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衡 危机和经济周期------关于中国经济的现状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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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经济的现状与未来----论韦森的中国经济前景论

　     联系到今年股市的异常，经济不确定性的阴影再度加大，韦森老师最近一篇流行的文章或者是演讲，讨论了中国的经济的现状与未来，曾经上过韦森老师的课，他和导师的关系也可以，印象中他很喜欢语言哲学，对于复旦学生，经常喊“主流主流再主流”的口号。本人并试图把韦森的观点与林毅夫和王一鸣的观点还有呈敬链等人观点进行比较（最近在学习智库的内部资料，颇有所收获，这些都是“过去、现在或者未来”富有影响力的参与 决策的学者）。

  韦森的几个观点：

       一、关于 中国经济的前景（韦森系谨慎派，林毅夫是乐观派，王一鸣是从政府角度思考问题的实用主义，吴敬链是良心派）
             韦森专门提到林毅夫的观点： 他预计在未来10年到20年中，中国经济年均8%以上的潜在增速。韦森的判断是，中国经济增速目前正在下移，将下移到5-7%的增长率。 韦森的逻辑框架（即为什么得到如此的判断？）：
        1、重要论据是历史启示：受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影响(1930年,《货币论》):判断一个国家经济高速增长与繁荣，要看与这个国家各行各业的企业利润率或言资本的回报率。
       韦森老师的首先用的简单的数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GDP总量，然后分析历史发展数据，得到结论：计划经济没有效率；市场经济才是人类社会迄今所能发现的唯一有效率、有较快经济增长的资源配置体制。（没想到韦森老师很铁的自由市场派，较少主流惯有的中庸色彩）。并在三个转折点发现了“1978年之后三次市场化改革，孕育了三次高速经济增长：1979年之后的农村土地承包制改革，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中国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革，以及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经济迅速加入全球化的世界分工体系”。       2、其次用计量数据挖掘到：自2007年之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了一个台阶：用较长时段的数据粗略估算的了一下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发现尽管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仍在一个高位，但是却在2007年之后已经折头向下了（韦森，学生陈达飞），这与中金公司的彭文生和黄海洲等经济学家用HP滤波法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的估算是一致的。除中金公司的经济学家外，许多研究机构的研究均发现，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下降。

(计量方法做的研究，不知道能否经受得起检验，就数据论数据，一般需要用其他如人口红利，他国经验、经济模型来旁证一下)。　---------既然有了鲜明和针对性的论点，就要进行逻辑上的自治分析：即数据与定性的结合来讲故事，所以韦森下一步对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进行分析。

3、中国经济增速下行是一个自然趋势：韦森老师采用传统的“三驾马车”分析框架：进出口、投资、消费。

　　（1）外贸出口。劳动力成本升高、税负重（企业的所得税几乎是世界上最高）、人民币升值、企业融资成本高，导致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和中国制造的产品的竞争力正在全球范围内正在下降。且目前中国单月出口已超2000亿美元，像跳高运动员已经跳到了两米以上再提高之难。（2）国内投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投资和政府所推动的基础设施投资三部份：自2012年下半年以来它们都在下降或者调整，未来中国的投资不可能像2008～2009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那样超高速增长。3）消费。尽管中国居民家庭的消费还在上升，但是近几年以来增速却一直在往下走。故从经济的投资、消费和出口数据看，中国经济确实在下行。

　　分析完表层现象。韦森从深层问题即利润率来看问题：无论是中国的国有企业、三资企业，还是民营企业，这些年的利润增长率下降都是一个趋势。许多研究都表明，中国五百强企业的利润率，还没有美国、澳大利亚高，甚至还没有经济增速为负的荷兰的大企业的利润率高。
【 】至此，韦森老师简单的推导已经完成，有数据，也有框架：主要是GDP增长的数据、以及“投资、消费、进出口”数据】

二、韦森老师的其他观点：继续攻击对手的关键论据

　1、意犹未尽的韦森老师再次扩展了研究：使用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速下降的情况，用于批判林毅夫的观点。

　     针对林毅夫的观点的最大支撑：中国人均GDP低，所以增长潜力大（中国GDP人均6150美元与美国的差距，正好相当于1953年日本与美国的差距，1962年台湾与美国的差距，1968年韩国与美国的差距。当这些国家和地区跟美国的GDP比例有这么大的差距时，之后都有20年以上8%的经济增速）。
      韦森依靠收集“台湾、日本、韩国的经济增长数据，分析了”日本经济增速的三个台阶，韩国经济增长的两个台阶，台湾经济增速也是明显的3个下降台阶“来寻求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的启示。还计算了一个数据，即从1962年到1980年，按照广晟财富的年轻经济学家刘海影的研究，日本经济增速下到4.5的时候，其制造业各行各业产能过剩是33%左右。碰巧，韩国经济到1996年增速突然下台阶的时候，产能过剩也碰巧是在33%左右。然后笔锋一转，指出，按照中国工信部的估计，中国各行各业的产能过剩也差不多是33%左右（神奇数字33%，不知其逻辑是什么，产能过剩和增长的极限吗？）

　2、继续与林毅夫对擂：争论投资还能否推动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仍然是靠高投资率来维持着7%以上的增长。  2009年到2012年这4年间，中国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高达110.64万亿元。韦森认为如此巨大的投资规模不可持续。 并警告不当投资和过度投资会受到清算此时大萧条就来了。 危险的信号是2012年，中国的资本投入产出比竟到了3.03，另外，中国的投资主要是由银行贷款所推动的。这实际上把中国经济的风险全压在了中国的金融也特别是银行业上。当大部分企业和政府所推动的投资项目的收益还不了银行贷款时，经济就可能会出大问题。

　3、最后韦森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中国经济短期还不会出现大的问题。
　提出三个“保险杠的观点。（好观点，中国此外还有国有资产和大量有才能的工程师和企业家和技术工人：类似可口可乐一夜之间消失又能重建，日本毁于二战又能迅速恢复增长）”
   （1，目前各项储蓄超过106万亿元，整体上是储蓄大于投资

　　（2.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3.81万亿美元，有预计到2014年会超过4万亿美元。这是一道保险杠。

　　（3，商业银行法准金率仍然保持高达20.5%的高位。
     韦森老师也许对动辄扣上“中国崩溃论”的大帽子感觉到不满（林氏经常用“中国崩溃论”当大帽子扣人？）再补一刀： 现在，恐怕连一个孩童也不会相信中国经济能有一个连续超过50年的超过8%的经济超高速增长时期。

作为旁观者，我有一些有趣的补充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争议，已经持续了几年（2013-现在），现在应该快到了落幕的时候，不得不说，这些上层经济学家的争论相当尖锐，但是有些是重拳打在棉花上。
         例如韦森激烈批评林毅夫（2013）的著名的“中国经济再高速增长20年”的论调，实际上我仔细研究了林氏的观点，不是那么简单的论点：
    一、林氏用中国人均GDP低，说明潜力大，继承了其诺奖导师舒尔茨的边际报酬递增理论（《报酬递增的源泉》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09-01出版的图书，作者是西奥多· W· 舒尔茨，观点是世界上存在两种趋势，一种是趋向均衡的边际报酬递减，一种是企业家打破均衡的边际报酬递增。舒氏发现除了技术进步能够带来报酬递增外，落后的国家因为向先进国家的知识和技术的学习，也能够产生大规模边际报酬递增，这就是林氏一直强调的后发优势），说得是“潜力”而并没有说实际上会有8%的高速增长。
   二、是林氏的投资驱动经济，并不简单是与自由派唱对台戏，说还需要政府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基础建设投资，而是在批评“西方的以消费驱动经济，乃至借款消费而产生的希腊发展方式”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的“投资起码不是消费，起码形成资产不会打水漂”的论点。
三、是林氏的“投资至上论”有个聪明的限定词：有效率的投资。所以那些无效率的地方政府投资已经排除在外。。。。。。。还有就他的逻辑很严谨，为了避免改革的艰难（发达国家的艰巨的结构调整：以日本经济 二三十年没有调整好结构为例子），说明结构调整时，减少赤字、宽松货币和去杠杆，会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会造成失业和社会动荡的风险，中国不能这样，而是要增加收入，增加就业，在取得增长的时候改革，唯一的方法就是有效率的投资。并且强调中国有其他“不发达中国家”所没有的优势：中国有钱可投资，例如4万亿美元外汇储蓄；而与“发达国家'"对比又有独特的优势，拥有发达国家所没有的投资机遇，强调中国有大把投资机会。换言之，中国既有钱又有投资机遇，何乐而不为呢？

   林毅夫的观点主要是基于国际视野，基于对比西方的消费驱动经济的方式的弊端的反省。韦森老师则是从国内的现状和国内的危机来看待投资：你说要投资，你看看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危机、都没有钱了怎么投资？！还有你看看中国的”产能过剩“，你看看中国的钢铁一个唐山就可以顶得上德国的钢铁产量。怎么投资？世界上最高的投资率，最大的M2（意外的是这些学者都回避了货币特别是M2世界第一的问题），过剩的产能，重复建设的经济还怎么投资？ 国务院具有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色彩的 新智囊王一鸣在这方面说得更加 巧妙和通俗：中国的工业已经到达了能耗污染的顶峰，你还要拼命加大投资吗？一年36亿吨煤的消耗量，导致空气质量差，到处 是污染。你命都不要了吗？这么大的PM值，这么大的污染，如果拼命赚钱，到时却没命享受，所以继续投资工业？你要不要命呢？然后用人的生命周期规律（非常惊讶他对周期的强调，我的制度周期的理论，显然没有学者能忽略周期规律）比喻中国的经济类似过了跑得最快的青年周期，已经跑不快一百米，就是拿鞭子在后面赶，也跑不快。但是是强调中国的“经济体能差了，但是是智慧多了”，就是技术知识含量提升。
      吴敬链的观点则相对含蓄，他指出之前中国的增长模式 是外生粗放型，如果到”广东、江浙温州“制造业去调查，一定可以发现原来的增长方式，现在已经持续不下去了：人工成本高，没有知识含量的加工制造业无法赚钱。发达国家出现危机（消费过度），中国的制造业过剩而没有出路，现状倒逼着企业家升级转型，即走一条内生性增长的路径，所以政府要投资教育，激励企 建立 研究中心（王一鸣），加强供给管理，扩展供应链，像华为、马云这样的企业才有前途。
    实际上林氏的“投资至上论”是一个自洽的框架，他没有明说是粗放型投资还是内生性增长的“教育科研”投资，但是无论粗放型还是内生性增长都需要“投资”。经济学家们 关于投资也是各说各话：韦森这边针对的是产能过剩，林那边说得是有效率的投资，无论政府投资还是产业还是基础设施或者是公共品。吴老和王氏，都是围绕产业高能耗和污染，产能过剩。
     林氏的观点问题其实正是没有区分什么类型投资，留下这些问题，例如地方政府投资的公共品本身不能进行资产重组，而且政府的投资的资金来源没有提及，政府本身没有钱，委托代理的效率呢？政府有没有能力为大规模投资负责？特别是一些投资巨大的项目，可能一转眼就亏损几十个亿。即专业性知识问题。
  二、就是有效率的投资，这是一个理想化的提法。投资的主体是政府还是企业，这是经济学家广泛争议的问题，自由派大体是说政府放开，让民间来搞投资就行了。有人指出：2014年7月14日格力电气董明珠的一席话是对林毅夫观点的最佳反驳，她说，“总理，我们不需要国家的产业政策扶持！只要有公平竞争的环境，企业自己就可以做好！”据说现场李克强连连点头，称赞董明珠的建议“很有启发”。但是本人极其欣赏的“克强经济学”在现实面前正在不断后退，从三个支柱：“不刺激、去杠杆化以及结构性改革”。到今天的“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情是政府面临现实的压力，保住不发生系统性危机的底线，不敢撒手，马上从投资拉动经济型转换到民间和消费拉动经济（这是长期的政策导向），为了止住经济下滑，先后放开一些大项目的投资，搞了微刺激，王一鸣强调中国人均固定资产少于西方，强调我国的城市交通远远不如西方。强调城市化的需要。最重要的是强调农民工市民化对拉动内需的巨大作用（甚至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例子，苦口婆心劝告大城市的市长，说你不把农民工纳入 城市化，就会发生革命）。 实际上林毅夫自己也在“20年高速增长论”的基础上不断后退：“2015年5月份林毅夫提出有五类产业可以作为中国未来的投资重点：1、追赶型产业。2、领先型产业。3、退出型产业。4、弯道超车型产业。5、战略型产业。利用好有利条件，促进投资和产业升级”，保持7%的GDP增长或7%以上的增长在未来五年或更长时间都没有问题。

三、均衡  危机和经济周期

   首先说到经济增长，在经济学上，所有的增长都是趋向均衡的一种表现（正常情况下没有经济增长，即零利润零增长，此时所有的人都得到了最优的收益，没有人愿意偏离均衡，就是一种稳态，稳态下人人快乐！），那么在落后的情况下，才跑得快，越是人均GDP低的国家，在向发达国家靠拢时，增长越是快，就是所谓“趋同”的力量。中国要寻求的不是“增长而是均衡”，什么样的社会才是生态、国民幸福、发展和健康的均衡社会而不是一个充满戾气和怨恨的社会。类似一个原始的、没有文明的丛林社会！
        其次，说到政府投资，实际上我要强调一点，无论是吴敬链、韦森、王一鸣、林毅夫，都有共同的地方（或者甚至说已经达成共识）：中国需要重新使用甚至已经在使用政府投资这个法宝，特别是对那些“城市下水道、治理污染、解决城市交通堵塞和城市化的投资、养老院和医院的投资”，都是持实用主义态度而赞同的，所以我 的判断是中国会继续搞投资，甚至高铁也要重新拾起作为对付”经济下行“的武器，这是实用主义而不是理想主义，一向是决策层的风格。因此我也不是反对政府投资，而是建议“监督、公开透明和正义”，相信其含义大家都懂。
       再次 ，周期的力量。在几个经济学家中，吴老是最敢讲的经济学者。例如中国独有的矛盾和特色：吴老所说的经过俄罗斯的计划经济，更加具有威权主义色彩，更加可能走向专制。。。。。吴老的其他观点：毕竟已经退出国务院，为了后世的名声，他不怕阻碍，敢于直言，因此尖锐指出权贵资本主义的可能前景，对官员财产公开和腐败没有回避。对利益集团也屡屡提及，例如反对改革的电力部长外逃，作为最敢说话的经济学家。吴老和刘鹤（当今的与王沪宁齐名的帝师）一样，超越经济学，强调制度的顶层设计，就是制度设计。这里面的根据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一种周期性运动 （王一鸣、吴敬链，韦森），每次中国的经济增长周期都是由一个制度变革引起的增长周期，例如1978农业的家庭承包，1992邓小平南巡和2000年加入WTO，都因为制度革命的力量，爆发出一轮全新的经济周期。 经济学家们对走出谷底，迎来新一轮经济周期充满了期望。
      最后，关于危机。世界是不确定性的，经济也经常面临不确定性的挑战，所以会经常爆发经济危机，每个危机都是一种不确定性风险的积累，是无知和偏见的累积结果。我们知道，一个腐败的单位（工作人应该懂），肯定是风气差，不敢说真话（引自电力系统的一个知情者言），充满谎言和不义。国家也如此，在1929年大萧条前和08年次贷危机时候，经济学学家相信都观察到了华尔街的“谎言盛行和造假盛行，还有就是欺骗和不义”。回头看看中国的经济周期如何启动：70年代改革是因为文革让经济几乎崩溃，随后是农业的产权革命，才能焕发一轮增长周期，到89年进入周期的低谷（十年左右），经济通货膨胀（那时的高层相信通货膨胀无害论），政治风波，都是危机。而98年东亚金融危机时，正是朱氏的危机上的改革，以壮士的腕的方式消化了国企破产和百万下岗，还有巨额坏帐，才能有98年后的快速增长（98年后的十年是08年，正是07年的经济下降和去泡沫的时候，可惜受到四万亿的干扰，经济周期受到阻碍而变形）
       为什么我们看见每轮的经济增长周期都是以危机为推动的，因为利益集团和腐败，已经在歧路上走得太远，听不见呼唤回来的声音。，同样是因为我们都相信自己没有错，腐败者相信自己是正义，利益集团相信自己是正义，这些偏见只有危机才能改变。这正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忽略的东西。他们忘记了，经济增长是一个“无知到有知”的过程，对无知之风险的克服才能继续前进金融学正是一种努力克服各种风险的工具，而危机是让我们克服“无知和偏见”！这些“无知和偏见”大量存在于精英们和大众的信念中，他们相信腐败影响不到自己，相信利益集团不会带来灭顶之灾，相信“欺骗和厚黑”才能活得更好，“正义和正直，说真话”都是傻瓜，这是凯恩斯的傻瓜理论，许多人在股市泡沫、房地产泡沫和利益链条中，迷失方向，成为追逐不义之财的傻瓜，并且相信自己不是最后一个傻瓜。危机正如人 身体的一个信号，他告诉丝毫不知情的我们：无知和偏见已经影响到健康，致命的疾病正在来临。危机爆发，都是人类前进的一个里程碑：没有一次一次的危机，我们就会陷入理性的狂妄。从而不知道真相。
       经济学的周期，正是一次一次通过危机来纠正偏离均衡的行为，危中才有机 黑暗和白天要交替，从而人类在无知到知识相对完全的路径上，艰难的进行超越。从经济增长上，林氏是乐观派，也是理想派，他无视制度的硬约束，认为中国不进行制度改革就可以 继续增长！！从危机上，林氏是悲观派，他看到危机后面的改革之难，例如日本 几十 年的结构调整，在他看来是不成功的，改革带来减赤字、失业和经济衰退，所以他对中国的结构性调整也难免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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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经济 经济周期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经济 实用主义 林毅夫 影响力 增长率

韦森介绍：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多年，现为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本文为韦森教授2014年2月27日在纽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上英文讲演稿的翻译整理。
　　首先感谢欧林斯（StevenOrlins）先生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安排我在这里做一个简短的讲演。在以下的时间里，我仅就当下中国经济格局和长期增长前景，谈一点自己的非常不成熟的看法，希望能得到今天在座的各界人士和朋友的批评。　　
一、中国经济的前景
      对中国经济现实格局和长期经济的前景，近两年在中国经济学家中间有不同观点。大家可能注意到了，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也是我个人非常尊敬的好朋友林毅夫教授上个月来纽约，在纽交所做了一场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讲演，他预计在未来10年到20年中，中国经济还能有年均8%以上的潜在增速。我个人没有林毅夫教授那样乐观。我的判断是，中国经济增速目前正在下移，这是一个改变不了的自然趋势。首先我要在这里说明，这里绝不是在唱衰中国经济，因为，在未来十几年，即使中国经济增速下移到5-7%的增长率，从历史上来看，仍然是个很高的增长速度。
     我之所以自2012年以来在国内外一些财经媒体上讲出这样一个判断，很重要一条是受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影响。在1930年出版的《货币论》中，凯恩斯曾提醒经济史学家注意一个明显的结论是：“各国利润的膨胀时期和萎缩时期与国家的兴盛时期和衰败时期异常地相符。”凯恩斯这里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即判断一个国家经济是否在高速增长与繁荣时期，与这个国家各行各业的企业利润率或言资本的回报率密切相关。如果这个国家的各行各业都在赚钱，说明这个国家的经济在高速增长时期；反过来看，如果所有的企业都不怎么赚钱了，大家都感到赚钱难了，资本边际收益率在普遍下降，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速就在往下走，高速增长时期就结束。我觉得这是观察中国经济走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

首先我们看一下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情况（见图1和图2）。



图1，1952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

       图1非常简单，就是把中国国家统计局出版最新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上所公布的每年的GDP总量描绘在一张图上。这张非常简单的图，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计划经济是没有效率的，是一个不可行（infeasible）的经济体制；只有市场经济，才是人类社会迄今所能发现的唯一有效率、有较快经济增长的资源配置体制。从这个图上，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出，从1952年到1978年这二十七、八年中，中国经济总量几乎没有多少增长，趴在那里没动。人类社会20世纪的历史，中国的当代历史，已经用铁的事实和用基本数据否定了计划经济体制。从图1中，我们也可以直观地看出，只是到1978年之后，三次市场化改革，孕育了三次高速经济增长，即1979年之后的农村土地承包制改革，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中国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革，以及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经济迅速加入全球化的世界分工体系。正是有了这三次市场化改革，才有了中国经济的三次经济高速增长，才有了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快速起飞。图1实际上也告诉我们，《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肯定在未来中国要深化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这一大方向应该说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的。1978年后中国经济的三次大的改革，带来三次经济的高速增长，也从图2中国经济的实际年增长率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来。





图2，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

根据中国经济这些年的实际增长率，中国中金公司的经济学家们用HP滤波法，计算出了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见图3。





图3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图3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三次市场化改革，导致了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的三次上行。但是自2007年之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开始下降了。现在也许有朋友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肯定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道路，提出了深化市场化改革的60条决定，这是否会意味着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还会再往上拉？目前看来好像不是这样。最近我和我的学生陈达飞用较长时段的数据粗略估算的了一下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发现尽管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仍在一个高位，但是却在2007年之后已经折头向下了，这与中金公司的彭文生和黄海洲等经济学家用HP滤波法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的估算是一致的。除中金公司的经济学家外，许多研究机构的研究均发现，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下降。这实际上意味着，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还想继续超过8%以上的高速增长可能已经不现实了。

二、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分析

实际上，中国经济已连续十几个季度在下行。尽管2013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经济呈现了加快复苏的势头、欧盟国家和日本的经济已经开始见底回升，但金砖5国的经济都在往下行。我觉得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增速下行是一个自然趋势。

目前中国经济增速下行，也可从3个表层现象来看：

（1）外贸出口

有学者认为，未来的外贸出口因为全球经济向好而会走好。2014年中国的外贸出口会不会好？从各种数据来看，2014年中国的外贸出口应该还在上行。但是也要看到中国的外贸出口企业目前面临着4个方面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是中国企业的劳动力成本近些年来不断升高，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东欧国家和俄罗斯的平均劳动力成本了。第二、中国企业的税收负担相当重，尤其是企业的所得税几乎是世界上最高的。第三、人民币升值。第四、企业融资成本相当高，例如，目前在中国许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在年利率10%以下根本从银行拿不到贷款。这几个因素决定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和中国制造的产品的竞争力正在全球范围内正在下降。2013年，我曾到了欧洲、英国和美国，发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超市、高档商品店里中国制造的商品开始减少，一些原来在中国生产的名牌产品如Ecco和Clark的鞋子，新秀丽的宝箱，HugoBoss的西装，现在开始在东南亚、中东欧国家甚至德国生产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凤凰网对我做了一个访谈，在这个访谈中，我谈了这几年我一直讲的一个观点：目前中国政府的最好宏观经济刺激措施应该是减税。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国政府所定的调子是“稳定税负”，减税目前还没有成为习李政府的一个宏观经济政策选项。目前正在中国各地推行的“营（业税）”改“增（值税）”税制改革，但许多企业税负并没有减少，有的反而增加了。中国的流转税在世界上来说很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加上中国企业的融资成本相当高。所以，即使美国、欧盟和日本经济自2013年下半年以来有复苏，中国的外贸出口在2014年乃至未来数年可能也不会有很大的增加，至少不能像前几年那样每年有百分之二十几或两位数的增加了。再说，目前中国的单月出口已经超过2000亿美元了，出口体量已经很大了。这就像一个跳高运动员已经跳到了两米以上，再往上提高已经很难了。如果外贸出口订单没有大增的话，在目前中国制造业内部各行各业均产能普遍过剩的情况下，中国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还会保持下降的趋势。这就导致第二表层现象：中国未来的投资率也会自然下降。

（2）国内投资

中国的国内投资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投资和政府所推动的基础设施投资。自2012年下半年以来，唯有房地产投资、政府所推动的基础设施投资还在上升，但是自2014年开始，国内投资——无论是基础设施投资还是房地产投资增速，尤其是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都折头向下，最起码未来中国的投资不可能像2008～2009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那样超高速增长了。

（3）消费

尽管中国居民家庭的消费还在上升，但是近几年以来增速却一直在往下走。故从经济的投资、消费和出口数据看，中国经济确实在下行。

但以上这三个方面都是表层现象。从深层问题看，无论是中国的国有企业、三资企业，还是民营企业，这些年的利润增长率下降都是一个趋势。许多研究都表明，中国五百强企业的利润率，还没有美国、澳大利亚高，甚至还没有经济增速为负的荷兰的大企业的利润率高。这说明中国五百强企业虽然很大，但并不是很赚钱。另外企业的负债率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尽管中国企业负债占GDP的比重目前大约为120％左右，与其他国家相比不算太高，但问题是中国企业的债务与税前收入比太高，高达3.5。而按照经济学家的通常估计，如果超过2，企业还债就有很大挑战。故我估计，未来中国经济若出现什么问题，可能不是先出现在大家比较担心的地方政府负债上，而很有可能会出现在企业负债上。

讲到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目前在中国国内有有3派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这几年中国经济在下行，当经济增长从靠投资转向靠消费的时候，当从实体部门的经济增长转向服务部门增长时，经济增速就会下行；第二种观点认为，到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快吃完了，所以经济会下行；第三种观点是我另外一些经济学家最近这两年所提出的，认为现在已到了现有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上这一轮工业化的中后期，其外在表现是各行各业都产能过剩。工业化的减速，作为工业化结果的城镇化进程也会放慢，因而经济增长速度也会慢慢降下来。

　　

三、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速下降的情况

最近，林毅夫教授等一些经济学家还一直在讲，在未来20年，中国经济可能8%的潜在增速。他们做出这样一个判断，是基于下面这样一种推理：目前，中国GDP人均6150美元与美国的差距，正好相当于1953年日本与美国的差距，1962年台湾与美国的差距，1968年韩国与美国的差距。当这些国家和地区跟美国的GDP比例有这么大的差距时，之后都有20年以上8%的经济增速。在林毅夫教授去年在我们复旦的一场公开演讲的现场评论中，我说这样判断可能过于乐观了。我认为，从现在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来看，已经不像是1953年的日本了，而是像处在1973年日本的经济发展阶段上了因为，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已经完成了现有科技发展水平上的一轮工业化过程。图3显示，日本经济在1953年后完成了一轮工业化之后，经济增速很明显地下了两个台阶：从1953到1973年，日本有一个年经济增长接近9%高速增长时期；1973年，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日本经济陷入的短期萧条，从1975到1990年，经济增速跌了一半，只有4.3左右%；然后到1990年以后，20多年来日本经济增速平均还不到1%。





图4，日本经济增速的三个台阶

这些年，台湾经济增速也是明显的3个下降台阶，见图5。从1962年到1980年，GDP平均年增速超过10%；从1973到1991为第二个台阶，GDP平均增速为7.6%，到1996年后，GDP下降到4.3% 。



图5 台湾经济增速的三个台阶

同样，韩国经济也经历了近20年高速增长后，一个经济突然失速下台阶的时候，大致发生在1997年（见图6）。另外，新加坡和和香港经济在经理了一段高速增长时期，也有一个GDP 增速突然经历了一个下台阶的情形。这里就不再把它们的增长轨迹画出来了。

图6，韩国经济增长的两个台阶

按照广晟财富的年轻经济学家刘海影的研究，日本经济增速下到4.5的时候，其制造业各行各业产能过剩是33%左右。碰巧，韩国经济到1996年增速突然下台阶的时候，产能过剩也碰巧是在33%左右。





图7，日本的产能过剩和信贷比





图8，韩国的产能过剩和信贷比



图9，中国的产能过剩与信贷占比

现在，按照中国工信部的估计，中国各行各业的产能过剩也差不多是33%左右。这些综合迹象都表明，中国经济增速可能面临下一个台阶的时候了，要想再保持8%以上的超高速增长，已经不现实了。但是再说一遍，我在这里决不是唱衰中国经济。因为，即使中国经济下降一点到5%～7%的区间，在人类历史上乃至在当代历史上仍然是个很高的速度。

四、能否靠投资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

是不是未来仍靠大规模投资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对此学界有争议。2012年，我国GDP约52万亿元，再建项目总额约70万亿元，其中新建项目与GDP的比例已高达60%。实际上这说明目前中国经济仍然是靠高投资率来维持着7%以上的增长。整个2013年，中国的投资又在膨胀，这两个数字又在提高。我算了一下，2009年到2012年这4年间，中国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高达110.64万亿元。这么大的投资规模，还怎么再加码？按照奥地利学派米塞斯和哈耶克的经济周期理论：当投资高速增长时期，经济会高速增长，但是当经济繁荣时期的不当投资和过度投资大规模发生之后，当要收回投资、要清算的时候，大萧条就来了。投资没有回报，或投资回报率偿还不了银行贷款时，问题就来了。为了保持中国经济8%的增速，我们已经付出了多高的成本。投资增加这么多，2012年，中国的资本投入产出比竟到了3.03，见图10。另外，中国的投资主要是由银行贷款所推动的。这实际上把中国经济的风险全压在了中国的金融也特别是银行业上。当大部分企业和政府所推动的投资项目的收益还不了银行贷款时，经济就可能会出大问题。



图10，中国的投资与GDP

综合上述情形，我认为：第一，经过35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在各行各业产能基本过剩的情况下，已到了增速下台阶的时候了。观察日本、中国台湾、韩国和香港已经走过的经济发展过程，我们发现不是在经历了一段经济高速增长后经济增速慢慢地下行，而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降下来。第二，中国目前仍靠高投资推动经济增长。政府决策层应该看到不能再依靠高投资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了，如果这样的话，最终会把中国经济推向大萧条。另外也要指出的是，2013年下半年以来，在中国经济内部出现了新年伊始，PMI持续走低、发电量回落、工业品价格与产量双双下滑等，一季度GDP可能已经接近政府增长目标下限。最近以来，在国际上又出现唱衰中国的观点泛起，认为中国经济会出现突然崩溃。对于这一点，我个人觉得，从整体上来看，尽管中国经济增速正在下移，但是在短时期中国经济还不会出现大的问题。尽管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到8%之下，但仍然是在惯性高速增长的后期。我的判断是，中国经济短期还不会出现大的问题。

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判断，我觉得目前中国经济目前至少还有三个“保险杠”：1.目前各项储蓄超过106万亿元，加上中国经常项目仍然是顺差，这说明中国经济在整体上是储蓄大于投资，在如此储蓄大于投资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不大像美国在2007～2008年那样会出现严重的次贷危机。2.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3.81万亿美元，有预计到2014年会超过4万亿美元。这无疑又给中国金融系统的风险多了一道保险杠。3.感谢周小川和中国央行，随着这几年外汇储备的增加，基础货币和央行的资产大幅度增加。为了控制基础货币的正投放，中国央行的商业银行法准金率仍然保持高达20.5%的高位。商业银行法准金被保持在一个这么高的位置上，确实有很多弊端，给中国经济带来很多问题，其中主要是货币市场供给一直很近，故利率尤其是影子银行的利率很高，导致企业的融资成本很高，但实际上也替所有商业银行扣押下来超过20万亿元备付金。有这样一笔超过20万亿元的商业银行法准金扣押在央行账户上，即使一些企业像无锡的尚德集团那样破产和被清算了，中国大多数商业银行破产倒闭的风险还不大。

就此看来，尽管中国经济增速正在下移，但是短期中国经济还不会出大问题。问题是，要看到中国经济潜在增速下行的自然趋势，不要在盲目靠更大规模的政府所推动的投资来维持已不可持续的超高速增长了。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并不可怕，但可怕的是还不能认识到这一经济增速下行的自然趋势而人为再考扩大政府推动的投资来“保增长”，这样最终会把中国经济推向大萧条。





表1，世界发达一些国家近代以来的经济增长

从20世纪著名的荷兰经济史学家麦迪森（Angus Maddison）所给出的表1中，我们发现，自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来，只有在20世纪50到70年代世界的一些发达国家才有一个高速增长时期，且大约只有20年左右，经济增速也大约只有4%到6%，只有日本是个例外。自1978年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有一个连续30多年超过9%以上的高速增长时期了。尽管这其中有在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经济低度发展、人均GDP 只有250美元左右因而有个市场化之后的追赶因素在其中。尽管如此，中国经济毕竟连续高速增长超过30年了。现在，恐怕连一个孩童也不会相信中国经济能有一个连续超过50年的超过8%的经济超高速增长时期。

看看！！！

我在感觉是上层的争论已经渐渐在在达到共识：经济增长保持在在7%左右

不管观点对错，文章写得不错，可惜的是图都没有显示

hylpy1 发表于 2015-8-17 13:11
不管观点对错，文章写得不错，可惜的是图都没有显示

观点是在争论中出来的。其实这几位都是主流的经济学者，他们的观点很可能是ZF正在实施的政策

  我最大的担忧在于我们国家和社会，包括学者对于危机的认识。要么害怕危机，要么没有认识到危机的机遇，要么一厢情愿想避免危机。。。。。。

这些观点都是基于近日对国家智库的一些内部讲话的视频。其中国务院一些积极推动策略非常引人入胜：例如王一鸣提到“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不但对上海广州北京等大城市提出尖锐的批评，甚至要他们（市长）去看看《旧制度与大革命》，更加 是把此当作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城市化的关键来推动，非常有战略眼光，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们在做和推动，而不是仅仅经济学者在讲他的理念那么简单。

另一个主要 达成共识观点（林毅夫也赞同对教育的投资）是要推动企业建立科研中心，这个政策对就业结构的影响甚大，因为意味着知识重新回到了经济和社会的中心舞台。

我想起了德国当年二战失败后，把全部黄金储备卖掉，就是为了投资教育的高明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