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萨特的《辨证理性批判》是以共产国际的同路人或朋友的姿态写给共产党人看的著作,他的意图是给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现实运动提出一种友善意见。批评他们不该在否定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同时或之后,自己又制造新的异化。在他看来,现代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关于解放全人类、实现自由王国的口号的理解是很成问题的。他提醒马克思主义者注意在自己发起和领导的社会历史实践运动中始终保有群众的自由能动性和创造性,并避免产生扼杀它们异化现象。他也提醒现代共产党人不要在自己的社会实践推进中模糊和忘记了原定的每个自由无产者众望所指的目标。冷静地看待萨特的批评意见,对我们现代马克思主义来说并无害处,有些问题的确值得我们深思和反省。
二、 萨特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很多,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对实践的二重化的解释。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实践始终是一个积极的概念,因为它是人改造客观和主观世界的惟一途径。萨特则认为实践既有马克思所说的这种积极意义,同时也有一种消极意义。在这方面,他举了中国农民的例子。中国农民在和大自然的搏斗中以及和游牧民的争斗中开垦了很多耕地,这种实践对他们当时来说无疑是积极的,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由于他们毁灭了森林,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和水灾,积极的农业体系反而变成了消极的地狱机器。萨特说:“人类的目标在自我实现的同时,在自己的周围确定了一个反合目的性场域。”(《辨证理性批判》,下卷,第307页)萨特把这种现象称为反实践的辩证法。(马克思也谈到人在他的劳动产品面前的异化,但在马克思那里,这种异化是社会制度造成的,而不是实践本身造成的——笔者)在萨特看来,实践的消极意义还表现在人在同物质发生关系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沾染上物的惰性因素,人成了带有物的惰性的人。第二个方面,是人们如何形成群体的自由实践。萨特认为,虽然不能排除有一天人类会从匮乏状态中摆脱出来,但迄今为止,人类毕竟一直生活在匮乏之中。物质不是人们形成自由群体的原因,相反,物质的匮乏是人们争斗的原因,由于物质的不足注定要使一部分人处于多余的地位,所以,人总是把人看成他人,看成实际或潜在的对手。使人们形成自由群体的原因是威胁人们生存的共同危险。他说:“在反对共同危险时,自由从异化中摆脱出来,并表现为一种共同效验。然而,正是这种自由的特点在每个第三者中作为同样的人的他人(过去的他人)的理解:自由既是我的独特性,又是我的普遍存在。在和我一起行动的他人中,我的自由只能被认为是同样的,即被认为是独特性和普遍性的存在。”(同上书,第567页) 萨特究竟是否超越了马克思主义是另外的问题,在此我们不准备进行讨论,但萨特无疑要把他的自由哲学贯彻到底是无疑的。在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以后,萨特进一步宣称柏拉图死了,本质死了,只有人活着。人要看到自己的自由,正视自己的自由,并要为此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