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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迟飞
中国生育率越来越低，计划生育危害后代。现在还迟迟不放开，放开也难以挽救局面。那么老人更多，年轻人更少。养老问题根本就不是什么社保基金亏空的资金问题，根本是人口问题。社保基金再雄厚，没年轻人来维护，照旧要贬得一文不值。这可能导致社会严重的人口危机，但如何解决养老问题呢？不谈资本运作的问题，应该这样来根本解决。
第一，可以考虑减少老人比例——你计划生育能搞，扼杀新生代于摇篮之中，那么把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推进“寄死窑‘，估计狠狠心也能办出来。不是妈妈之生一个好么？那么如法炮制，家家只养一个老逻辑上也说得过去。多余的安乐死。只有一个养老指标，爱咋咋地。按照中国政府的尿性，这未必办不出来。扼杀新生代于摇篮与终结老人生命于安乐死，你说哪个危害更大？其实是前者。哪个更难以接受？或许是后者。不过就中国人逆来顺受的本领，成立”计老办“，管束老人数量依旧可能。实用主义者们恨不得把父母这包袱全甩掉，然后继承遗产。当然这有悖国人儒家人伦。不过国人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也就这本事。只是政治局的这帮老头。。。这是老人利益集团的代表，控制中国政治。
第二、引进国外人口，不过这会造成严重文化对立乃至流血冲突的严重局面。国人生育力不如外来人口，倘若还无法同化。形成异己文化，而外来人口还要求政治平等，反对民族宗教歧视，那么这种引进国外人口也就是毁掉自己的国家。欧洲就是如此，骚乱不断。谁叫他们引进外来人口弥补劳动力不足呢？它是快完了。当然日本没有这么做，但日本人付出的代价也是非常沉重的——形成了压力极高的工作文化，节假日很少，年轻人工作疲于奔命，为了养活老人。而越是如此，工作压力大，就越是减少新生代的数量。长期来看也是慢性自杀。日本形成老人利益集团绑架社会，那么其发展前景同样暗淡。而中国比日本老龄化速度只会更快，更严重，仅靠本国的年轻人支撑养老体系，难堪重负。更何况中国是未富先老，年轻人的生产力水平远在日本之下。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广大的留守儿童等被遗弃的事件依旧比比皆是，政府不思珍惜这些宝贵的新生代，给以高规格的教育，反而由他们自生自灭，这就是作死。是浪费，是慢性自杀！
如何引进国外人口而避免未来的严重文化冲突局面呢？其实也有办法，但前提是抛弃什么民族平等或宗教自由之类的”政治正确“这种政治正确在需要大量引进国外人口的情况下只会祸国。就是说，以大量工作机会和生活水平吸引国外人口进入中国，但同时分散安置，并对其保持文化压力——法律明文规定贵华夏贱夷狄，对这些外来人口进行公开的民族歧视和宗教歧视，不准其维持自己的宗教和民族文化，其子女必须接受完全的中国教育，必须彻底消化之。其若是反抗就坚决予以镇压。只有如此，他们才会主动学习中国文化，以图融入中国社会来获得认同。否则他们就会恃宠生娇，煽动民粹，割裂中国社会，拉帮结派，对抗国人。那么这就将永无宁日。这就会成为中国社会长久的祸患。
当然，在大规模引进外国劳工方面，我倾向于引进南亚人，而非非洲黑人。还是南亚人好看点，直白地说，中国人的审美文化里并没有黑人的地位。别谈那些政治正确，我知道每个中国人内心深处都是这么想的。这是事实，不顺应国人心理则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三、第三个措施当然就是——鼓励生育了，只不过这个要有效果也是二十年后的事情。且未必有效果，欧洲日本都在鼓励生育，但人们就是不生怎么办？这方面还是需要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要提高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让他们不将养活子女作为沉重的负担。政府需要做些事情，比如增加节假日，降低劳动强度，提高收入水平等来降低负担，但这必须以年轻人的生产力素质极大提高才可以。因此不遗余力地提高人口教育质量是重中之重。
在此基础上，没有太大的生存压力，可以考虑增加惩戒措施。少生要罚，不生重罚。尤其对于同性恋等少数群体，应当在普遍意义上予以坚决遏制。少提什么爱情无关生育，只顾自己的享乐自由。可以考虑重征其税，不能自己对社会养老没有贡献，却安然享受养老成果。
生育方面，本来是有一套习惯法的。就是传统伦理道德体系。只不过这一套东西现在在自由主义的冲击下已经废弛了。人们只关系法律不关心道德。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可以认为是那些中产家庭少生或者不生后代的罪魁祸首。在昔日贵族时代，那些生活优越的贵族都是拼命生孩子。可见收入水平与生育水平没有什么必然联系。有的只是破坏性的意识形态作祟。中产以上不生少生，而中产以下多生拼命生，这在人口素质上就要造成社会的文明倒退。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也非常重要，即批判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体系，重建社会伦理道德体系。这可以考虑恢复儒家体系的部分合理地位，但更多的是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创新，用民主意识形态来讲传统伦理的习惯法明文化，形成生活法。采取强制措施，将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驱逐出影响人口繁衍的领域。坦言说宗教自由之类的，都只是自由主义的政治正确。它并非真理。
四、要提高养老效率。在既有的养老压力增大，年轻人数量减少的情况下要寻求提高运行效率。即要创新制度。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实际那些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其绝对数目并非很多，大部分退休老人依然可以很活跃，可以发挥”余热“，叫退休的大妈大爷们只跳广场舞耗费时间实在是太浪费了，可以考虑组织他们当社会义工。赋闲当中免除年轻人的一些压力。第二方面，即数亿未成年人，比如中学学生，是个庞大的群体。如果改造教育体制，劳动学习相互结合，提高学习效率，同时获得社会锻炼的机会，对他们的成长也是非常有利的。这起码能让他们对自己未来的社会角色有个清晰的认知。这样上亿的中学生乃至大学生就可以成为”半劳动力“，这个数目是极大的。将其生产劳动纳入学分，可以视为义务劳动。以此作为中国提供自身生产水平与过快提高的工人工资的”缓冲“，确保顺利过渡。有了新生力量加入社会劳动大军，那么对养老压力也就形成对冲。
第三方面，鼓励女子加入更多的社会行业，避免其成为家庭主妇。这能够释放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潜力。中国传统文化里，女子生育后当全职母亲的很多。这就不能为社会继续做出生产商的贡献。而且家庭抚养子女，虽然劳动强度大，耗费时间长，但却属于”小生产“，即效率低下。孩子的大多数成长时间并不在家庭里，而是在学校里。而广大的母亲们未必有套科学的教育方法。这可以考虑加强抚育社会化。即大规模增加学校教师规模，素质较高的父母编入学校教师系统，经过培训后在学生生活乃至劳动等方面加以关心。这样就不止是在家庭里关心自己的孩子了，而是在社会层面上关心社会的孩子。小班教学，且大幅缓解教师压力。本来家庭里父母两个照看孩子，而在学校里却是教师照看五六十个孩子，差距过于悬殊，应当考虑融合两个体制。实现人口抚育的”大生产“，标准化地全面抚育子女。由此由于大分工就可全面提高抚育质量以及缓解父母抚育压力。这样在抚育下一代与赡养上一代之间就更容易做到协调。不至于社会养老压力极大而导致抚育子女的失职。这种抚育社会化分工，也就是给了女性以社会工作，。将抚育工作社会化，这是女性天然擅长的领域，使其摆脱家庭的小天地，对提高妇女社会地位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对于老人赡养来说，也可以做到社会化赡养。省时省力，且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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