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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走出这个大学的校门，大学生必须拥有什么？我希望他有一个扎实的基础、健康的体魄、独立的人格，最高的是他有社会责任感，他所有的判断、他的取舍、他的选择，都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希望我们南开的学生呢，能够在这种纷繁的人世里头保持一种高洁！
上个世纪80年代，龚克曾经被公派留学，在奥地利的格拉茨技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当年曾经兴冲冲跑去问导师，论文的题目该怎么选？导师却满脸疑惑地说：“你自己难道不知道要做什么吗？”正是留学的经历，让龚克完成了从“被教”到“求学”的转变。除了教学方法，那时中国与西方大学之间的教育的水准，也是天壤之别。用龚克自己的说法，叫做“时代差”。几十年过去了，作为一所中国一流大学的校长，龚克，又会如何看待中国大学与世界的关系呢？
在过去三十年的时候，这样巨大的技术进步，我觉得我是一个见证人，就是特别从移动通信，我自己的行业，我相信如果期以时日我们能够保持国家的稳定，这样发展的话，再经过几十年努力，到本世纪中的时候，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上，最领先的这些重要行业里头，普遍地占有一席之地，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您曾经提到过说，现在中国这个教育水准和世界的这个大学的差距，从时代差到了年代差，当时您出国念书的时候，应该是属于时代差的时候，对，对，对，您出国念书以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我说时代差，它是指的这个，比如说我是学电子的，当时我在国内学的都是模拟电路，但是我到了八十年代的时候在国外，它主流已经学数字的。这个从模拟电路到数字电路，这是一个时代的变化，又比如说，我们当时学的都是单机，我们的计算机已经当时在我们学校是非常先进了，其实我一直到毕业我也没见过计算机，因为我们那时候写完程序以后是写成卡片，卡片以后穿成纸带，然后把这个交给里面算，算出结果，真的是没有见过这个计算机，当时到国外的时候，说你们每人一台，吓坏了，不会用，所以就看这个说明书，这个还不是时代差，当时感到时代差是什么，是计算机联网。这个八十年代最早的联网已经开始出来了。
化学是南开的一个强项，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元素有机化学，比如说我们的，就是叫手性，这样的一些研究，我们都是发表在世界最顶尖的化学杂志上，我们和世界上最顶尖的这些化学家在做着这个平等的交流。
比如说数学，陈省身先生回来以后做的这个数学研究所，我们每年请很多国际的访问学者在这里，我们也参加世界的数学大会，应该说，比如说在微分动力学方程上，我们可能也有一些的差距，但是这种差距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的差距了，大体上是大家差不多，然后有时候我们赶前一点，别人又赶前一点。
你觉得过去30年，我们从时代差到年代差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是因为有很多的学子到各地去学习以后，把这些知识带回来，还是我们自己本身做了什么样子的努力？
这个都有，我想第一呢，是我们中国人并不傻的，但是我们长期呢，特别是在文革的时期，我们用这个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政治运动冲击一切，阶级斗争为纲的情况下，实际上它没有很好地去发展科学技术，它只是在国家有选择地像两弹一星，这样的一些东西去进行了发展，而是在普遍受到了压抑。
结束文革、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恢复高考，这样一些使它重新回到一个正轨，所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他就迸发出来了，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30年中国科技的发展，大量人才不是外国人帮我们培养的，是中国在本地培养的，当然我们留学的这些学生，它极大的缩短了我们的差距，首先拿我的体验，就是当我们出去的时候一下子看到这个差距，这个差距是如此的惊人，然后我们发现，在这种差距之下，我们中国当时给我们的数学、物理的基础的教育，以及我们掌握的学习方法是可以跟得上的，其实很快，国外优秀大学就发现中国的本科的基础教育是不差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有很多情况，就是他们非常希望中国的学生在那里去做研究生，实际上现在我们已经碰到，像我的朋友的孩子在美国读大学的本科，等到他读研究生的时候，他去申请这个奖学金的时候，他碰到是来自中国大陆的这些毕业生跟他竞争，而且这个表现出很强的竞争力。
很多人就把他的孩子，可能在高中，就是在本科之前就送出去读书了，包括您刚提到您的朋友，会不会使得国内高校也面临了优秀学生的流失这样的问题？
这件事情我这么看啊，就是我们的学生今天有了这个选择在国外，哪怕国外最优秀的学校去读这个大学的机会，我是感觉到非常欣喜的一件事情，这个在我们那个时候是不可思议的，怎么可能呢？我们是拿了国家的外汇，公派留学的，我当时工资是41.71，按照当时我们3块钱换1个美元，也就是换十几个美元，但是现在的话，你都不到10个美元，你怎么可能，你攒一辈子钱也不可能供一个孩子去上学，今天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一部分家庭可以争取这个，然后我们的学生可以在那里面有很强的竞争力，有些人拿到全部的奖学金，这说明我们的高中教育得到了这些优秀大学的认可。
但是，是不是因为他们出去了，就把最好的学生都走了？我觉得中国的好学生有的是，这个不用担心这个，值得担心的是两个地方，就是他们有用脚投票的成分，也就是说他不认可这个高考制度。因为实际上他是避掉我们高三的这种高考的强制的训练，这个高三的这个强制的训练，应试的训练，对于他一生的学习真的是没有什么好处的，这个高考真的是需要改一改的，如果我们能够想到在公平尺度不受到这个冲击，公信力不受到置疑的情况下，从高考内容到方法做一些改进，我觉得这真是应该做的一个事情。另外一种就是他用脚投的票，他不认可我们大学，包括我们本科大学的某些教育的模式，比如说我们的学科过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制度过死，学生的选择性不够，比如说他如果到哈佛学习的话，他进的是哈佛学院，他去学什么专业，他不要在他入哈佛之前就选定，我是要学电子，我是要学医，或者是我要学历史，他是要进哈佛学院，自己在选课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专业，
我其实就想问，为什么哈佛能做国内不能做的？
就是哈佛它的这个师生比，它的这个学制都比我们灵活，而我们面临比较多的学生，因为老师面临的学生数量比它多得多，还是教学资源的问题？教学资源不够，在这个情况下呢，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就是哈佛、耶鲁是美国最好的学校，但是美国的考生不见得非要去哈佛、耶鲁不可，美国几乎每一个州，它的州立大学，都有相当不错的教学的品质，它在美国，它可以排在这个前一百，前二百的这里面，就五十州这个好的州立大学，而美国现在达到了这个他的前一百，前二百在世界上恐怕也是前一百，前三百里面的， 他最优秀的这一批，他的优质教育资源的这种供需关系不像我们这么紧张。
然后呢，凤凰网的这个新闻客户端的网友对您也有些提问，然后包括凤凰网本身也有《问答神州》的专页，我们也有向您提问，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凤凰网的新闻客户端的网友的提问，他说：“校长，多给我们一些自习室吧，总没地方自习。”“这是我们自己的学生，对，这个没问题，没问题，下个学期就大大改善”他说人太多了，应该多一点桌椅，让同学们可以随时讨论，您怎么看？这个非常好，我们下学期就要改进这个，我们9月14号开学以后新校区启用了，这样老校区的改造的过程中我们会增加很多师生互动的这些成分。
龚校长您好，我很赞成您的教育理念，您认为目前的大学生就业困难与多年前的教育产业化改革有关吗？
我的观点啊，就业的困难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大学的问题，就业是一个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匹配的问题，因为这些孩子二十年前就出生了，他不上大学也是要就业的，实际上大学对他们的训练提高了他们的就业能力，并不是降低了他们的就业能力，所以我一直希望社会不要有一个误解，是因为我们大学造成了今天社会的就业困难，实际上如果这些人没上大学他们应该是更困难的。
这么大的国家到了这么样一个地步，张伯苓认为中国要改造。而中国要改造呢，是中国的人要改造。他当时说中国人缺乏团体的观念，自私自利，又没有科学知识，然后身体又非常弱，抽大烟什么的，所以他要改造中国，改造中国要改造中国人，所以他就要办教育，这是呢他就认识了严修，严修就聘他做私塾的教师，后来1904年成立南开学校，请他做校长，今天来看，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因为他是一个，他并不是什么一个大学者，像胡适从美国留洋回来，梅贻琦，蔡元培先生都德国留洋，他就是一个水师出身的，有志教育救国的这么一个青年，所以用今天的办法，他选不上校长。
龚克曾经讲过，他认为中国教育要下工夫做好减法。因为做加法很容易，增加专业，增加人数，不断地加。就像揉面一样，需要水了加更多的水，水多了，加更多的面。水多加面，面多加水，越做越大。因此，龚克提出了“负面清单”的思路，在做事之前，先想想哪些事情可以不做，或者不能做。在他看来，教育改革当中，政府简政放权，实际上就是在做减法。
现在大家都谈这个行政化的问题，行政化是一个什么问题呢，是把一个学校，或一个培养人的学术单位，当作了一个行政机关，行政机关是什么文化呢，行政机关讲求的是效率，是下级服从上级，它是这样的一个文化体系的，如果形成了下级不服从上级，那没法运转了，但是我不是个行政机关，我是一所学校，这个学校它是要培养学生的，而培养学生的是那些教师，而不是这些处长，这就是我们和行政机关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不能说国务院机关去行政化，那它就是个行政机构，但是我是一个学术机构，我不能变成上级服从下级文化，我们应该是一个学术自由、民主治校，这样的一个体制，所以我们要追求所谓的一个现代的大学制度，这个现代大学制度里头，我认为有几个重要的要素要参与治理的，这个要素治理的，一个是老师，
过去我们成立金融学院，或者成立这个材料学院，是党政领导做决定，现在不行，现在要学术委员会对这个，它的可行性做一个评价，南开大学要不要成立金融学院，南开大学成立金融学院能不能做到一个最好的金融学院，你的目的怎么样，你请谁来办这个金融学院，这几十个学术委员会委员提问的，要给他们做报告来讲，一次不够要两次，这样一来，它的好处就在这样的决定里头呢，得到了我们学校的这些学者的认可，他们的权力是哪里的来的呢，过去我们学术委员会，是由学校的校长、校长办公会，来聘请的，我们聘请各个学科的那些最有名的教授，那些我们称之为学术的代表人物来组成这个，这学术委员会非常好看，都是知名的专家等等等等，而且覆盖不同的学科，有它的好处，但是它，如果给它权力的话，它没有民主的基础，凭什么是他代表这两千教师，所以我们在前年做了一个改变，学术委员会的委员，要由教师来推选，他可能推选不是那个学科最有名的那一个，但是他比较信任他，他比较公用，他愿意为大家做事情，那么这样就改善了，我们现在50来个学术委员，除了这个，我们说有百分之十可以由校长提名，因为我可能要发展一些新学科，它并没有现成的教授，这是保留这么一点权利。
但学术委员都是南开的教师？
理论上来讲，校长提名的那个，我可以聘请校外的，他们都是他们各个学科他们推出来这个代表，这样一来，他将来就有权可以撤换这个代表，如果你只是为自己的那点事儿去，不代表大家的利益，不反映大家的心声，我可以把你换掉。
但是教授不能只说参与学术治理，他还要参与其它的一些事情。包括你的财务的运转啊，包括你整个学校的这个校园的规划等等。那么用个什么来呢，叫做我们有一个教职工代表大会，这个教职工代表大会，它设一个常设的委员会。这都是大家推选出来的。这个常设的委员会呢，我们让它的这个主席去列席我们校长办公会，每一届校长办公会他都列席。他了解校长办公会在讨论什么事情，如何分配资源，如何规划这个学校发展，建立起一个和，他可以把他们的意见带进来，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些讨论的情况给带出去，建立起一个桥梁。形成一个对学校办学的参与。这还不够，这个我们每年要开这个教职工代表大会，要由校长对它做校务，我们叫校务工作的报告。这个报告完了以后呢，他们要对学校的校务工作要做提案，这些提案我的所有行政机关要办理这个提案。要在下一次会议上要对它做答复
我们现在是把学生这个代表大会也变成所有学生在进行推选的。曾经有一度它是一些个比较热心的学生他自己搞成像社团一样的。那么它并不能代表全体的学生来参与学校的治理，后来这几年我们就要求以这个学生班为基础，推选学代会的代表，在这个基础上，让他们这个我们现在也实行了这个学代会的提案制。我们不仅要办教代会的提案，我们还要办学代会的提案，我们的机关很辛苦的。然后在校长还要给学生去做这个校情的报告，我们每年我们的财务是怎么用的，我们规划什么新的楼房，我们聘请什么样新的老师，我们发生什么样新的学科，我们改革什么样的课程，都要向他们做这个报告。
他会在这个过程中呢，会学习会成长，会有一种参与民主的公民的体验。而且他们会觉得我是在共同建设这个校园。对，叫共同治理。其中他是其中一方，他会得到很多的锻炼。比如他一开始，这个参与膳食工作的时候，他就说你这个质量要提高，价格要降低，开放时间要延长。当他真正参与的过程中，他发现这里有成本的概念。他会知道我们大学食堂，我们第一位的其实不是这个价格的便宜和可口，是安全，是卫生，这样的一些观念，他们就逐渐逐渐逐渐就学到了
一个大学的校长，他是怎么样带他的孩子的，比如说你怎么样去引导他看书。怎么样在他青少年时期的时候，能够引导他不反叛。其实这个看书呢，是我非常不成功的一点。他真的不太爱看书，他喜欢踢球，有时候挺可怜的，遍体鳞伤，他通过这个爱好，学会了承受压力，而且我特别希望他能读研究生，他觉得他没有动力了，他要去工作，我想呢就随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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