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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我们的理论从哪里来到现在还是未知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没有完成的年代这一历史背景，决定了其理论学说对于后资本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具有局限性，这虽是不争事实，但对于早期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剖析基本上是符合当时的历史状况的。我们不能要求马克思对于他还没有经历、没有看到的问题作出“科学预见”。例如，互联网的信息时代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这是马克思的那个时代任何人都无法预见到的。问题是我们一些大陆学者硬要把“四轮马车理论”用到“高铁运输体系”中来，那是学者们用错了地方。后资本主义乃至现在的民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存不存在剥削？剥削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经济现象？资本的积累有哪些变化？有哪个大陆学者提出过系统的客观研究成果？我们的经济学家似乎还没有西方一些电影工作者看得更清楚（例如，《雾都孤儿》和《摩登时代》）。当我们的西经学者大谈私有化的时候，斯蒂克利茨等一些重要西方经济学家却在反思“私有化”的负面效应。中国的计划经济固然存在许多弊端，但也不是一点“理论创新”都没有，实践也证明，在一定条件下，“高度集中”是有必要存在的，只是不能常态化。经济周期是有成本代价的，因为市场经济的自发调节是自利的和滞后的（例如养老服务事业就必须由政府来主导）。只是我们的学者至今仍然沉浸在“1只羊=2把石斧”的立论梦幻之中，全然没有想到“创客”的时代已经到来。你不了解现代产业结构的巨大变革，你不知晓科学技术进步在生产关系中产生的关键性作用，你不知道企业是怎样的生产组织体系和劳动分工的专业化现状，你不掌握知识经济和劳动过程中体力和智力的作用关系以及智力和知识的相互关系和作用，你不知道皮亚杰的心理学基本原理，你也不清楚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原理，而只会照本宣科的大谈“经典”八股或者教堂里的重复祈祷。如此这样，你只能是吵来吵去的乱贴理论“膏药”。毛泽东当年说过：“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平时半干半希”。这是毛泽东对当时粮食短缺提出的“应时”意见，现在这个“理论”还能用吗？。 劳动是否就必然创造价值？我看也未必。计划经济时代由于计划不周的问题使我们许多产品找不到市场，低劣的产品质量和产品功能的不完善都使供求关系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矛盾，“处理品”和“出口转内销”的长期存在表明“劳动创造价值”并没有必然的相关性。也就是说，劳动的无效性是可能存在的，即当劳动的结果（产品或服务）不能通过市场交换获得大于总成本的收益，那么这种劳动就是无效劳动。经济学从它诞生那天起就始终离不开对人的生存欲望和物欲认识观的认识或解析。西方有西方的国情，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对索马里那样的国家，你现在跟他谈“计划经济”或者“市场经济”行吗？每一种经济体制都是有先决条件的，那不是你在课堂上做个TTP就可以“终结全部经济理论”的。中国的改革理论乱象固然与政治架构有关，但与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学研究领域中的羁绊也不是没有关系。我们的经济学研究不要像当年红学大家俞平伯的门生李希凡所说的那样：“有些过于专注大观园里的石头考究”。此前有学者说：“领导的决策是从学者那里讨来的，学者的理论则是从想想中蒸腾出来的（山坳上的中国）”，这或许有些道理。当你坚持把自己的“1个织布工1小时织机米布”的劳动价值论向现在的企业员工宣讲时，我不知道工人师傅和企业管理者会不会把你赶出大门。中国改革进程中之所以出现的一些颠覆性的错误就与理论上的“茫然”有关，所以至今我不知道中国改革巨人脚上的鞋什么时候才能合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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