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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前些年经济学是中国的显学，经济学话语成为左右国政的权威话语，但随着改革进一步深入，人们发现，光有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是不够的，缺乏宪政法治的市场经济，必将是混乱的权贵市场经济。有些经济学者，比如吴敬琏先生，早年以不遗余力地鼓吹自由经济而著称，人称“吴市场”，现在却开口闭口谈的更多是法律。为了推动法治，吴教授联合法学家江平教授，还有一批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在上海成立了法律与经济研究所，“吴市场”成了“吴法治”，被誉为美谈。请问茅老，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您认为消解权贵市场经济问题应该从哪些地方着手？ 茅老师回答: １）市场制度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的．试看世界上各个国家，市场制度比较完善的无一不是法治国家．相反，市场制度搞得似像似不像的，都是法治有问题的国家．从理论上看，市场制度的基础是平等竞争和自由选择（这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办事原则）．如果平等自由没有保障，市场制度也就没有保障．回顾人类发展的历史，为什么很自然的交换不能得到发展，就是因为没有平等自由．是什么妨碍了平等自由？是特权．人类进步到出现文明时起，就是一个等级制的以权力划分地位的社会．中国外国都是一样．特权妨碍了平等交换和自由选择的机会．后来西欧萌发了自由平等的思想，慢慢地发生了市场，进而建立了相应的制度．这个过程在中国从来没有自发地发生，我国的平等自由观念基本上是进口的．我国改革在经济上取得伟大成就，就是因为财产权逐渐在确立，自由选择慢慢在扩大．现在的问题是个人权力不够牢靠，被特权侵犯时无处求得帮助．所以吴老师和江平老师发起了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可惜这个所已经被取缔了． 问题二、经济学讲究的是效率优先，法学强调的是公平优先.请问茅老您如何看待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茅老师回答: ２）经济学讲究效率，法学讲究公平．其实这二者是互为条件的．没有公平也就没有效率；没有效率也就失去公平．效率的前提是公平竞争和自由选择．所以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同样地，如果我们置效率于不顾，随便怎么都行，还要法律何用．经济学家常常讲，公平和效率是替代的，多一点公平必须牺牲效率．这里的公平是指分配的一致性．比如通过收税，从富人那儿多收点，转移给穷人．这时候在分配意义上的公平增加了，但是牺牲了效率．这种政策在分配意义上是公平的，但是从另外的角度看可能未必公平，因为富人创造了财富，却被收税收去了．这样会影响有能力的人更多地创造财富．但是收入分配的公平总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重要方面． 问题三、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决策者的思维范式大抵可分为三种，一种是政策的目的指向繁荣，也就是强调所谓政策的积极建构作用，第二种认为公共政策的目标仅限于改善陷入困境者的状况，波普尔将这种思维命名为零星社会工程学，给予肯定，而将第一种斥之为乌托邦社会工程学，有一种观点甚至认为，除了改善竞争中不利者的状况，实际上我们无所能为，第三种是调和的观点，认为增进繁荣和救济贫困二者不可偏废，您认为政府在制定经济决策时，哪一种思维范式更可取？或者说当前哪一种对我们效果可能更好？ 茅老师回答: ３）繁荣和济贫，二者不可偏废．但是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就当前中国的情况而言，我认为济贫应该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世界上不同的政权对待此问题很容易出偏差．要么只顾繁荣，忽略了弱势群体；要么只顾弱势群体而不顾繁荣．我们经历了以上两种情况，应该有很深刻的经验教训． 问题四，这是个学术性问题。现在一般认为，马克思在致力于改进大多数人的命运方面是真诚的，令人尊敬的，但其经济学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实上毫无指导价值。列宁在制定新经济政策时事实上就是抛弃了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您对这种认识如何评价？ 茅老师回答: ４）我对马克思的经济学只知皮毛，没有深入研究．我感觉他的经济学目的不在提高财富的生产，而在唤起工人阶级的觉悟．目的不一样，研究的重点就不同．所以我觉得马克思的经济学是革命的经济学，现代经济学是建设的经济学．当前中国不需要革命，而需要建设，所以现代经济学更为有用． 问题五、列宁有一个经典观念：法律是上层建筑，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是统治阶级维护专政地位的暴力工具。由于阶级是从经济的维度划分的。按列宁的观点，法律与经济基础密切相关。由此推论，在一个已经消灭了阶级的社会里——比如按经典理论解释的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没有阶级了，法律岂不是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当代经济学如何界定经济与法律的关系？谢谢茅老! 茅老师回答: ５）列宁的时代人权观念还没有普及．阶级斗争观念和人权观念截然不同．阶级斗争将人分成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泾渭分明．但是现代的人权观念认定人和人平等，每个人都同样受到法律保护，没有任何人可以有侵犯别人的权力．所以在平等自由的社会中，剥削一词已经过时．但是在特权社会中剥削是可能发生的． smile 请问茅老：怎么看待近年来严重加剧的两极分化现象？有没有一个解决的路线图？《物权法》怎么才能做到既保护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又保证巨额非法所得被有效追回，追诉？ 茅于轼老师的回答： 物权法我不熟悉，无法回答，抱歉。贫富差距扩大有好多原因，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我们工业化的速度特别快，因为所有的国家都经过这个过程：农民变成工人，但是这些国家用了至少三百年的时间。这过程中农民收入低，而城里人收入高，所以形成一个收入的差距。这是全世界共同的一个特点。中国工业化的过程，过去20多年速度特别快，因此使得农村和城市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了。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因，全世界都有这种现象。第二个原因，因为农村经济大体上是自给自足的，不太依靠市场。进入市场之后贫富差距就扩大了。相当于自给自足来讲，市场经济的收入差距肯定是扩大了。第三个原因，跟我们政策方面的落后有关系。我们到现在没有把政府的转移支付给够给足，现在全世界的发达国家还在补贴农民，他们有的已经补贴了上百年了，现在他们的城里人跟农民的收入差距已经很小了。但是他们还在补贴农民，而我们国家是反过来了，补贴的是城里人。这个补贴包括了医疗、教育、住房、城市交通等等。这就造成了城乡收入差别的扩大。最后一个原因，有很多非法的收入，这个加剧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具体包括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等等。至于说用这个办法解决，我觉得首先要创造城市就业，第二个是减轻农民负担，取消农业的各种税，不仅仅是取消农业税，而是取消和农民有关的各种税，如屠宰税等等。第三个是农民要有自己的组织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政府的转移支付也要足够。 dream007 请问茅老：天则是以什么身份注册的？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政策前景？ 茅于轼老师回答： 1，原来天则是以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身份注册的，但是现在这个注册被取消了。 2、我认为中国的这个社会，权力过于集中，那么政府直接面对的就是群众，中间没有缓冲。非政府组织可以起到中间缓冲的作用。而且，政府的兴趣和利益并不永远、完全和人民的兴趣和利益相一致，更不见得和世界的、地球的兴趣和利益相一致。而非政府组织可以代表人民利益和政府利益之间不同的部分，也可以代表世界人民和中国政府兴趣、利益不同的一部分，还可以关心地球保护等问题。而政府只能看到自己这块土地的保护，看不到其他国家对于地球的保护。民间组织可以做到这一点。政府做事，往往是居高临下，缺乏同情和热忱，比如说做慈善工作，政府也在做，但政府做的是冷面慈善，民间组织也做慈善，它肯定比政府做得更好。类似的例子有很多：民间组织做的比政府要好。比如美国的很多监狱，现在改由民间来经营，改善了对犯人的服务，还节省了开支。这些都说明民间组织存在的必要性。 李桐请问茅先生，如何看待诸如燕南这样的网站在推动中国公民社会建立中的作用？请问，您有何看法？谢谢．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因特网提供了一个平等的、自由的发表意见的机会。我们在其他方面发表意见受到很多限制，而因特网的限制相对比较少。 凡骨请教茅老师，现行新闻体制是否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请问茅老师，陈志武先生认为只有信息的畅通才能保障第三产生的发展，而当时的新闻体制，使得上海这个全国金融中心的水平不及印度。这种理解很像小凯先生的观点，请问你怎么看。现行新闻体制是否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茅于轼老师回答： 我觉得，现在的新闻体制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瓶颈，而且也是社会发展的瓶颈。一个正常的社会，有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其实这点写在我们的宪法里边。而事实上，不是那么回事。当然我们也可以想到，新闻和社会安定的关系，从短视的眼光看，控制新闻自由能保证安定，但是由于纸包不住火，一时的安定掩盖了长远的保证、长远的矛盾。所以，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提倡和保护新闻自由。让各种矛盾及时给予暴露，不会积累起来总爆发。 基本粒子茅老您好!请问茅老对现今中国的教育政策有何看法? 茅于轼老师回答： 这个问题，我只能说得简略一些：教育中间存在的问题，一个是政府垄断了教育的权力，缺乏竞争。现在情况有所改善。第二个问题，是教材太落后，特别是有关的社会科学方面的。这个也跟垄断有关系。第三个问题，就是对公平注意不够，教育经费没有针对最穷困的一部分人。 fujisaka 请问茅老对于交通法规的看法（经济学中的安全带问题）在学经济学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个问题很有名，就是安全带的问题。从社会角度来说，由于有安全带，所以行车人变得安全。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自身受伤的几率变小了，也就是机会成本变小，所以反而事故发生率会上升，这是从经济学得出的结论。在反观我们现在的交通法规，几易其稿，反复又反复，焦点之一就是行人违规时司机究竟要不要负责。不管如何制定，偏向任何一方都无疑是减小了违反交通法规的机会成本。茅老对于这个问题是如何认为的呢？ 茅于轼老师回答：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需要专门研究的人来回答。减少交通事故，当然是好事。一个法规能不能减少交通事故，这是判断一个法规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如果代价很高，即使减少了事故，也未见得好。因为我可以用同样的成本，提高其他方面的安全性。 dzypfgm 请茅于轼老师谈谈“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的关系！本人无名之辈，幼稚话题，让您见笑！ 1.所谓的“经济发展了——物质文明”到了一定的程度自然会推动“政治进步——政治文明”吗？必然的？或然的？ 2.茅老师认为当今世界上政治文明程度最高的是那一个国家？具体表现？ 茅于轼老师回答： 1、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我想应该是有正相关性。物质力量充实以后，首先教育能够更普及，其次，人们有了温饱的保证，他会追求更多的自由。 2、我比较喜欢北欧这些国家。他们的特点是很讲究平等，社会也很富裕，而且很安定。这个平等、富裕和安定都是跟其他的发达国家比较而言。比如美国。 k6 我感到近来新体制下，有计划经济回潮的倾向，茅老以为我的看法如何比如房产调控，股市托市。对医改的公开否定。对舆论的管制也更严厉。 茅于轼老师回答： 计划经济的幽灵，从来没有消失过。但是大势已去。它不可能卷土重来。 孙富贵茅老怎么看待“既得利益集团”在一些地方（或一些领域）对改革进程的影响。 “既得利益集团肯定是存在着，例：李昌平向朱ＸX如实反映“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情况，引起中央的关注。朱XX还两次批复，调查组亲临监利，引发了湖北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村改革。然而李昌平本人又有什么好结果呢？ 茅于轼老师回答： 我觉得现在不管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都会触动到既得利益集团。现在的改革和邓小平所发动的改革比较，可以看出那时候的改革几乎没有什么阻力，得到了工农兵、知识分子各个阶层的赞成，“工”可能差一点，但至少他不反对吧。而现在的改革，缺乏推动力，相反倒是阻力更多了。阻力来自刚才说的既得利益集团。而且他们有比较大的发言权。所以现在的改革比小平推动的改革，远远的更困难了。 李桐请问茅老师，如今似乎愿意空谈的风气远胜于低调做事的风气比如这也可以从燕南学术版与实践版（姑且这么说吧）的人气高低反映出来．而这让人有时感到沮丧．作为一个先行者，您有什么具体的建议给我们这些学生辈的年轻人呢？ 茅于轼老回答： 其实，在市场经济里头，空谈是创造不出价值、财富来的。除非我们的市场经济出了毛病。所以市场并不会纵容空谈。倒是计划经济的时候，特别靠空谈。愿意空谈的风气远胜于低调做事的空气，可能未见得。做为后来者和未来的主人，自己注意认真做事就好。 孙富贵请问茅老：道德比法律更重要吗？道德的标准是什么？。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核心和集中表现，也是今天的“德治”。什么是共产党的根本价值观？一部共产党的历史从来就是让人不寒而栗。 茅于轼老师回答： 道德跟法律哪个更重要，这个要分情况，不是永远某一个更重要。比如说在法制缺失的情况下，那法律就更重要，相反，法制比较严密的情况下，道德更重要。道德的标准，有一个叫底线的道德，就是不损害别人，这是最起码的道德。再进一步的要求，就是牺牲自己，帮助有可能的人。这个不等于毫不利己。因为毫不利己包括了穷人帮富人。这就是道德的最简单的陈述。它的背后的依据，就是人跟人是平等的。 zhangwujijiji 提问：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先生：市场经济有助于公民社会的形成，但为何很多底层民众向往计划经济？这种意见倾向是否会影响到中国的现代化？谢谢！ 茅于轼老师回答： 我不认为民众会向往计划经济。但是他们向往平等。市场经济应该说比计划经济更平等。如果不是自由、平等的改进，我估计改革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成绩。这个平等是指权力方面的平等。但是，在收入平等方面，比以前大大的落后了。这并不是市场经济的必然。刚才我举的北欧的例子，他们的收入是很平等的，他们也是市场经济。 五里坡人提问茅老：物权法草案是否违背市场经济精神？众所周知，物权法作为一部规范私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的法律，是名副其实的私法，但是我们看到新的物权法草案中却有大量关于公有制经济的规定，这是否有悖于物权法的私法性质，违背市场经济、市民社会私权神圣、意思自治的精神？ 茅于轼老回答： 这个问题我没有研究，回答不了。抱歉。 萧柏行请茅于轼老师谈谈是否存在经济崩溃的可能性！ 1.关于房地产问题，正常还是过热？会不会拖垮中国经济？ 2.银行坏帐问题，是否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 3。教育费用高昂，人民难以承受。会不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严重到什么程度？ 4。医疗费用高昂，人民难以承受。老百姓看不起病，怨声四起，会不会影响中国政局稳定？ 5。国家税收问题。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税负最高的国家之一，占GDP总值的33%（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认为，以目前所征的税收和社保方面的各种征收，再加上这８０００亿元预算外的收入计算，国民经济的综合税费负担已经高达３３％，企业和老百姓的负担非常沉重。）高昂税收使大量中小企业失去竞争力，一旦这些中小企业倒闭，必定会造成大量工人失业。请问政府是否有应对措施？请茅于轼老师回答，不胜感谢！ 茅于轼老回答： 我最担心的是金融危机，它可能跟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有关，也可能跟银行坏帐有关。金融危机是一种失控的状态，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其他比如教育、医疗等等，都不会造成失控的效果。我们可以设想，即使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经济也不会崩溃。可能会倒退一两年，但并不会崩溃。真正有崩溃可能的，倒是在政治方面，政治的失控。不管是国际的还是国内的。它的后果可能不是一两年就能恢复的。应对的措施方面，很有效的措施，能做的都已经做了，所以，剩下来可以说没有什么办法了。 李大庄尊敬的茅老您好，以中国经济现在怎样实现政治民主化？以中国经济实力现在怎样实现政治民主化？经济决定政治，现在的自由经济应该实行民主政治。政治反作用于经济，现在的腐败专制统治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茅老，请您指教好吗？ 茅于轼老师回答： 这个问题从短期跟长远的角度，有不同的回答。从短期看，要增加行政的透明度，要有良好的法治。从长远看，要进一步增加人们的收入，普及教育，提高普通人的素质。 wyx333 请问茅老对特设“国有资产役权”即“国企使用权固化到职工个人”的提议的看法 王延效：强烈呼吁进一步拓展用益物权，特设用益物权形态的“国有资产役权”“，夯实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基础和法律保障 这次，人大积极制定并向全社会公布了《物权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这本身就是“民主法治”的一次极大的实践和推动。大家知道，清晰、明确的财产权，特别是私人财产权及其立法，是构建和谐社会重要的社会基础和法律保障。《物权法（草案）》的制定和这次实践，将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极大的推动和谐社会的发展。 在这次《物权法（草案）》中，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用益物权”的概念及其相关的具体形态，这是对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特别是资产、产权理论的又一次重要突破，它更进一步丰富、发展、深化了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资产、产权要素形式。 从大的方面讲。中国特色的最基础性的资源、资产、产权包括这样四大块：农业用地、城镇用地、自然资源和国有资产。前两项的用益物权形态在这次的《物权法（草案）》中有了详尽的体现，但后两项的用益物权形态却没有涉及，特别是国有资产的用益物权形态尤为重要。 众所周知，中国的农村改革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其根本原因是把以耕地为主要内容的农村资产、产权直接分解到最基层，直接落实到个人、农户，也就是说，它实行的实际上就是农村资产、产权最彻底的即直接落实到个人、农户的用益物权形态。但城市改革、国企改革却没有这么做，它实行的一直是以厂长负责制为主要内容的国企改革，现在对中小国企又在推行经理人买断，结果徘徊了20多年，徘徊至今，不仅没能真正解决国企改革、发展的问题，反而还严重侵害了工人的劳权，导致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和尖锐的社会矛盾，是中国以后一系列腐败和各种社会问题的重要基源。 究其原因，以厂长负责制为主要内容的国企改革，它不是一种用益物权形态，也就是说，它不是一种独立的资产、产权形式，它既没有解决好国企发展的动力问题，也没有解决好国企发展的责任心问题，实际上是失去了监督、约束，并且在具体运作上还不规范，同时权利没有直接分解到最基层，直接落实到个人、职工，等等。如此多的弊端、缺陷，如何能有成效？！对中小国企推行经理人买断，也是同样问题多多，矛盾重重。 因此，城市改革、国企改革要想顺利、成功的推进，就要参照农村改革的形式，实行国有资产的用益物权形态，即特设用益物权形态的“国有资产役权”。对于自然资源，特设用益物权形态的“自然资源开发权”。 在这里还要特别注意的是：用益物权形态的“国有资产役权”“自然资源开发权”，应尽可能与原资源、资产、产权本身的属性即全民性或集体性相统一，也就是用益物权主体应尽可能是全员承包、占有，以防止其再次陷入经理人承包、占有的万劫不复的深渊。再者，“役权”本身就包涵有“调整相邻权关系”的含义，因此“国有资产役权”大致就是现在的国有企业职工就其现在相对应的所在的国有企业为基本单位全员性的“役权”。当然，这种对应“役权”只是一种大致的思路，不是绝对的。 茅于轼老师回答： 这个问题我不懂，抱歉无法回答。 益华请教茅先生：国内宪政改革和民主化的前景如何？这与经济发展有什么内在联系？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谢谢茅老师，也谢谢frank 站长：）听说您的文章几年前被禁，很想知道在生活中有没有其他压力、干扰，是否一切安好？我的问题是，请您谈谈国内宪政改革和民主化的前景如何？这与经济发展有什么内在联系？谢谢！ 茅于轼老师回答： 民主化的前景和经济发展有正相关。前景有很多不确定性。从长远看应该是乐观的。中国一定会变成一个民主、法治的市场经济国家。但是要花多长时间，我的看法，不止是十年、二十年，恐怕要三四十年。我们过分地把这个问题看成是政府一方的问题，其实百姓这一方同样存在很大的问题。我们看世界上良好的民主、法治的市场经济国家，不但有一个守法的政府，而且有一个素质良好的老百姓。所以说，民主现代化是一个整个国家的问题。 傅一河请教茅老师:现在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信心缺失在一些地方发生的群体事件,严重挫伤了群众对改革的信心,请教:政治体制改革还改不改?怎么改?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活力啊. 茅于轼老师回答： 这个问题刚才已经说了，从长远看中国肯定会变成一个民主、法治的市场经济国家，但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其中会有很多曲折。 zmy007 我乃有余热者,想当公民教员,先生的学校要吗? 茅于轼老回答： 我办的学校只有一个保姆学校，那个是培训农村妇女的，我们的课排得很满，里头也有法制的课，她们最渴望的知识还是跟她们职业有关的，但是跟公民课还是不太一样。公民课应该在基础教育里边，而不是职业教育的主课。 我爱燕南请问矛先生,资本主义的资本市场和社会主义的资本市场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茅于轼老师回答： 我看没有。 岭南佳果请问茅老:关于民营企业尽管在经济上已取得重要的发言权, 但在政治上依然处于弱势地位民营企业家阶层(规模上已达数千万) 如何对政治发生影响力,以推动政治现代化,改善自己的状况? 或者,换一种角度提问: "宪政" 如何才能获得民营企业家阶层的支持? 或者,再换一种角度提问: 在当下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民营企业家阶层可以扮演何种角色和发挥何种作用? 茅于轼老师回答： 我认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已经使得民营企业家有了更多发言权。今后还应该有民营企业家自己的组织，比如各种商会，行会，使得他们的声音能被听到。作为企业家，他就是组织生产要素，创造财富。他不是政治家，有少数民营企业家弃商从政，变成政治家，那他就不再是企业家的身份了。意思就是说，企业家就是做组织要素、创造财富的事，干好本职就推动进步了。 五里坡人请问茅老，如何避免“多数人的暴政”？我们总是强调民主，但在现行体制下，代表“多数人”利益的立法行为、行政行为往往成为多数人对少数人，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暴政”，而宪政要求保障每个人的利益，如何解决？ 茅于轼老师回答： 不管是多数人的暴政，还是少数人的暴政，都不可取。只有保障每个人权益的人权，才是立法的基础。 中国闲人请问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如何保证委托人的利益请问茅老，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如果代理人蓄意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如何保证委托人的利益不受损害？ 茅于轼老师回答： 这个问题已有许多的讨论，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的。张维迎说，各种制度要使得说真话的人不吃亏，说假话的人要被揭发、暴露，这就是解决委托－代理关系的一个非常基本的道理。 但是如何做到，有许许多多的方法。 基本粒子提问:一个建议,茅老是否可以以后不定期的做客燕南? 一个建议,茅老是否可以以后不定期的做客燕南? 和燕南广大网友一起探讨经济及法律问题? 我想,这也是许多网友的想法. 茅于轼老回答： 我想，一个月一次或者两个月一次是可以的。 社区乙栋6号请问矛先生:当遭遇强权和恶势力掠夺时,是放弃,还是坚持? 请问矛先生:在当前社会环境下，当公民被超级强权和恶势力相互勾结被残暴掠夺财产时,他应该坚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以便也许有一天正义能够得到伸张；还是断然放弃，不做无谓的抗争？ 茅于轼老回答： 我觉得要有智慧的抗争。自己首先要懂法，用法律做武器，要得到各界人士的同情。 草民一言茅老是我敬佩的经济学家之一,是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 个人观点对中国的经济前景不太看好,中国经济有崩溃危险. 茅于轼老师回答： 这个问题前面有答复，简单再说几句：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条件并没有过去，其中包括高储蓄率，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还有巨大的市场。这些条件还继续存在着，所以中国经济如果不出现像金融危机这一类的问题的话，还可以保持至少十年以上的大增长。十年以后，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劳动力的比例降低，储蓄率下降，劳动的供给减少，高增长将缓慢下来。但是如果发生政治或经济上的危机，那高增长就不再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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