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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长周期低谷的到来，许多负面情绪正在找寻不同的发泄口，而对于人口国策的抨击正是在人云亦云中不断被放大的一种此类表现。众所周知，在建国之初民生凋敝的条件下，在“地大物博”的宣传以及休养生息政策的鼓励下，中国人口出现了一波爆发式的增长，由“4万万”以一跃突破10亿大关，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人口大国。随之而来的是劳动力价格的迅速下降，成为改革开放之初直到不久之前，中国GDP大幅增长，获喻“世界工厂”的最根本因素。但是，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由温饱水平向富裕水平过渡，人们基本生存需求的不断满足，劳动力价格已不再像之前那样低廉，甚至已经越过了企业的“盈亏平衡点”，出现了“用工荒”以及为数不少的“待业人群”。
虽然经济转型以及内生动力换源已成为学者的共识，但似乎仍有部分学者沉浸在“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南乡旧梦里，于是乎控制人口数量的基本国策便成了他们口诛笔伐的弊端。在大打超生人群（基本都是穷苦人，俗话说“越穷越生”）的悲情牌，煽动“一对子女赡养4个老人”的恐惧感，“双管齐下”之下，大有将人口国策贬至九幽万劫不复之势。
诚然，放松富裕家庭的生育数量并无微观上的不妥，既然有能力抚养，且有能力保证其人口素质，且此类家庭往往有低生育率倾向，适当放松并不为过。但若将这一政策不分境遇普遍推开，很难说不会重蹈建国之初的覆辙——越穷越生，越生越穷。
其实，仅从应对当下经济困境，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角度考虑，人口政策更多的应向“优生优育”的既定方向偏重，不能再重复人多工资低的老路，而是加大教育和科研力度，促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对于“未富先老”的情况，则不是由政策决定的，而恰恰是中国人口问题“急难险重”的表现：中国人口总数量已过于庞大（官方数字13亿多），且由于惯性作用还在增长，照此下去，各类资源均不足以支撑如此庞大人口的集体富裕，国际大宗商品因“中国需求”潮涨潮落、空气污染水污染的不断恶化、房地产价格的一路飙涨都在提醒国人数量上的“不可承受之重”。如果不控制人口数量，资源配比决定了富裕只能属于少数人，“中等收入陷阱”断无跨过之可能，更遑论“未富先老”了。
正是因此，控制人口数量才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关系着中华民族的长期繁荣。在逆着棘轮向下调降人口数量之时，只要中国经济达到了由中等收入向高等收入变化的阶段，必然会遇到所谓“未富先老”的问题，这是战略决策不可避免的困难和挑战，如同“去杠杆”一样充满痛苦。但也只有经历这种痛苦，中国经济才能真正的浴火重生，跨入繁荣昌盛的新纪元。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充满理性和勇气的应对当下的困难，不要因噎废食，饮鸩止渴。那些经不住考验和诱惑的人，终将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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