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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论文抄袭是全社会的责任。爱的缺席所导致的虚无之感以及内心深处的对于爱的缺席的无力承受，必然要求对于共同责任的逃避。既然是共同责任就不可能有限，一旦有限，就可能“问心无愧”，无罪的罪人与无罪的凶手也就都不复存在。这样，本来我是有限的、无知的、有缺点的，但是无限者都宽恕了我，我有什么理由不去宽恕他人同样的有限、无知与缺点？我是如此的罪孽深重，但是无限者都宽恕了我，我又有什么理由不去宽恕他人的罪孽深重？当然，这样讲也并非放弃对于罪恶的批判，而是意在强调，在批判罪恶之时，千万不要忘记自己灵魂中同样存在着的心中之贼，而那些被批判的罪恶也绝非与我无关，那些罪恶可能同样潜在于我自己的心灵。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所有的人都并不完美，所有的人都可能腐败。所有的人都可能是魔鬼。所以狄德罗才感慨：人的一半是天使，另一半是恶魔。因此，必须在谴责中蕴涵悲悯，在控诉时共同忏悔。我的批判不是为了证明我的正确，而只是为了证明批判本身的正确。但是，中国的宽恕却通过对于共同责任的逃避而逃避了爱。一方面，是动辄拒绝，动辄说“不”，置身道德高地，自我美化、自我颂扬，沾沾自喜于从未“同流合污”，以“红莲出水”、“玉树临风”自居，即使“闯了祸”（毛泽东对大跃进的反省），也是“好心办坏事”，即使失败也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每次灾难过后，则所有人的结论都是：我们太好了，他们太坏了，是“他们世风日下”（鲁迅）。例如，文革的罪恶本来与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同在，本来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灵魂中的麻木、愚蠢、冷漠、残忍、懦弱、虚伪而忏悔，但是一场灾难过后，在“四大恶人”之外，所有的中国人顷刻之间就令人遗憾地都成了受害者。同样，正是由于对于共同责任的承担的逃避，因此对于法律的犯罪之外的良知的犯罪也就毫无意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除了“怨天尤人”，除了没完没了地彼此控诉，就是人人都在批判别人中开脱自己的罪责，并强化自己的道德优越感，但是却从未意识到“罪恶”并不端坐于我们对面，而是狞笑于我们内心。有人感叹，我们这个民族拥有那么多的罪恶，却从来没有罪恶感，实在是金玉良言。另一方面，既然自己永远没有错，那么错的就一定是他人；既然拒绝承认自身是恶的存在，那么他人就一定是恶的存在。于是，善恶被绝对分开，善被留给自己，恶被推给他人，他人成为自身罪恶的“替罪羊”。即便“己所不欲，毋施于人”这一名言，由于它的根基不是无限者，而是有限的“己”，因此事实上也使“所欲”的内容完全主观化，自我忏悔的“己”变成对他人控诉的“你”，变成“你所不欲，毋施与人”。这种逃避道德责任的方式使得人们轻而易举地将自己降低到恶的水平。结果，恶人成为历史的罪人，并且必须为历史承担责任，好人则有权对恶人全面专政，并且可以“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人们轻而易举地相信，只要惩罚了恶人罪恶就会远离我们，然而，事实却偏偏事与愿违，罪恶最终竟然愈演愈烈，甚至几乎无处不在。马克斯?韦伯发现，在世界上存在两种文明，一种是悲剧文明，一种是非悲剧文明。悲剧文明面对两个世界，一个是彼岸世界，上帝的世界，那个世界是十全十美的，一个是此岸世畀,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充满了罪恶。人们用彼岸世界来否定、超越此岸世界,所以他们便不断的改进和完善，走向崇高美好，而非悲剧文明只有一个此岸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而我们便只有不停地在罪恶的泥沼里打滚。令人拍案惊奇的是，悲剧文明的结局并非悲剧，非悲剧文明的结局却恰恰是一个悲剧。究其原因，正是因为非悲剧文明缺少一个十全十美的彼岸世界。中国的宽恕也如此，由于缺少一个十全十美的彼岸世界，使得中国的所谓宽恕并非宽恕，而且“充满了罪恶，而我们便只有不停地在罪恶的泥沼里打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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