有苏联的帮助，经济模式亦为苏式的计划经济。其后的发展被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严重影响。1970年代末，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成为至今中国大陆地区发展经济的主要方向，经济模式向市场化方向不断转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21世纪来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快，2011年的GDP已经达到47,2882亿元人民币，约合73,000亿美元，成为欧盟和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以及位居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经济发展受到资源限制、贫富分化等因素的威胁。21世纪来面对全球化的冲击，中国大陆与日韩、港台等地区的经贸往来已变得十分频繁。
夏商周
中国历史源自黄河流域，约在商、周时期，中国（以当时的华夏族）进入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其中一派法家认为农业是本业，工商是末业，提出了重本抑末，也就是重农抑商的政策，自此一直到近代，中国经济主体一直都是农业。
初期的均田制一牛可分60亩一男可分80亩，故范例图中之人可分200亩
商、周、秦、汉等朝代经济和政冶中心都是位于北方关中。《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西汉中期时，江南一带还是待开发的地方，《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赢蛤，不待贾而是，地热饶食，无饥馑之患，故呰窳偷生，无稳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当时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远低于北方地区。
秦汉
秦汉时期土地属于私人所有，允许自由买卖，人们对土地的依附不深。西汉前期，许多人从事“末”业，出现了许多贸易集市，和民间富豪。汉武帝时期，中央为了“抑制豪强”，增加朝廷收入，利用行政手段，强制实行“均输平准”（政府统购统销）和盐铁专卖政策。虽然增加政府收入，但是严重妨碍了中国市场经济的自然发展。
东汉时期的农业基本上都是以地主为主体，当时各地方豪强都大力扩充自己的田产，形成所谓的土地兼并。如是者一直维持到三国时代，许多地主都因拥有大量田地，而自行筑堡自据，形成所谓的庄园经济。
三国时期
东汉末年开始经历战乱和灾荒，“自三国时候开始，农业生产的重心已逐渐向江南转移。”其中人口在北方减少，南方增加，同时农业技术于南方有所提升，增加了收获。《三国志·吴书·贺全吕周钟离传》载：“钟离牧……字子干，会稽山阴人，汉鲁相意七世孙也。少爰居永兴，躬自垦田，种稻二十余亩。……得六十斛米”，平均每亩收获三石。“江南就近利用其资源的矿冶业、煮盐业、制瓷业、麻织业等也有相当高的发展水平，造船业更为发达”。
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时代庄园经济大为盛行，但自西晋亡国后，北方长期受战乱影响，不少田地都遭受毁灭。
东晋时期，永嘉之乱后，大量北人南迁。“淮水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隋书·卷24·食货》“进入魏晋南北朝以后，南方经济始过去的零星与局部开发，而转入到大范围的普遍开发阶段。”“永嘉之乱作为起点，主要持点是南方文化高度上升，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南北均各自形成中心，已南移。”
南北朝时期，北方的北魏承接着前朝战乱遗下的大量荒地，于485年把这些田地按制度分给农民，亦即是日后西魏东魏北周北齐和隋唐广泛实行的均田制。
隋唐时期
隋朝建立后，丝路经济迅速发展，华北地区的农业经济达到前所未有的鼎盛，隋末唐初的战争使得黄河中下游流域遭受创伤，大量的田地荒芜，隋朝于(619年)灭亡后，于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统一全国的唐朝开始恢复经济生产，经过100余年的比较稳定的发展到唐玄宗开元年间已经恢复隋文帝仁寿年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且有所超过。但是唐玄宗天宝十四年，爆发的安史之乱发生，其后七年零二个月的战乱，使得黄河中下游地区遭受巨大破坏。而南方地区因为受战乱的破坏相对来说轻微，所以南方经济赶上，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完全向南转移的开始。同时，“……江南八道和四川，由于没有大规模战事和其他因素影响，在农业、手工业生产方面不断发展。”江南农业出现了有系统的农业技术书，如《四时纂要》，农具的改造、肥料、品种、农药的改造和进步等。
中唐时期南方的经济地位，亦可见于文人记述，如韩愈的《十九送陆歙州诗序》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新唐书·卷一百七十八》载“德舆建言：‘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唐宪宗也不得不承认：“军国费用，取资江淮。”
宋朝时期
均田制自武周末年开始瓦解，自中唐之后的历代王朝都没有正式立过任何新兴的田制。当时北宋已在五代十国时期各国经济文化逐步发展和提高的基础上拥有不同形形色色的工商业，其中有些还是与海外诸国进行贸易，通商城市包括泉州、明州、广州等。这种通商贸易到南宋时更加频繁，直到蒙元完全控制全国后朝廷先后实行总计四次海禁政策后，对外贸易日渐趋于萎缩，到明代建立时已完全停止。
《宋史·列传第九十六》云“国家根本，仰给东南”。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成熟于北宋中期，之后因为靖康之难而重建的宋朝，史称南宋，建都临安。在政治中心转移的同时，期间大量中原人民为避难大量南迁，南宋朝廷“努力安定他们的生活，借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构成为华南劳动全产的生力大军……此外还有许多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对外贸易方面，南宋朝廷在泉州、广州和明州设对外贸易港口。南宋市舶司的最高收入因此比北宋最多时高出四倍余，成南宋朝廷收入的二十分之一。此时期的特征是除了过往南方经济不断发展，其政治中心亦已转往南方，亦成为经济核心。
元代
元朝的经济仍以农业为主，生产技术、垦田面积、粮食产量、水利兴修以及棉花种植面积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发展。由于蒙古族在草原时期以畜牧为主，经济单一，对商品交换依赖较大，同时受儒家轻商思想较少，故元朝较少抑商，使得商品经济十分繁荣，使其成为当时世界上相当富庶的国家。而元朝的首都大都（北京市），也成为当时闻名世界的商业中心。为了适应商品交换，元朝建立起世界上最早的完全的纸币流通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全以纸币作为流通货币的朝代，比欧洲早了400多年（元末时因滥发纸币而造成通货膨胀，也比欧洲早了400多年）。商品交流也促进了元代交通业的发展，改善了陆路、漕运，内河与海路交通。
明代
明朝建立后实施严厉的禁海政策，海外贸易开始转入地下的走私贸易。随着明太祖洪武年间宝钞提举司发行的“大明宝钞”纸币的流通失败，整个货币体系转向为以银本位为主，当时明国占有世界白银需求量三成左右。
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废止海禁后，此时对外贸易重新活跃起来，直到明亡的这个期间大量白银通过海外贸易流入中国。明太祖洪武年间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与移民垦荒，曾派遣国子监下乡督导水利建设，并以减免税赋奖励耕作。也实行屯田政策，军屯面积占全国耕地的近十分之一，私人商屯也很兴盛，朝廷再以买卖食盐的专卖证（称之为盐引）作为交换，利诱商人将粮食运往边疆，以确保边防的粮食需求。明代中后期商人地位有所提高，部分士大夫认为经商有成，在价值上也等同于读书有得，“亦贾亦儒”“弃儒就贾”的现象也开始出现，商帮商会等集团也逐渐扩大。
手工业方面，明代仍然延续元代的匠籍制，以江南地区为代表的手工业高度发展，松江潞安府全盛时有织机1.3万张，南京一地有众多的陶瓷厂，每年可生产100万件瓷器，施釉方式以吹釉法代替刷釉法，使施釉更加均匀光泽。
明代经济的另一个特色是城镇经济的繁荣，运河沿线由于往来商船不断，周边城市如济宁、淮安、扬州等都非常发达。东南地区由于商品经济繁荣，成为全国的经济集散地。明嘉靖、万历年间起，各地出口丝绸、酒肉、蔬果、烟草、农作物、瓷器等商品不计其数，大量外销赚取外汇所得；外国的不少东西在中国城市都有卖，如欧洲的西洋钟、美洲的烟草...等。
清末民初
近代的中国经济发展的特色是逐渐被纳入全球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早在清朝中叶开始，已有大量对外贸易活动，最初只集中在广州一城，鸦片战争后扩展至沿岸各城市，如上海、天津、宁波等等。清末新兴工业盛行，主要集中在东面沿海，发展至今日生产规模扩展至全国，为著名的“世界工厂”。同时，19世纪50-60年代，受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太平天国运动影响，中国传统小农经济逐渐解体，从通商口岸开始，出现大量自由劳动力，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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