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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科学还是经济神学——这是一个问题
地点：北京大学 时间：2004年
回北大已经四年了，今天是我在这里的第一场讲座——当然，这个第一场是指的是对北大同学们的讲座。我曾给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学生做过讲座，去年与北京大学博士生考察服务团去河南省考察时，给当地的政府官员也做过讲座。以前我在厦门大学读研究生时，有了新的想法就会做个讲座告诉大家，我的一个师兄说，我是厦门大学做讲座最多的学生。 那么，为什么回北大四年了，今天才做第一场讲座呢？主要因为北大是我的母校，是我心中世界一流的大学。因此我在北大做讲座，就力求讲得最好。北大是兼容并包的，并非所有的讲座都是好的，但我觉得，如果没有里程碑式的成果，还是不讲为好。这也是我回北大四年来，讲了不少课，但在讲座方面一直保持沉默的原因。 记得当年考上北大概率统计系的时候，一位中学同学告诉我，我们中学的化学老师听说我考上北大后，说北大赚了。这话当时令我非常惊讶。北大是百年名校——当然是指现在了，86年我上北大的时候，校史还不到90周年，——而且对中国贡献极大，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毕业生，高考总分也不是全省的前10名，我的化学老师怎么能够如此评价我呢? “今天你以母校为荣，明天母校以你为荣”，这句话如今已经说得比较滥了，但当时没有流行，现在想来，我的化学老师是提前说出了“明天北大会以我为荣”的话。当时听到这话的时候，我的压力很大，直到今天，我都没敢回去见我的化学老师。 但是如果以后有机会再回武汉的话，我就可以带着我的两本书——一本是由我的博士论文改写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耻辱——彻底否定资本结构无关论》，一本是我今天带来的《微观经济学批判》——去见我的这位老师了，这也是我今天终于可以在这里做讲座的原因。虽然，我今天的成绩还没有被社会和学界充分肯定，但我自己很清楚，在中国经济科学的历史上是不会少了我的；就好像诺贝尔奖的得主，他对自己的肯定，不是在得奖的时候，而是在十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拿出后来得奖的成果的时候。 我能够写出这本《微观经济学批判》，取得今天的成绩，既有一定的偶然性，又有一定的必然性。我大学本科是学概率统计的。毕业的时候，我就相信会运用所学的数学知识做出一些成绩，但没有想到自己会搞经济学的研究。我一直认为，财富是生产出来的，而经济学不过是解决财富的分配问题的。没有生产，哪来分配？因此我一直对生产过程更感兴趣，而对后来逐步热门的经济学兴趣不大。所以考研的时候，我仍然选择了概率统计这个专业，但不是在北京大学，而是在厦门大学，因为我现在的爱人当时在厦门。 没想到的是，我的数学系硕士导师对信息论和信息经济学的问题一直都比较感兴趣。有一天，他拿了一篇英文文献找我和我师弟，让我们看一看。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思·阿罗的一篇1971年的文章，其中提到信息的需求价格的求解问题。我的导师说，这个问题在文章中未能得到解决，而他从1988年开始关注这个问题，检索了大量文献，直到他把文献拿给我们看的1996年，跟踪了8年时间，也没有看到这个问题的解决。我们当时的学习方式是，每周我和我师弟轮流汇报交流一篇英文的专业文献的学习和研究体会。这篇文章是我师弟先看的，等到两周后由我来汇报时，我把这个拖了25年的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的解决，让我感到，原来西方的经济学大师的数学水平不过如此。在数学领域我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人物，但如果转入经济学界，我至少可以与这些大师们平起平坐，无需仰视他们。恰好这时有个机会，我就转行成为了金融学专业的博士生。这就是我在经济学上取得成果的偶然性。 但为什么说又有一定的必然性呢?我当年上北大的时候，北大的校训是“勤奋、严谨、求实、创新”，而北大人为人所诟病的地方之一是只喜欢批判。其实，只要你照着北大的校训去做，能够做到或接近做到“严谨”和“求实”，自然就会发现别人的不严谨和不求实之处，自然就会具有批判精神，而有了批判精神，要创新也就不难了，因为批判者已经知道突破口在哪里了。这样说来，一个严谨求实的北大人想要不取得成绩也是很困难的。有个统计学家曾经跟我说，你写那两本书会得罪人的，在经济学界会干不下去的。我说，那我就跟你搞统计好了，而且我还可以搞医学，在其它领域，我也不是不能取得突出成绩的，这是必然的。 我今天讲座的主题是，经济科学还是经济神学——这是一个问题。这是套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的，“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用这样一个主题，还是从我从事经济学学习和研究讲起。 由于本科和硕士阶段的专业都不是经济学，我感到自己的底子比较薄，所以在攻读博士学位时，一方面补一些硕士阶段的核心课程，强化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另一方面，我决定看一看马克思的《资本论》。我的导师知道我看《资本论》时，对我说它早就过时了，要我跟踪阅读最新的西方经济学文献。但我从25年前那个问题的解决上看到，西方经济学一些早期的东西并未得到解决，如果基础不牢，楼盖得再高，也会轰然倒塌。于是，我还是坚持把《资本论》三卷看了一遍，结果发现，西方经济学里非常推崇的东西，早就被马克思批得体无完肤了。也就是说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西方经济学就已经过时了，而现在它不过借助了一下数学的包装，就又显得像新的一样。这样的包装，让学数学出身的我感到十分亲切，而且也正是因为经济学中用了大量的数学，才使得我的博士生导师考虑招我这样数学基础比较好的学生来捧金融学的饭碗，但是，在数学基本功比较扎实的我面前，这些包装就像皇帝的新衣一般。 但是，既然导师不是很喜欢《资本论》的主张，我也不想发生正面冲突。我就考虑选一个避开意识形态的选题来做博士论文，以免被迫批判西方经济学浓烈的意识形态。当时，我接触了一个称为资本结构无关论的理论。这个理论以两个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提出者莫迪格利安尼和米勒的姓氏的第一个字母命名，称为MM理论，是财务管理和金融学必讲的理论。这个理论的大意是，企业的价值是由其经营收入决定的，而与其资本结构即负债率无关。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打过一个比喻：“按照莫迪利安尼——米勒的意思，我们可以把厂商比作一个馅饼，债券持有者和股票持有者得到不同大小的馅饼块；但是整个馅饼的大小，也就是厂商的实际价值，却完全不会受到馅饼分割方式的影响。公司的融资结构只影响由谁获得公司赚得的美元，即这个利润馅饼如何被分割以及谁承担厂商的风险，仅此而已。” 因为与当时认为资本结构与企业的市场价值之间存在一定内在关系的传统观念大相径庭，这个理论一提出来，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在近三十年的争论后，这一理论开始盛行于西方财务学界，并逐渐确立了它在学术界的主流地位，被视为现代理财理论的奠基之作。然而如果我们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与人们的实践不符合，不能为人们的实践所证实或部分证实的理论都是不正确的。尽管MM理论早已为西方学术界所公认，并在课堂上广为传授，但当初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即该理论与人们的现实感受相距甚远的事实，却并没有被消除。 我一接触这个理论就觉得有些别扭。在我看来，尽管馅饼块看上去都一样，但利润看上去却不那么一样：同样是厂商赚得的美元，有的美元上附带着风险，有的则没有或附带的风险少一些。因此，这些美元是不同的，所以馅饼的比喻其实并不合适。我后来想到可以用部分拌有辣椒油的饭团来比喻。其中，辣椒油代表风险，怕吃辣的人代表厌恶风险的债券持有者，喜吃辣的人代表愿意承担风险以期获得高收益的股票持有者。如果饭团的分配方式合适，怕吃辣的人吃到未拌有辣椒油的部分，而喜吃辣的人吃到拌有辣椒油的部分，则皆大欢喜，所有的饭团将被消费掉。但是，如果饭团的分配方式不合适，怕吃辣的人所分配到的饭团中混有拌有辣椒油的部分饭团，那么，怕吃辣的人会剔除掉这些饭团，从而最终实际消费掉的饭团数量要比前一种情形来得少。因此，饭团的分配方式与实际的饭团消费量有直接的关系；同样，资本结构也与企业的实际价值存在着相应的关系，资本结构不是无关的。 但是，MM理论是经过数学论证的，它的问题在哪里呢?经过一番思考，我终于发现它的缺陷之处，在于该理论要证明的结论就像是“一个人可以把自己举起来”，而它论证的逻辑是，假定有两个你，其中的一个你当然可以把另一个你举起来——但问题是只有一个你。 这时，有一位清华大学的教授到厦门大学做讲座，他讲的正是基于资本结构无关论的一个成果。我跟他说，MM理论是错的，他却说，MM理论错不错没关系，因为还有其它人做了补充证明。我当时就有些生气了，做学问可以这样不严谨吗?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国外的“学术传统”。一个海外华人学者跟我说，他曾问过一位国外某一流经济学期刊的编辑，说某某的论文中的论证是错的，你为什么还发表?那个编辑说，他的结论是对的，推论错了不要紧，会有人给出正确的推论的。但问题是，如果一篇论文的推论是错的，凭什么认为它的结论是对的呢？ 与那个编辑不同，我听了清华大学教授的那番话之后，就决定去把资本结构无关论的其它理论找出来，一一加以批驳。尽管当时我还没有见过这些证明，但是既然第一个证明就不成立，那么，后面的证明同样存在不成立的可能性。这时，我想到了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强调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而无关论则强调事物之间是相互孤立的。因此，仅凭对唯物辩证法的信心，我当时就认定，所有的无关论都是错误的。那些所谓的证明在逻辑上都是不可能成立的，问题只在于尚没有发现其中的缺陷而已。进一步研究的结果自然证明了我的论断，而这些批驳的内容也就成了我博士论文的一部分。 回北大后，我将博士论文扩展成了一本书，考虑出版社销售上的方便，给它起了一个具有冲击性的书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耻辱——彻底否定资本结构无关论》。我把这本书送给光华管理学院的一些同事后，受到一些人的欢迎，也遭到一些人的否定。欢迎的，主要是些年轻教员；否定的，主要是些中老年教员，尤其是中年的“海归派”。但据我所知否定的理由，仅在于书名而已，没有人能够证明我对资本结构无关论的批评存在逻辑上的错误，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够在逻辑上捍卫资本结构无关论。 其实，从博士论文到第一本书，我都遇到了一种批评的障碍，明明是真理，却得不到赞同；明明是谬误，却得到追捧，即便是在北大，也是如此。这时我看了一本书，才明白其中的原由。这本书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书中指出，“只有那些已经接受经济学当前的缺陷的人，才能取得作为这个学科的成员的资格，这些缺陷包括它的非科学的认识方法和未经经验证实的整个思想。因此，它有助于保证以经济学专业为代表的社会系统，能够原原本本地再生出自身。”该书还指出，“如果你的研究表明你的同行或上级是些误入歧途的傻瓜，那么你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些人的敌视。与主流经济学家观念中的经济学家不一致的经济学家处于一种被扫地出门的巨大危险之中，因为他们的观点被认为是无用的垃圾，而这些经济学家则会发现自己毫无用武之地。”既然我的研究结果不可避免地要表明我在光华管理学院的某些同行或上级是些误入歧途的傻瓜，那么，我就像哈姆雷特那样不得不面临一个问题。对他来说，是选择生存还是选择死亡；对我来说，则是选择经济科学还是选择经济神学。也就是说，我要么放弃自己的研究结果，为五斗米——也是五斗金米——而折腰，要么就知趣地选择离开。我选择了后者，也就是选择了经济科学。 马克思早就说过，“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他选择了牺牲自我去追求自由的科学研究，那么，我觉得我今天没有理由在这一点上落后于前辈们。 其实，人这一生是很短暂的。吃喝嫖赌是过一生，为人类的共同利益而做些有意义的工作，即使辛苦一点，也是过一生。你可以为了锦衣美食，为了房子车子，为了资本家的课题费，像妓女出卖肉体一样，出卖自己的灵魂，辛辛苦苦地搞一堆自欺欺人的垃圾成果。但如果这样做，你这辈子就白活了，这世上多你一个，还不如多一个野生动物对环境更有益处。当然，你有做这种选择的自由，但我不会那样做。我在《微观经济学批判》一书中指出，“是做一个开辟经得起时间和逻辑考验的经济科学道路的时势英雄，还是做一个现代庸俗经济神学的虚伪的信徒以便向国际垄断资本势力献媚，是值得每一个处于这一学术领域中的有志中国青年慎重抉择的。” 我之所以把现代西方经济学称为现代庸俗经济神学，是因为在其学术体系中，一切都拘泥于神圣的基本教义，而不论这种教义是多么地违背历史和现实的事实，多么地不合逻辑。现代庸俗经济神学也像西方传统神学那样，借用数学工具给自己裹上了一层神秘的、思辨的伪装；不过，现代庸俗经济神学对数学工具的运用却在两个方面不同于传统神学：第一个区别是，传统神学中用数学包装的地心说理论由于与现实不符而最终破产并被抛弃，而现代庸俗经济神学中用数学包装的理论即使明显地违背现实却仍然没有被抛弃，反而要指责与其神学理论不一致的现实；第二个区别是，传统神学对数学的运用在数理逻辑上是相当严密的，仅仅是因为与现实不符才不得不被抛弃；而现代庸俗经济神学中的数学运用得不仅与现实不符，它本身就不符合数理逻辑。正是这两个区别，使得现代庸俗经济神学不同于传统神学而更具有邪教的性质。 说西方经济学与现实不符，可能一些人还能够理解，但说它不符合逻辑，可能有很多人就不理解了。有人说，西方经济学不是用了大量的数学推导么?难道还会有什么问题?其实问题恰恰就在于此，西方经济学不是在运用数学，而是在糟蹋数学，这一点在我的两本书中都有大量的例证。 由于邀请人要求不要讲数学，所以我今天就不讲这方面的例证了。在这里，我要讲的是如何识别或者说如何划分经济科学和经济神学。因为只有知道如何对这两者进行划分，我们才能在经济科学还是经济神学中做出自己的选择。 与以往基于意识形态的划分不同，我这里是用逻辑标准来划分的。 以往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往往是从意识形态，从假设前提入手的，但这种批判是不够深入的，西方经济神学才得以僵而不死，甚至甚嚣尘上；只有从逻辑上来批判，才能彻底驳倒它。不符合逻辑的东西，根本没有资格进入大学的讲堂，充其量只配进入教堂。 划分经济科学和经济神学的逻辑标准有三，分别是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数理逻辑。 按照这一划分标准，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划分结果：首先，经济科学不是一个空集，因此资本不能为所欲为；其次，经济神学中背离经济科学逻辑基础的所谓理论比比皆是，其中许多理论，包括某些主流理论，都不属于经济科学这个集合。 首先，我们来谈谈历史逻辑。 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脱离不了其所处的历史阶段，各种经济现象也具有相应的历史发展轨迹，因此，一定的经济理论，必须与相应经济现象的历史轨迹相吻合，要符合历史逻辑。 恩格斯在谈到施米特把价值规律叫做“为说明实际交换过程而提出的科学假说”时指出，“施米特直接宣称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内的价值规律是一种虚构，即使是理论上必要的虚构。但是我认为，这种理解是完全不正确的，价值规律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来说远比单纯的假说，——更不用说比虚构，即使是必要的虚构，——具有更重要得多、更确定得多的意义。……这里所涉及的，不仅是纯粹的逻辑过程，而且是历史过程和对这个过程加以说明的思想反映，是对这个过程的内部联系的逻辑研究。”也就是说，经济科学存在着内在的历史逻辑。 历史逻辑在经济科学中的经典体现，是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增补中，令人信服地阐明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时代的商品等价交换规律在历史上是如何演化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般利润率规律的。而在此之前，等价交换规律与一般利润率规律之间的矛盾，始终是劳动价值理论的硬伤。现在有很多人看《资本论》只看第一卷，其实《资本论》三卷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把它们全部看完，就很难把握马克思完整的思想精髓。 与经济科学相反，经济神学则刻意地用违背历史逻辑的办法来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本来，马克思早己指出，资本家之所以“是一个资本家，能完成对劳动的剥削过程，……只是因为他作为劳动条件的所有者同只是作为劳动力的占有者的工人相对立。……正是非劳动者对这种生产资料的占有，使劳动者变成雇佣工人，使非劳动者变成资本家。”但是，受资本支配的经济学却无法接受这一点，于是，为什么是资本雇佣劳动而不是劳动雇佣资本这样一个完全等同于为什么是奴隶主奴役奴隶而不是奴隶奴役奴隶主的简单问题，竟成了一个长期困扰经济神学家的重要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现在终于有人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指导下找出了一个能够为经济神学所接受的答案。因为这个答案“证明”，“资本雇佣劳动是一种能够保证只有合格的人才会被选做企业家或经营者的机制；相反，如果劳动雇佣资本，则企业家或经营者市场上将会被东郭先生所充斥，也就是说，太多的无能之辈将从事经营活动。”自然地，这个答案获得了西方著名大学的最佳论文奖，成为那里未来的研究生的一个范本。 然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呢?这是一个严重违背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答案！我们先来看看它是如何违背历史逻辑的。这个答案首先假设人和人之间在生产活动能力上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在经营决策能力上有所差别，这种差别为人们创造了一个合作的机遇，这种合作导致“企业”的出现。而且这个答案还假定不存在任何阻碍一个个人成为企业家的制度性限制，换句话说，一个人总是可以自由地设立一家企业——这就是说，人人都至少可以做一个个体户。从于是工人们之所以不去做个体户，是因为与资本家合作能够得到更多的福利。 可是，首先能力和机遇上的差别，自远古以来就有，但那时却没有出现企业。即使硬要把所有具有劳动分工特点的合作组织都称为企业，这些“企业”也不全是资本主义意义上的。所以不能以此作为资本主义企业的起源。其次，如果真的假定人人都可做资本家或者个体户，那么情形又会怎样呢?美国和澳洲作为欧洲殖民地的历史，还真的给了经济神学家从实践中体会这一假定的后果的机会，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就描绘了这段历史：有位皮尔先生把共值5万镑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从英国带到澳洲的斯旺河去，他非常有远见，除此以外还带去了工人阶级的3000名男工、女工和童工。可是，一到达目的地，“皮尔先生竟连一个替他铺床或到河边打水的仆人也没有了”。不幸的皮尔先生，他什么都预见到了，就是忘了把英国的生产关系输出到斯旺河去! 这是为什么？因为当时的殖民地，还是一个“土地十分便宜，所有的人都自由，每个人能随意得到一块土地的地方”。在那里，“不仅劳动十分昂贵，劳动者会在自己的产品中占去很大的份额，而且不论出什么价格都很难得到结合劳动”。也就是说，劳动者之间即使在经营能力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也不是想象的那样大，而且“劳动人口很少有为资本而自我剥夺的欲望”。显然，“只要劳动者是自己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就能为自己积累；只要他能为自己积累，资本主义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不可能的。为此所必需的雇佣工人阶级还没有。”“在那里，大量资本即种子、牲畜和工具，由于缺乏雇佣工人而毁掉了，同时每个移民所拥有的资本并不比他能亲手使用的资本多多少。” 于是，当时的西方经济学家所谓的“人类把自己分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所有者……这种分法是自愿协商和结合的结果”，即“人类的大多数为了‘积累资本’而自己剥夺了自己”的鬼话，在殖民地遭到了可耻的破产。 而现代的经济神学家，只不过是将一百多年前的“资本所有者”换成了“经营成员”，“劳动所有者”换成了“生产成员”而己。他不过是用信息经济学的手段重新包装了早已破产的经济学理论而已，他的这一包装自然同样经不起历史逻辑的推敲。 事实上，早在这种殖民地历史之前，历史逻辑就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以那种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消灭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劳动者的被剥夺为前提的。”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以往的“经营成员”和“生产成员”的所谓的“自愿”组合的过程就清楚了：“由于封建家臣的解散和土地断断续续遭到暴力剥夺而被驱逐的人，这个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大批地变成了乞丐、盗贼、流浪者，其中一部分人是由于习性，但大多数是为环境所迫。因此，十五世纪末和整个十六世纪，整个西欧都颁布了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现在的工人阶级的祖先，当初曾因被迫变成了流浪者和贫民而受到惩罚。法律把他们看作‘自愿的’罪犯，其依据是：只要他们愿意，是可以继续在已经不存在的旧的条件下劳动的。”这种惩罚是非常残酷和血腥的，例如，被发现流浪三次就要被处死。《资本论》中对此有大段的描述，我就不多重复了。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去看看，经济神学家眼中的所谓“自愿”究竟是什么东西! 这让我想到有一个中国古代故事，说某人在夏夜为蚊虫所困，偶遇一个道士当街卖符咒，声称他的符咒可以驱蚊虫。此人买符咒回家后，当晚仍受蚊虫困扰，第二天他找到道士评理，道士却说，我的符咒要挂在蚊帐内方才有效。同样道理，经济神学要想证明所谓的“从社会观点来看，资本雇佣劳动是合意的”，那么也只有把它的证明置于早已是资本雇佣劳动的现行资本主义体制的蚊帐之内才成。 其次，我们来谈谈现实逻辑。现实逻辑包括公平、合理和唯物辩证法。 人类社会的主体几千年来一直孜孜不倦地追求公平与合理，经济神学也极力为资本主义鼓吹公平与合理。但是，在“义无反顾”地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经济神学中，所谓的“公平与合理”实际上更具有欺骗的性质。这是因为经济神学中的所谓“公平与合理”，都是以资本主义的现有蚊帐为前提的。在这个蚊帐内，由于生产资料已经作为别人的私有财产与工人对立，工人只有通过出卖自己，才能使自己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才有可能获得维持和再生产其劳动能力的生存资料。劳动能力不卖出去，就等于零。于是在经济神学看来，只要资本家支付的劳动力价格大于零，就算得上是“公平与合理”的了。但是显然，现实中的“公平与合理”，是不能以资本主义的现有蚊帐为前提的。 至于唯物辩证法，它的含义非常丰富。我在这里主要强调四点： 第一，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但经济学家却喜欢孤立地看待问题，因此提出了不少著名的无关论，其中最有名的是前面提到的MM理论。MM理论的提出者还提出了另一个著名的股利政策无关论，后来也被我从逻辑上进行了否定。这一成果发表在北大学报上，大家可以参阅。 第二，需要正确把握量变与质变的关系。经济神学家张五常曾经声称，人都是自私的。但革命先烈的自私与你张五常偷逃税款的自私，岂可同日而语？现在还有人把股份制称为公众所有制，并把它说成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但此“公”非彼“公”。在一家上亿股的公司里，持有几百股的股东与持有几千万股的股东，在各种权利方面绝对存在着的质的而不只是量的差别。 第三，自我循环论证不是证明。所谓自我循环论证，是指待论证的结论其实已经隐含在了论证前提之中。自我循环论证是经济神学的主要证明手法之一，有关资本结论无关论的许多“证明”就是由此而来的，请同学们注意辨别。 第四，经济研究中的逻辑过程要与经济事物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的实际过程相一致。这是经济科学与数学的不同之处。在数学中，等号是没有方向性的，而经济科学中的“=”往往具有方向性。在涉及到时间的一些等式中，由于时间具有不可逆性，“=”两边的内容甚至是不可以相互交换的。显然，人们只能先吃完第一口饭，才会吃到最后一口饭，但经济神学家们却不这样认为。我的书中就批判过这样的一个例子，在那个例子中，经济神学的逻辑是先假定吃到最后一口饭，再回过头来决定是否要吃第一口饭。尽管得到的结论是要吃，但如果得到的结论是不吃，那又如何解释呢? 我们现在就来接着讨论前面提到的资本雇佣劳动的现实逻辑问题。为了让资本家与享有剩余收入的企业家“天然”地结合起来，并排除穷人通过借贷成为企业家的可能，经济神学家假定观察一个人的经营能力较之于观察他的个人财富要困难得多、成本也要高得多，以便得出“就显示经营能力而言，富人做企业家的选择比穷人做企业家选择具有更大信息量”的结论。为此，他用数学推导了一个模型。按照这个模型的结论，假如每个人都可以获得一种生产技术，该技术要求一笔数额为50的总资本，如果成功，就可以获得数额为60的收益，如果失败，则收益为零。假设市场利率为10％，市场工资标准化为零，那么一个人要想通过借钱成为企业家，就必须拥有不低于数额20.5的财富；也就是说，个人财富低于20.5的穷人不可能通过借贷成为资本家。但是，我们只要改动一下企业成功时的收益，就可以发现，经济神学家的结论意味着，越是收益好的项目，越借不到款；而收益率仅相当于市场利率的项目，却是人人争相放款的香饽饽。这一结论与现实如此相悖，我们不得不宣布它在现实逻辑上的破产。 实际上，马克思早就合乎逻辑地指出，“资本家所以是资本家，并不是因为他是工业的领导人，相反，他所以成为工业的司令官，因为他是资本家。”也就是说，资本家之所以成为“企业家”，与其自身的经营能力并没有什么关系。“对科学或物质财富的‘资本主义的’占有和‘个人的’占有，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尤尔博士本人曾哀叹他的亲爱的、使用机器的工厂主对力学一窍不通。李比希也曾述说英国的化学工厂主对化学惊人地无知。”同样地，对经营知识的“资本主义的”占有和“个人的”占有也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同样能够指挥企业获得利润，不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也能够指挥企业获得利润，这是因为企业的利润来自工人的剩余劳动，而所谓资本家的“经营才能”，无外乎是能否更多地榨取本企业工人的剩余劳动，或者能否将其它企业工人的剩余劳动从他们的资本家手中瓜分过来而已。 再次，我们谈一谈数理逻辑。数理逻辑是指经济科学中运用的各种数学方法，马克思也曾指出，数学是辩证的辅助工具和表现方式。 在经济科学的三大逻辑中，数理逻辑是排在最后一位的。一旦经济研究的过程违背了历史逻辑或现实逻辑，那么，再多的数理逻辑也不过是“废料进，废料出”，其结论也是不可能作为“经济科学”的内容而被接受的，至多是被归入“经济神学”。而且许多历史过程也只能通过历史逻辑来表达，无法使用数学公式，或者说数理逻辑来表达。因此，数学方式既不是表达经济规律的唯一方式，也不是可以表达所有经济规律的万能方式。 但是，如果不能较好地掌握数学工具，我们也很难取得较好的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会成为教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大多数马克思后继者的数学水平还不如马克思，从而无法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分析问题，而只能用形式逻辑的方式把马克思的若干结论作为教条。所以，我希望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的同学一定要学好高等数学。当然，这只是一个必要条件，数学学得好未必就能把经济科学研究好，就像有不少数学家成为了经济神学家，却没有成为经济科学家。 最后，在提出划分经济科学与经济神学的三个逻辑标准之后，我们来分析一下关于经济研究的两个认识上的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经济研究不像自然科学研究那样，可以在严格或较严格地控制各方面条件的情况下做实验，从而经济研究是不可能科学的。但是，自然科学并不是科学的同义语，而只是科学的一个真子集。 第二个误区是，经济理论的研究往往要从一些假设前提出发，而这些假设前提又与现实中的情形存在着相当的距离，因此，其“结论就不可能作为正确的而被接受”。而且由于假定前提不同，经济学上往往会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可以并存的特有现象，从而“经济学家不是在从事科学活动，而仅仅是用提出的幻觉的方式来表明他们是有知识的。”产生这一认识误区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神学为了达到鱼目混珠的目的，刻意地“过份强调完全公式化理论体系的发展，而缺乏足够的行为假设和前提条件等的经验基础。”但是经济研究本身，却犯不着替经济神学背黑锅。 事实上，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的形成时曾正确地指出，“资本的形成不能用商品价格与商品价值的偏离来说明。假如价格确实与价值相偏离，那就必须首先把前者还原为后者，就是说，把这种情况当作偶然情况撇开，这样才能得到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资本形成的纯粹现象，才能在考察这个现象时，不致被那些起干扰作用的、与真正的过程不相干的从属情况所迷惑。” 实际上，公认最为科学的物理研究也往往假定物体处于并不现实的真空状态之中；但只要这种假定只是便于排除不相干的从属情况的干扰而不妨碍对真正过程的研究和对真实规律的把握，这种假定就只是“一种科学的手续”，而不是对科学的否定。为了从概念上加以区分，我们把作为科学的手续的假定，称为“假设”；而把经济神学常用的那些“起干扰作用的、与真正的过程不相干”的所谓假定，称为“伪设”或“虚构”。同学们应该注意加以区别。 总之，我认为，只要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不是事物的表面现象，而是表面现象背后的规律性，同时该学科的研究方法符合一定的逻辑基础，尤其是前面提出的三个逻辑标准，那么该学科就应当称为科学。而经济科学和经济神学的区别，正在于此。 最后，我希望同学们在经济科学还是经济神学的问题上，克服物质利益的诱惑，不要将你们宝贵的精力用于经济神学的修炼，而将它们用于对经济科学的追求中，因为这才是我们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和民族强盛充分而必要的条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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