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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元金融结构”是农村金融的典型特征。非正规金融在满足农村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矫正市场失灵和弥补资金缺口方面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当前，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关键，不在于选择何种具体发展模式，而在于如何为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比较优势提供宽松环境。
[关键词]农村金融，非正规金融，外部环境
一、引言
最近几年，面对迅猛增长的农村金融需求，尽管国家一再强调要增加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金融供给，但依然没能激励起正规金融机构的供给热情，反而仍在持续地从农村撤退网点和业务，致使金融实际供给水平与政策预期发生了严重背离，导致农村金融供需缺口越拉越大。本文通过对山东省淄博市农村金融供求状况考察后认为，只有正视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现实，把规范、引导非正规金融发展纳入金融监管当局的政策框架，才能逐步缩减金融供需缺口，满足农村日益增长的金融服务需求；而且，在发展策略上，为最大限度地发挥非正规金融组织的比较优势提供宽松的制度环境，远比创新发展模式更重要。
二、非正规金融的相关理论综述
非正规金融是指处于央行和金融监管当局监管之外的金融活动。经济学上有个著名的“梁启超不可能定理”。该定理揭示出官方正规金融（以下简称“正规金融”）的发展，并不能完全出清非正规金融（以下简称“非正规金融”）交易活动；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相平行的“二元金融结构”是农村金融的典型特征。这一特征，在多数落后和发展中国家得到充分认证。在非洲，能够获得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农民比例很小，且贷款集中在少数大生产者手中，大约占总人口5%的借贷人能够得到总贷款数额的80%（普里斯克凯、亚当斯和唐纳德，1990）。波兰30%的农村人口是正规金融机构的客户，其余人口中的大部分主要依靠非正规信贷市场（查理尼斯波根，1990）。巴基斯坦、泰国等国家非正规金融部门的放贷金额占贷款总额的60%以上，尼泊尔、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非正规金融借贷规模比例则高达70%以上（德不拉吉.瑞，2002）。中国农村2.4亿个家庭中，大约只有一成五的农户能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八成五的农户则要靠民间借贷来解决（陈锡文，2004）。
鉴于非正规金融在农村金融领域的重要地位，很多学者分析了其存在的必然性。由于农村地区居民居住比较分散、信息闭塞，农村非正规放贷者和借款人生活在同一个区域，存在除信贷联系以外的许多其他联系，如生产、贸易、信息甚至亲情联系，从而使得非正规金融拥有比正规金融更加丰富的信息资源，使得非正规金融在对借款人的监督和控制方面甚至比正规金融更有效（布雷弗曼和瓜斯，1986）。在巴基斯坦，非正规金融的违约率为2%，而正规金融部门的违约率则高达30%（Aleem，1990）。非正规金融的存在，能够改进整个信贷市场的资金配置效率（林毅夫、孙希芳，2005）。非正规金融市场上相对充分的信息以及隐性抵押等减少了贷款的违约风险，使得农民小规模贷款或短期投资成为可能，这会有利于经济增长（Calomiris,Rajaraman，1998）。不仅如此，农村非正规金融还以其比较优势对正规金融交易有一定的互补作用（霍夫和斯蒂格利茨,1990）。以互助担保、互助信用为主体的非正规金融活动，能够有效衔接农村金融供给与需求，弱化正规金融标准化服务的交易障碍，进而成为农村正规金融标准化服务的有效补充（岳隆杰，2008）。
我国的非正规金融在资金来源、贷款成本和风险管理等方面同样具有比较优势，并通过自下而上内生性金融方式，较好地满足了农户的金融需求。有研究表明，我国农户贷款行为的60%是与内生性金融主体之间发生的。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1999年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对20294个农户的常规调查，农户通过民间借贷市场获得的贷款占农户贷款总数的69%（佘传奇、祝军，2008）。基于这一现状，2005年5月开始，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在山西、四川、陕西、贵州和内蒙古5个省（区）开始启动。2006年，金融监管当局放宽政策，准许在农村地区新设“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三类新型金融机构。2008年5月，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下发通知，从政策层面上肯定了新型农村金融服务机构对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重要性。
三、农村金融供需缺口：源于淄博市的抽样调查
山东省淄博市是鲁中重镇，下辖五区三县，既有张店、临淄、淄川、周村、博山等工业化程度高的工业区，也有高青、桓台、沂源三个典型的农业县，是我国东部沿海中等发展水平地区的典型代表。为能更准确地描述淄博市农村总体金融供需情况，我们在全市选取了6个自然村、共300个农户作为调查样本。样本农户选择主要考虑了三项因素：一是兼顾传统农业、新型种养业、产业化水平较高和个体私营经济较发达等不同特点；二是考虑与正规金融的信贷关系，包括与银行有较多信贷关系、较少信贷关系和没有信贷关系等不同情况；三是调查时段为2004-2008年，其中2008年数据为预测数据。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300份，全部收回。
（一）农村金融需求快速增长
据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08年，共计257户有资金需求，总额2106万元，比2007年增长29.28%，户均拟申请贷款金额8.19万元，比2007年增长11.68%。其中，申请20万元以上、10-20万元、5-10万元和5000元以下贷款增长速度分别为42%、82.81%、15.38%和-8.33%。表明当前农村大额贷款需求明显快于小额贷款，小额贷款需求呈下降趋势，10-20万元之间的融资需求增长最快。
（二）贷款满足率呈逐年下降态势
五年间，样本户贷款需求增长速度分别是36.43%、34.41%、35.41%和29.28%；而农村正规金融供给分别只增长了18.56、24.35、5.59和13.38个百分点，两者之间的差额分别是17.87、10.06、29.82和15.9个百分点；且正规金融所提供贷款的满足率也呈现明显的波动状态。农村正规金融供需缺口率逐年加大，由2004年26.07%增大到2007年53.65%。2008年样本户贷款需求总额2106万元，正规金融供应只能满足856万元，贷款满足率只有40.65%，缺口接近六成。
（三）非正规金融弥补供需缺口的作用越来越显著
如以总需求减正规金融供给算作资金缺口，从汇总调查结果看，五年间的正规金融资金缺口171万元、320万元、488万元、874万元和1250万元，缺口率分别为26.07%、35.75%、40.57%、53.65%和59.35%。从供需缺口构成看，正规金融部门供给份额减少是缺口增大的主要原因。五年间，正规金融部门供给占总需求的比例由2004年的73.93%下降到2008年的40.65%，四年下降33.28个百分点，与资金供需总体缺口率增幅基本一致。而由非正规金融所提供的融资分别为108万元、205万元、325万元、523万元和850万元，分别弥补了63.16%、64.06%、66.60%、59.84%和68%的资金缺口；供给份额则由16.46%增大到40.36%，四年增加23.9个百分点（见图1）。
综合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如下几点趋势性问题：一是农村金融融资需求呈上升趋势，且正处在由小额向大额贷款转换的时期。二是正规金融在农村金融市场的供给水平逐年下降，2006年后的加速下降趋势最为明显。三是随正规金融供给水平下降，农村金融供需缺口逐年加大，而非正规金融在弥补供求缺口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显著。
四、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基本经验
尽管上述抽样调查可能与实际情况有出入，但这并不妨碍农村金融需求快速增长、正规金融供给持续减少和非正规金融份额扩大的真实趋势。这一趋势表明，正规金融供给并不完全适应农村金融需求，出清农村金融市场，而剩余的部分市场，则必定会由具有独特信息甄别功能、简便操作程序和隐性约束机制的非正规金融所分割和占据。
非正规金融组织发展向来没有千篇一律的固有模式。国际上，孟加拉的乡村银行、印度的金融自助小组和村庄银行以及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Unit Desa项目较为典型，也较为盛行。在我国，非正规金融组织发展既有人民银行、银监会所倡导的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也有各地自发成立的、各种类型的行业性资金互助社、信用联保组织，还有农村居民之间来由已久的资金相互借贷行为。
抛开具体组织模式，非正规金融发展有其人们所熟知的比较优势：一是独特的信息甄别机制。农村地区资金供求双方存在除信贷联系以外的许多其他联系，如生产、贸易、信息甚至亲情联系，从而使得非正规金融在对借款人的监督和控制方面甚至比正规金融更有效。二是方式灵活，手续简便。非正规金融的资金提供者与需求者彼此熟悉，一旦遇到融资需求，可以迅速成交，没有正规金融相对较长的信贷考察过程，甚至没有书面的借款合同，也不需要寻找合适的贷款抵押物或贷款担保，几乎可以做到随需随贷，这是正规金融无法实现的高效率。三是反映灵敏，隐性约束强。在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上，资金供求双方相对比较熟悉，而且生活在同一个地方，彼此之间能够做到经常见面，沟通反馈情况，考察成本低，信贷交易贴近市场，效率较高。一旦贷款运行出现不利变动趋势，资金出借者很快便可知晓，并可以迅速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另外，农村社会风俗人情味道浓厚，农村借款带有事实上的家庭贷款痕迹，贷款违约“株连”成本高，一旦出现赖账不还，很快就会在区域内流传，违约成本的高昂代价，有效维护了交易资金的安全运行。
除此之外，非正规金融还有三点比较优势往往被世人所忽视：一是复合机制。与正规金融组织不同，非正规金融组织既存在市场化的定价机制，又存在非完全市场化的互助合作机制。比如，国内外非正规金融组织的高利率便是标准意义上的市场化定价机制，但同时又存在内部成员之间相互免费的互助担保行为。二是复合功能。目前国内外的多数非正规金融组织，既能独立地在成员之间配置资金，又能为正规金融组织提供信用担保等交易服务，自觉成为它们交易制度缺失的有益补充，谋求与正规金融组织的有效联接。三是复合信用基础。目前，我国所倡导的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多以银行信用为基础，而那些由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村经济大户所主导的非正规金融组织又是以商业信用为基础。尽管各类非正规金融组织的基础信用有银行信用和商业信用之别，但配置金融资源的实际效率并没有太多的差距。可见，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具体模式并非重中之重，而如何在特定模式下确保其比较优势的完整发挥才是不变之规。
五、我国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基本策略
尽管我国地域辽阔，风俗人情各异，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差异大，农村金融需求复杂而多元，但现有包括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资金互助社和信用互助担保等在内的非正规金融组织形式已经相当丰富多彩，基本能够与农村金融需求结构相吻合。当前最亟待解决的，不是如何创新更加新型的组织形式，而是如何认真借鉴现有成功经验，为最大限度地发挥非正规金融组织的比较优势提供宽松的外部制度环境。具体应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按照“积极、有效、风险可控”原则积极引导农村非正规金融健康发展
非正规金融拥有独特的信息甄别与监督机制，在对借款人的监督和控制方面得天独厚，这对于农村金融政策的制定者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决策参考价值。要按照“积极、有效、风险可控”的原则，认可并积极引导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健康发展，充分发挥非正规金融在服务农民、服务农村经济方面的积极作用。
（二）积极推动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的有效联结
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之间存在天然互补关系。非正规金融毕竟是一种低层级的非正规制度安排，其作用空间往往有赖于正规金融部门的认可程度。因此，正规金融部门要研究、吸收、借鉴和利用非正规金融的一些积极因素。比如，要通过不断创新金融服务和改进信贷制度等手段，认可信用联保、经济大户担保等担保方式，消除或弱化现实金融交易中的种种障碍，最大限度地谋求农村金融供需的有效衔接，为非正规金融发展提供条件、拓宽空间。
（三）实行分类监管政策
对于非正规金融，监管当局应采取不同于正规金融的监管原则和监管措施。对纳入监管当局备案的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应当允许正规金融机构给予其一定的信贷支持，具体合作方式由双方根据市场条件自主安排，中央银行可以考虑给予适当的再融资支持。积极推动非正规金融组织之间的横向联合，引导其向更高层次的组织形式变迁。通过成立民间借贷中介机构、制定民间借贷法律规范等方式，对民间借贷行为进行登记和监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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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佘传奇、祝军，《农村内生金融存在合理性的分析》，《金融发展研究》2008年第3期。
作者简介：高文博（1972-），男，山东淄博人，中国人民银行桓台县支行行长，工商管理硕士，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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