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与利益》读书笔记之四

二、相关但不一致的观点

P86斯图亚特与重农学派的联系。

P87-88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也像当时的人一样，相信区分动产和不动产的重要性。……魁奈和米拉波在其入门教科书《农业哲学》中也，也指出商业社会的财富有着狡猾的特点，而且实际上十分接近于孟德斯鸠的分析，不过他们这样做是本着完全不同的精神：（引文略）……（88）显然，魁奈和米拉波首先认为，有着这种狡猾性质的工商业不是资产，而是负资产，所以国家还是以不鼓励这些活动为上策；其次，他们简单地假定富有的商人和银行家多多少少愿意回到中世纪的模式，将自己组织成分散割据的共和国。因此，“农业社会”（他们暗示法国也属于这种社会）的政治组织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这两派作家都确信，君主的无能、专断和挥霍政策会严重阻碍经济进步。……但是，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都不想依靠经济扩张让政治家的刚愎自用“消亡”。相反，他们主张直接消除这些弊端：重农学派赞成一种新的政治秩序，使他们所定义的正确的经济政策得到保障，斯密则较为温和，致力于改变具体的政策。

1. 重农学派
（重农学派的理论，似乎是专为当代中国打造的，因此本部分内容我将全文抄录下来）

P89在政治组织问题上较小的分歧，导致孟德斯鸠和重农学派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立场。孟德斯鸠致力于设计能够有效抑制君主胡作非为的政治和经济制度。重农主义者的野心则更大一些：他们要鼓励君主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即按照重农学派的学说）正确地行事。换言之，他们要找到一种政治秩序，掌权者在这种秩序中出于自身利益而被迫促进普遍利益。对各种利益的这种特殊和谐状态的探究，是霍布斯提出最佳政体问题的方式，这使他更喜欢绝对君主制而不是民主制和贵族制：“……哪里的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结合得最紧密，哪里的公共利益就能得到最大的促进。在君主政体下，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是一回事，君主的财富、权力和荣誉只能因臣民的财富、力量和尊严而得到提升。如果臣民贫穷卑贱，缺衣少食或内部不和，积弱而无以御敌，那么君主也不可能有财富、荣耀和完全。而在民主政体或贵族政体中，公共繁荣能够给腐败或有野心者的私人财富带来的好处，常常不如背信弃义、骗术或内战来得多。”（最后一句疑翻译有误）

重农学派在他们的政治著作中接受了同样的思想，对孟德斯鸠所赞成的ZF形式只有嘲讽，将其斥为虚弱蹩脚。现时，他们根据“自由放任”原理，阐述了另一种更为著名的利益和谐（90）论，根据这一原理，公共利益是每个人自由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重农学派处在这两种“和谐论”的交汇处，自相矛盾地既赞成市场摆脱ZF干预，又赞成权力无边的统治者大力实现这种自由，理由是统治者的自我利益与“正确”的经济体制联系在一起。（看一下当代，就必须感叹重农学派的预见力：他们并不自相矛盾，只不过当时没有出现类似当代中国ZF这样的ZF而已）。后一种安排被重农学派称为“合法的专制主义”，与之相对立的是“专横的专制主义”，魁奈对它的胡作非为曾做过十分详尽的阐述。

霍布斯依靠民众与一个统治者之间利益的全面交融，一些重农学派的人比他走得更远。他们发明了一些专门用来使专制者真正“合法”的制度安排。一方面，他们精心设计了一种司法控制体系，它将确保君主及其阁僚制定的法律不违反体现在国家基本大法中的“自然秩序”。但更为重要的一条保障是，他们认为应当让国家的繁荣与君主的利益息息相关。这就是里维埃在《自然秩序与政治社会的本质》（Ordre naturel et essential des sociétés politiques, 1767年）一书中提出共有财产制的目的所在。按他的方案，君主将是全部生产资料和净利中一个固定不变的份额的共有者，如此一来，君主和整个画家之间的任何利益冲突将变种不可思议，这种霍布斯式的利益一致，即便在最愚蠢最邪恶的专制者看来也是一目了然的。

兰盖这位老“顽童”和孟德斯鸠及重农学派的批评者，将这种推理方式贯彻到了极致。他合乎逻辑地认为，与君主共有财产的安排不足以保障利益追求的一致性；所以他赞成国家的一切财富全部归统治者所有。与此相一致，他称赞“东方”或“亚（91）洲专制主义”，断定他所主张的制度“与许多人的想法相反，一点也不利于暴政；它强加给君主的责任，要比君主用来把自己与臣属联系起来的所谓依赖关系更为严格。[这种理想制度]不仅劝说他们行公义，而且强迫他们这样做。”

这段话很容易让人想起斯图亚特关于“专制主义的蠢行”在“现代经济”中将不再可能的说法。当然，关键的分歧是，重农学派（和兰盖）期待着开明政治家会因为他们的论证的说服力，推行他们认为理想的政治经济制度，而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则认为，不断的经济扩张能让变化朝着可取的方向自动发生。

不难设想一种兼具这两种观点的立场：马克思主义其实已经使我们十分熟悉这样一种可能性，既相信历史的力量必然导致某种结果，同时期盼这种结果的人最好以全副力量促使它发生。实际上，社会科学中每一个有政策取向的作家，都面对着预言与预定之间正确结合的问题。

2. 亚当•斯密与一种观念的终结（待续）
（这里所说的“一种观念的终结”，是指经济发展与国王权力的关系，作者认为斯密并没有提倡“最小国家”）

P91-93（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国富论》第三卷第四章对封建主义衰落的著名评述。财富增长与权力萎缩同步发生的思想。贵族为了买奢侈品而）取消家臣，与佃农建立更长期、更商业化的关系。

工商业的兴起促成了更有序的ZF，但是它的“作用方式”截然不同于孟德斯鸠和斯图亚特所言。首先，他们关注的是国王的至上权力及其运用和滥用，斯密讨论的则是封建贵族们傲慢的权力。其次，斯密认为这种权力的衰落，并不是因为贵族逐渐认识到像以前那样滥用权力不符合他们的利益，而是因为他们试图利用“工艺进步”为他们的消费和物质条件改善提供的新机会，不知不觉地交出了自己的权力。其实可以把此事更好地概括为：贵族的（贪婪或奢靡）欲望战胜了他们的长远利益，而不是利益驯服了欲望。

斯密选择的论述方式，使它很难从领主引申到君主。

P94（休谟观点与斯密相近）。休谟特别指出，贵族权力的丧失不仅有利于新兴的商人和工厂主，而且有利于君主。（作者没有注意到，实际上，君主与资产阶级有一段时间，在利益上是一致的，即都试图消灭封建割据状态，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只是后来君主才与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冲突）斯密在《关于司法、治安、税收和军备的讲义》中也有类似的论述。……他在与魁奈的辩论中坚持认为，不必考虑政治环境的改善，也能取得可观的经济进步：“……在政治共同体中，每个人为改善自身境况不断作出的自然努力是一条保护原理，它能够在很多方面预防和纠正一定程度的不公和压迫所造成的政治经济的不良结果。……幸运的是，自然的智慧为纠正人类的愚蠢和不公提供了丰富的装备……”
他在“浅谈谷物贸易”一节使用了极为相似的说法：“每个人改善自己境况的自然努力，在自由而安全地发挥作用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它无须任何帮助，只靠自身就能给社会带来财富和繁荣，而且能克服妨害它运行的人类愚蠢的法律造成的众多弊害。”

P95斯密在这里断定经济可以独立运行：在可以容忍的宽松限制之内，政治进步不必成为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可能它也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至少就ZF的最高机构而言是如此。按照这种观点，与至今仍在经济学家中广为流行的自由放任或最小国家学说不同，政治是“人类蠢行”的领域，假使这种蠢行不超过某种相当宽松而灵活的限度，经济进步就能像“老实人”的花园一样成功生长。看来，斯密所提倡的并不是功能最小的国家，而是做蠢事的能力受到一定限制的国家。

P95-98斯密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心态

P96他对物质进步的矛盾态度人所周知。……他显然欢迎他民描述的进程的后果，它毕竟是“秩序和良治”以及随之而来的“个人自由与安全”，但是对于导致这一幸运结果的一系列事件和动力，他却持有异常严厉的态度。

斯密对新生资本主义的矛盾心理不限于这一个整合。最著名的表现可能是他对分工的论述。他在《国民财富论》第一卷中赞扬分工，在第五卷中却又严厉批评分工。（这并不奇怪，分工一方面提高的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造成了异化）。

P97在《关于司法、治安、税收和军备的讲义》中，斯密对商业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完全赞同古典“共和主义”关于商业导致奢靡腐化，使人堕落的观点。（这跟当代主流经济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P97-98（作者的可笑评论）这些话可以作为斯密未能充分理解商业的兴起对人和政治的影响的直白解释：他看到了工商业兴起的一些优点，例如对诚信和守时的积极影响，但是像孟德斯鸠一类作家——他们对“尚武精神”给现时代造成的灾难有着更深刻的印象——为（98）之欢呼的那些商业后果，他却认为具有破坏作用。孟德斯鸠等人所称赞的“温和得体”，不仅对卢梭来说意味着腐化堕落，在某种程度上对斯密也是如此。（斯密造成市场经济经济，但对资本主义却抱着批判态度，只要不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混为一谈，这本来是很好理解的）在斯密的苏格兰同胞弗格森的著作中，可以看到这一观点的充分表达，他与苏格兰“粗朴的”社会保持着联系，他的《文明社会史论》对英国商业扩张带来的“优雅”社会颇有微词。

P98-102《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的关系：需要的生产

P98-99斯密在他最重要、最有影响的著名中认为，人类完全受“改善[他们的]境况的欲望”所驱使，他又进一步明确地说，“增加财富是大多数人打算或希望改善自己处境的手段”。这里似乎没有更丰富的人性观的容身之地，按这种人性观，人受着各种欲望的驱使，常常无所适从，而“贪婪”只是其中之一。斯密当然十分清楚另一些欲望，其实他对于它们也有过重要论述。然而正是在《道德情操论》中，他为将这些其他欲望融入“增加财富”的欲望铺平了道路。……他是以自己的方式，强调促进经济进步的努力背后蕴含的非经济的和非消费的动机。正如他一再所说，由于人的肉体需要极为有限，“……我们所示财富，逃避贫穷，主要是出于人类情感（99）的考虑。人世间的所有辛苦和忙碌是为了什么？贪婪和野心，追求财富、权力以及出人头地的目的何在？……遍布各个阶层的竞争的源头在哪里？人生的伟大目标，即我们所谓的‘改善我们的境况’，是为了得到何种益处？受人敬重，侍从如云，博得同情，自满自得，被人赞赏，这些都是我们能够从那个目标中谋求的益处。我们感兴趣的是虚荣，而不是安逸开心。”

很像是霍布斯和其他17世纪的作家，对荣誉、尊严、名望和认可的渴望，在这里被视为人类的基本成见。（准确地说，社会需要被视为比物质需要更高的需要）。但是我们很快就会看到，霍布斯将这种渴望与“对生活必需品的关切”加以分离。卢梭则对“自爱”和“自尊”作了更为清晰的著名区分，前者是指通过获取一定数量的物品来满足我们的“真正需要”，后者则是得到同胞的赞赏和敬佩的关键，不言而喻它是没有边界的。因此他说：“不难发现，我们的全部努力都仅仅指向两样东西，即自我的生活必需品和他人的尊重。”（马斯洛：基本需要中的“尊重”需要）
这种把人类的全部“劳作”、即把冲动和欲望分成两类的做法，（即分成对必需品的需要和尊重的需要），已经是一种大尺度的简化表述。而在前面引用的《道德情操论》的一段话中，亚当•斯密最后采取了还原论的步骤，把两者合并为一：对经济利益的欲望不再独立存在，而仅仅成了得到尊重的欲望的工具。由于相同的原因，非经济的欲望尽管强大，但也被全部融入经济欲望，非经济欲望的作用无非是强化了经济欲望，因而丧失了其昔日的独立存在。（物质生产与满足各种需要的“全面生产”有着极为不同的含义，必须严格地把它们区别开来）

由此带来两个结果。首先，著名的“亚当•斯密问题”——《道德情操论》与《国民财富论》的兼容性难题——的答案可能就在这里。似乎可以这样看，斯密在前一本著作中论述了人类广泛的情感和欲望，但是他也使自己确信，就“芸芸众生”而言，主要的人类欲望终归是驱使其改善自己的物质福利。（马斯洛：人类首先满足低级需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有低级需要满足了，高级需要才会产生）。完全合乎逻辑的是，他然后在《国民财富论》中详细研究了实现这个目的的条件；人类的行为十分明显地都向着这个目的汇合。斯密强调了经济行为的非经济动机，这使他有可能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关注经济行为，使之与他过去对人性其他重要维度的兴趣完全一致。

从本书所讲述故事这个角度来看，第二个结论更为重要。斯密认为，野心、权欲和名望都能通过改善经济状况得到满足，这使他能够将用欲望对抗欲望或用利益对抗欲望的观点釜底抽薪。（的确，如果钱能够满足一切欲望，人们只要追求金钱就够了，为什么还要绕道去追求其他的满足需要手段呢？）这种思想传统突然之间就变得纵使不是废话，也令人费解，这是又回到了培根之前的时期，那时人们将主要欲望视为一个稳固的整体，并且它们是相互满足的。（在权力至上的社会中，一切欲望都可以通过权力满足，正如在金钱万能的社会里，一切欲望都可以通过金钱满足一样）。所以不足为奇的是，在《国民财富论》描述市场社会运行方式的一个关键段落，斯密事实上将欲望和利益等同起来：“因此，私人的利益和欲望自然地让人们将自己的资本转向那些在一般情况下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但是，假如他们出于这种自然偏好而将过多的资本投向那些用途，其利润的下降和其他用途利润的提高立刻会让他们改变这种错误的分配。可见，无须任何法律的干预，人们的私人利益和欲望便能自然地引导他们尽量按照最有利于整个社会利益的比例，把每个社会的资本分配到它的所有不同行业之中。”

自罗昂公爵写下《论君主的利益与基督教国家》之后的一个半世纪里，“利益”和“欲望”这两个词经常作为反义词出现，而在这里它们却先后两次作为同义词出现。

P101-102欲望在这里被反复用作利益的同义词，其原因之一是较之以前的作家，斯密更关注“芸芸众生”，即关注普通人及其行为。按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受到无数崇高或卑劣欲望驱使的主要是贵族，而这些欲望同责任和理性的要求相冲突，或者它们之间相互冲突。马基雅维里在谈到君主时认为，“他本人的欲望……远大于人民的欲望”。或如霍布斯所说，“大家都自然地为荣誉和出人头地而争斗；但他们主要是那些很少为生活必需品所困扰的人”和“生活安逸，无匮乏之虞的人”。正是由于这种万年历，只有现在或过去的贵族成员，被认为适合成为通（102）常描写欲望和由此产生的冲突的悲剧和其他“高雅”文学体裁中的人物。人们认为凡夫俗子没这么复杂，他主要关心生存和物质方面的改善，这就是目的本身，充其量是获得尊敬和赞赏的替代品。因此，他要么没有欲望，要么他的欲望可以通过追求自身利益得到满足。（随着一个“丰裕社会”时代的到来，今天的普通人也将有以往贵族的烦恼，或者说，一个“人类社会”的时代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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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号中的评论是我加的。

第三章 对一个知识史事件的反思

一、孟德斯鸠和斯图亚特的设想错在哪里

（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民主是否存在必然联系？答案是：不存在这种联系。资本主义经济既可以导致民主——相对于绝对君主制来说，也可以导致专制）
（P105-106）20世纪的历史证明：资本主义完全有可能导致专制。

P107（合成的谬误）对部分来说正确的事，对整体未必如此。巴纳夫宣称，个人美德汇合在一起能够导致一种与美德毫不沾边的状态。

巴纳夫首先向商业对社会和政治的有益影响这一传统智慧表达敬意，然后提出了影响这种论证的限制条件。这一做法先后被亚当•弗格森和托克维尔以更加有效的方式加以利用。

P108-109弗格森

在《文明社会史论》（1767年）一书中，他从一开始就强调分工和商业对人格和个体公民的社会纽带的负面作用，并从更一般的层面表达了他的谴责态度。在这一过程中，他预演了青年马克思、涂尔干和滕尼斯的思想，把关系密切的部落的团结特点与“盛行于商业国家的精神风气”加以比较，“在商业国家……往往可以看到人是分散而孤独的存在者”，“他对待自己的同胞就像对待自己的畜群和土地一样，只关心它们带来的利润”，在那里“情感的纽带断裂了”。

他仍在很大程度上沿着孟德斯鸠和斯图亚特爵士的思路：“在有些国家，意欲获取利润的商业精神开启了通向政治智慧之路。”弗格森还提到了在后来的论点中颇受重视的论证，即“富裕的市民可能让觊觎统治权的人感到恐惧”。

但是，然后他立刻用更大的篇幅，讨论了专注于个人财富可能导致相反的方向，导致“专制ZF”的原因，……（109）例如，关于“使自由得以立足的基础可能有助于支持暴政”的原因，他列举了对丧失财富的担心和“身处富足之中的家族继承人感到窘困”的处境。实际的或令人担忧的地位下降引起的被剥夺感和怨愤，在这里被视为与贪婪的社会及其喧闹的风气息息相关。他认为这种情感为接受“强大”ZF的许诺以避免真实的或想象中的危险提供了理由。此外，商业使人产生对安宁和效率的欲求，这可以成为专制主义的另一来源：“我们假定ZF提供一定程度的安宁，这往往是我们希望从ZF那里得到的最好回报；我们假定让各个立法和行政部门处理公务时尽量不干涉商业和生意，这种国家……接近于专制主义超出了我们所能想象的程度……”“我们若是……仅以安宁（它也许是公正治理的产物）来衡量国民的幸福，则自由面临的危险莫过于此。”

这是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将经济比喻为精密钟表的另一种含义。维持钟表运转——确保安宁、有序和效率——的需要，并不能阻止君主的任性。弗格森正确地意识到，它可能被当作替威权主义统治辩护的主要理由，重农学派其实早就这样做过，此后两个世纪也一次又一次地发生。

P110-111托克维尔

托克维尔的“在自由和工业之间有着密切的必然联系”虽然常被引用，但他就像他的前辈弗格林一样，在这一章的其他部分用更多篇幅论述相反的情形。（111）在专注于物质进步可能给自由造成的危险时，托克维尔的出发点是这样一种情形，“对物质享受的兴趣……比启蒙和自由习惯发展得更快”。在这种环境中，人们为追求私人财富而轻视公共事务，这使托克维尔对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关系和谐这一牢固的成见提出了质疑：“这些人自以为遵从着利益学说，可是他们对这种学说的内容只有粗浅的认识，而且他们更多地关照他们所谓的自己的事务，忽视了它的基本内容是维持他们的主人翁地位。”

这里的利益远不是驯服或约束统治者欲望的力量；相反，如果公民沉溺于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有可能使“狡诈而野心勃勃的人篡夺权力”。托克维尔以极为尖刻的先知式语言（写于拿破仑三世上台前几年），批评那些为了有利的商业环境而只要求“法律和秩序”的人：“一个对自己的政府别无所求，只要求它维持秩序的民族，其内心深处已经是一个奴隶了；它是自身福利的奴隶，那个将要给它套上锁链的人便可粉墨登场。”

P111-112可见，按弗格森和托克维尔的看法，经济扩张和随之而来的对改善个人经济状况的专注，既引起政治技艺的进步，也能导致其恶化。后来马克思在对1848年革命的阶级分析中也采纳了这一思想：随着这些革命事件的展开，资产阶级的政治角色也从进步变为反动。（马克思也写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分析当时的法国人为什么欢迎专制制度）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前一种表述含义（112）更丰富，因为它说明了经济扩张的政治作用同时具有根本性的互相矛盾的性质，马克思主义思想则为它强加了一种积极影响必然等于消极影响的时序。

P112-113弗格森和托克维尔对孟德斯鸠和斯图亚特的担忧可以概括为两点：

首先，如他们所示，现代经济复杂的相互依赖与发展构成了一回绕如此精密的机器，这使专制政府的肆意妄为变种不可能。如果确实必须服从经济利益，那么这不仅为约束君主的鲁莽行为提供了理由，也为压制人民的行为和限制参与提供了依据，简言之，凡是被“经济学国王”（相对于柏拉图的哲学王）解释为威胁到“精密钟表”准确运转的事物，它为对其加以压制提供了理由。

其次，弗格森和托克维尔含蓄地批评了一种更古老的思想传统，它认为追求物质利益，是对受欲望支配的争夺荣誉和权力的可取替代。他们没有提出“合成的谬误”一说，但提出了一个非常相似的观点：只要不是人人都玩“无害的”赚钱游戏，那么绝大多数公民完全沉溺于这种游戏，会让博取更大权力的人更自由地实现其野心。如此一来，用利益代替欲望作为大多数人的行为指导原则的社会安排就会造成负面作用，它扼杀公民精神，从而打开通向专制之门。

弗格森指出，丧失财富或担心丧失财富，可能使人倾向于（113）赞成专制体制，这几乎是对一般 心理学前提，即为孟德斯鸠等人的乐观主义想象提供基础的以下前提，给予了最后的毁灭性批判：追求自身物质利益的人会养成抑制欲望的习惯。这种在多少以轻蔑态度旁观赚钱的人看来似乎一目了然的观点，如我们所知，还伴随着一种同样令人欣慰的观点：“下层”或“芸芸众生”只追求利益，几乎没有时间或兴趣关心激情（passions欲望）。

没有出来，又被审核了？

P113-114从利益到欲望，或纵欲主义与消费社会

像霍布斯指出的，“人人皆自然地为荣誉和出人头地而争斗，但他们主要是那些很少为生活必需品所困扰的人”。然而正是这种思想，也能让人们产生期望，一旦能经济稳步增长，事情就会发生显著的变化。对霍布斯而言，正如经济学家所说，追求欲望与收入多寡高度相关，因此随着普通人收入水平的提高，可以预期他们会在更大程度上表现出受激情支配的行为。（这里都不翻译为“欲望”而翻译为“激情”了）。最初经济扩张由于使人远离对荣誉和出人头地的争斗而受到赞颂，按霍布斯这一主张的逻辑，最终它会以这种方式引发更多而非更少受激情（欲望）支配的行为。卢梭很清楚这一动力机制，他写道：“……人在社会中的情况会在不相同：先是为必需品而操心，接下来便是些多余之物：为快乐而操心，然后是聚财无数，然后是臣民，然后是奴隶，绝无片刻歇息。最引人注目的是，需求越是与自然需求无关，越是不迫切，欲望就越是膨胀，更糟糕的是，还有用来满足它们的权力。”（这实际上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的需要）

（114）但是，只有当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完全呈现出来时，人们追求自身利益将永远不会产生危害的观点才被断然放弃。19和20世纪的经济增长使千百万人成了无根的游民，在让一些人致富的同时也使无数人变穷，在周期性大萧条中导致大规模的失业，缔造了现代大众社会。在一些观察者看来，被卷入这一剧烈转型的人有时显然会变得情绪化——强烈的愤怒、恐惧和怨恨。（这些都是Passions即激情或欲望）。这里没有必要一一列举那些以异化、失范、怨愤、庸俗化、阶级斗争等说法记录和分析这些发展的社会科学家的名字。正是因为我们受到这些分析的影响，并且更多地受到我们试图借助于它们来理解的灾难性事件的影响，使本书所评论的学说显得脱离上述现实，见识浅薄，使它们似乎不应受到严肃看待。

然而，在本书最后一部分我将说明，为何仍然值得恢复这种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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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我加的注不要跟原文相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