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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批判郎咸平：国有经济是“没有最终委托人”的经济
【周其仁批判了郎咸平们的国企观：“你的、我的、我们大家的”。这种“你的、我的、我们大家的”的所有制虽然在理论上可以说得过去，但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却是含糊不清、责任不明的。国有经济正因为存在这个根本问题，才变得相当难办，它与一定的政治体制相结合，更加显得其弊病丛生，比如围绕着国有经济所形成的腐败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周其仁的“委托代理责任链”理论最终将所有权导向了自然人，而不是含糊笼统漏洞百出的“大家的”。这应该是一个相当有实效的理论，如果委托代理责任链最后没有自然人做为最终责任人与最终利益人，经济活动就会呈现乱象，产生的利益既不知道给予谁，产生的问题与责任也不知道要找谁，最终要由谁负责。因此，不知道谁的利益就谁都想占有，不知道谁的责任谁都想回避。这也正是当今中国实际存在的“按权分配”与“责任无门”现象的根源。因为，既然不知道属主为谁的利益谁都想占有，那么当然是有权的“领导”才有最大的可能性占有了，他们不仅明里多占，并且想方设法暗中多占，形成了“按权分配”的实际现象。但是，一个国企、事业或者行政单位一旦有事，需要有人负责任时，领导们则可以将责任一级一级往上推，最终也找不到切身责任者。因此我们发现许多人不原意为“公家单位”做工干活，因为一旦形成债务，人家硬拖你毫无办法。因此，尽管现在有许多人对传统国有制仍然抱着狂热的迷信，但它却不是当今人类文明时代所应具有的基本经济制度。政府有责任维护公共利益，维护公共资产与资源，但这只是尽最大的可能、创造最好的条件让“社会经济”运行得更好，更具效率与效果。“社会经济”而不是国有经济，才是主体的与基本的经济形态――黄焕金】
http://www.mfzq.com.cn/Blog/Diary.aspx?cid=1000&Data=S&Tid=364744
经济观察报：您说国有企业的问题还有很多没有讲清楚，从您这些年研究的经验看，传统的国有企业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
周其仁：我是1996年在研究下岗工人问题时碰到国企改制问题的。这些年我先后做过第一手研究的公司，约有三四十家。用的是很土的办法，就是一家家实地访问，与各方当事人交谈请教。实在没有让助理在网上查查数据，就可以隔山打牛的本事。问到为什么要改制，我看到的是传统国企经济有两个问题要解决，一个就是从来不承认参与国资创造的人力资本的合法产权，还有就是靠行政命令而不是市场契约组织经济活动。问题是，离开在清楚的私产基础上发展市场合约，就无从支持分工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央计划命令经济实在笨拙，与激励机制不相容，交易费用高到使许多事情根本做不成。
传统的国有经济不承认任何私人产权。主人是抽象的全民，而不是任何一个活生生的自然人。我曾经为文写下结论：这是一个没有最终委托人的经济。无数的机构和人似乎是委托人，仔细推敲都是代理人，而不是承担财产责任的最后委托人。郎咸平批评国企管理人缺乏信托责任。很对，问题是怎么形成这种局面的？我认为根本就没有委托人。什么“主人——保姆”，谁是主人谁是客？是政府主管部门？不对，他们是代理机构；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吗？“代表”者，也是代理人也。只有被代表的才应该是最后委托人。可是在全盘公有化时代，任何公民私人不得合法拥有生产性资料的权利，所以就没有最终可追溯的委托人。
委托代理是一个责任链条，最后委托人无效，整个链条拉不起来。我认为普遍缺乏信托责任的根源就在这里，所以多少国企、集体企业搞得一塌糊涂。可以骂那些草包经理不像话，问题是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持之以恒地盯住他们？就是没有，传统国企才需要改制。抽象的主人有，也就是“全民”或“集体”，可抽象的主体怎样具体行为？说什么历史长、包袱重，不是说得通的托词。历史长不一定包袱重，没有最后委托人才是问题的根本。
郎咸平认为国企产权很清楚。“国资是谁的？你的、我的、我们大家的”，这是他自以为煽情的讲词。请问“你的我的大家的”有权利证书吗？没有。资产交给各类代理人打理多年，有经营、投资、收益的报告吗？要委托人审查吗？从来没听说有。上市公司账目造假，好歹还有一份假报告备查。传统国资呢？连假的报告也没有。据说现在有10万亿国资，听起来了不得的一个大数。那可是全国人民的财产，平均以10亿人算，每人只有1万元！真就多得足以令人骄傲？还不知道这笔国资，所负的债务窟窿究竟有多大。为什么是这样的局面？产权制度使然，谁也使不上劲。我曾经写过一句话：国有经济里的所有者责任，追来追去一股烟。你追吧，像论万亿计的国有银行不良资产，追不出个头来的，权当天灾处理吧。这样的体制不改，国家没有前途。
至于郎咸平也搀和“我的、我们的”，那可真叫瞎搀和。有他什么份儿？国资再产权模糊，权利主体不包括他应该很清楚。因为他根本没有在这个体制下劳动、生活过，工作从来不是命令指派，一辈子没拿过低薪，不知道什么叫“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更从来没有使过粮票布票肉票鸡蛋票。凭什么郎咸平也有权说国资是他的？当然是中国人，更是一个中国的原则，但财产关系要明确界定，不可以彼此共产，否则天下大乱。套套近乎、唱几句高调，财产权利就占一份，不是正派行为。说得严肃一点，这叫企图染指国资。大叫保卫国资的英雄们哪里去了？八杆子打不着的人也可以说国资有份，正好说明传统的国资非改不可。
不是我小气。产权是排他性制度安排，大度不得。也不是说产权没有份就没有资格来研究中国的国企。就是爪哇国里的人有兴趣研究中国国企改制，也应该欢迎。要研究，老老实实做研究好了。你们看这位郎咸平，“数据”功夫一塌糊涂，可就是有胆破口大骂“产权改革是拍脑袋拍出来的”，还发明了“大陆50岁以上的都是拍脑袋的，40岁以下的才是做数据的”。复旦大学张军教授客气地讲了一篇不同意见，郎咸平就说张军也是拍脑袋的。可张军偏偏离50岁还差得远，岂不是当场被郎咸平自己推翻？“凡50岁就一定拍脑袋”，生理机制何在，心理机制又何在？如此一派胡言，好像还很有趣。我可以肯定地说，郎咸平的这些惊人之见当然不可能是从脑袋里拍出来的。问题是，这些缺乏常识、没有逻辑、不讲礼貌的“东东”，究竟是从哪里拍出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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