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治理企业

是 否 +2 论坛币

k人 参与回答

经管之家送您一份

应届毕业生专属福利!

求职就业群

赵安豆老师微信：zhaoandou666

经管之家联合CDA

送您一个全额奖学金名额~ !

立即领取

感谢您参与论坛问题回答

经管之家送您两个论坛币！

+2 论坛币

大家知道，现在是商业文明时代。所以:懂得如何治理企业，就懂得如何治理商业，懂得如何治理商业，就懂得如何治理国家。懂得如何治理国家，就可以任君王。

扫码加我 拉你入群

请注明：姓名-公司-职位

以便审核进群资格，未注明则拒绝

分享0 收藏0 回帖

关键词：文明时代 国家 如何

中国传统社会如何管理商业？

在人类社会早期，人们之间的交易和交换可能发生在部落之间，如果没有必要或者收成不好，交易就不再进行。后来部落生活解体了，出现了一家一户的家庭，由于家庭这样的单位很小，不可能生产全部所需要的东西，只能到市场上交换自家所需的东西，大概在那个时候，市场交换就已经出现了，最初的市场交换必定十分简单和分散，交换行为只发生在个人或家庭之间，商人没有必要也没有机会出现。到了战国时期，一些贵族利用家臣从事商业，其目的只是为了获得一些贵重的奢饰品，这就是最初市场的萌芽。可见，历史上的“市场”要比“商业”出现的要早。

早期的市场管理由执行“综合管理”的官员负责，传统社会的官员分工不像现在那么细，所以官员所承担的职能较多，比方说战国时代的“监市”，负责环卫、拆迁、防火、抓贼、治安、消防、工商、物价、税务，也就是说，并没有专门的商业和市场管理部门，而是由一些“总管”执行管理各项事务。这些“总管”不仅管理商业和市场，也管理其他方面的事情。而在以后的发展中，由于商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就出现了专门管理商业的一些机构和官员，这是国家职能部门逐步分化的结果。

从先秦到明清时期，中国古代的商业管理从行政手段到经济手段再到利用“行会”进行管理的发展过程，国家政治因素逐步退出直接商业管理领域，但国家政权力量始终在控制着商业行为。

一、先秦时期：运用行政手段管理商业

由于市场和商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为了规范和控制商业活动，政治因素就参与进商业和市场的管理中来，主要表现在设置管理机构，规定交易时间和交易地点，等等。中国早期的“市场”由官方设立，市场上的商业贸易也由专门的时间规定，一般都是规定在白天的特定时间内进行。比如《周礼》中就记载了先秦时期的“三时之市”，也就是说在一天中只能到市场上交易三次：早晨为朝市，主要是让商人之间从事批发交易；中午为大市，城市中的普通消费者可以去市场上购买一些日用品；傍晚为夕市，贩夫贩妇从事交易买卖。

商人进入市场时候，必须亮出一个专门的牌子，这个牌子是主管市场的官员发给商人的，以防止一些不法商人进入市场扰乱秩序，同时也是为了市场交换的公正和公平，商人有了这一道坎，对于那些管理市场的官员来说，便有了一定的权威，这些官员利用自己的权威，在市场上到处巡逻，对那些在市场上打架斗殴、饮酒闹事的人进行管束，对一些偷盗行为进行缉拿，这种严格的规定对商业规模的扩和市场繁荣或许有一定的限制作用，但是对于市场维持秩序是十分必要的，也便于官员对市场进行管理。

这说明当时的商业交换是严格限制在一定的秩序内进行的，也说明当时的政权对于商业有着一定的干预。这些干预不见得都是干扰，大多数都是为了规范商业行为，比方说当时的各种商品必须按照分类放在一定的地段内，不许任意摆放，如果摆放的不够整齐，那些管理市场的官员就会出来加以禁止，现在的市场管理者似乎没有那么严格。当时商品的价格也要通过评定师评定之后方能出售，不得随意定价，假如出现一些违反评价师规定价格的交换行为，就要受到处罚，对于奢饰品也是要控制的，不能够随便地交换非常奢侈的商品。

对于度量衡之类的工具也是要进行审查的，如果某些商人的度量器具不符合标准，就会被没收，这项工作由一些专门的官员负责，可见当时对商业行为的规范确实是很严格的，当时的官员在这方面做得也比较到位。某些商品是严格禁止在市场上买卖的，比如一些祭祀品、体现身份等级的官用品、有伤社会风气的服装、质量不符合格的商品、未成熟的五谷、未长成的禽兽、为成材的木料，等等，这些禁止有的是为了维护当时的等级制度，有的是为了维护消费者的权益，不能一概否定其合理性。

从国家职能的角度看，对商业和市场管理的是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之一，国家执行管理经济的职能有利于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也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谐，对于国家来说，则有利于对全社会进行有效管理，这也说明了当时的商业是市场还远没有出离“国家”的范畴，经济只是政治的一部分，或者说是政治的附着物，是为了政治的稳固而设的，而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所需，但是在客观上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满足了人们不同程度的生活需要。

二、汉代：由放任管理到政治控制

相比于先秦时期，汉代的商业获得了飞速发展，原因是由于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促进了商业的繁荣，汉代初期的商业几乎不用缴纳什么税费，连铸造货币的权力也下放到地方，所以给商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自由空间，随着人口的增多和日益聚集，城市的商业出现了大发展，当然这也对商业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汉代比较大的城市，如长安，洛阳、宛市、成都、临淄、吴市、平阳、邯郸，里面设有专门的商业区，封闭在某些特定的区域范围内，定时开放和关闭，市场是用围墙围起来的，到了商业交换的时间，有人把门打开，让商人进去交易，市场开启的时候，在围墙的城楼上有一个办事的官员在那里敲鼓数下，表示已经可以进入市场进行交易了，也是告诉人们可以进入市场买东西了。

市场里面有维护市场秩序的官员，他们沿街不停地巡逻，发现不轨行为，就加以制止，这些行为都和先秦时期的管理办法差不多，并且比以前更为规范一些，比如对进入市场的商人进行登记，定期检查度量衡标准，还设定一些标准的度量衡供消费者使用。

汉代对商业管理的一个很著名的手段就是平抑物价，由于汉初实行放开商业的政策，一些大商人便迅速崛起，拥有一些商品的定价权，操纵了市场价格，有些商人为了自身的利益，故意让市场价格暴涨暴跌，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和损害消费者利益。为此，汉代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当市场上某些商品的数量增多时，为了防止商人贱价大量购买，政府便开始对这类商品大量收购，等到价格上升时再卖出去，这样做的结果是防止了商人哄抬物价，也为国家赚得不少利润。

先秦时期政府利用价格评价师评定商品价格，并处罚超过评定价格的商业买卖相比，是行政手段管理商业交易价格，而汉代采取的是经济手段，说明了汉代管理商业手段有了进步，这是汉代初期重视商业的表现之一，也就是说，汉代初期不再利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交换，而是采取一些经济手段控制物价等。

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情况发生了逆转，当时为了抗击匈奴，国家需要大量钱财，而国库的钱财并不富足，因为汉初的富民政策导致的藏富于民，使大量财富落到地方大商人和地方豪强手中，匈奴屡屡侵犯中原之时，地方势力并不为国家着想，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决定对商人和商业进行整顿式的管理，接着就采取了一些果断有力的措施，比如把货币的发行权收归中央，征收商人的财产税，鼓励告发申报财产不实者，等等。

汉武帝采取的一项影响深远的商业政策就是实行盐铁专卖，也就是不再允许商人对这两项重要商品进行买卖，而由国家专卖盐和铁。对于食盐，民间可以生产，但不许私自买卖，只能按政府规定的价格卖给国家专卖机构，对于违反规定者严加处理和处罚，对于铁也是如此，绝对不许私自经营。汉代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旨在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打击私商，其结果有弊有利，对于国家来说确实增加了财政收入，所以被以后的历代政府所采用的，对于商人和商业来说，则弊大于利。汉武帝之后的商业发展日益凋敝，与其搜括商人的商业政策是分不开的，同时也说明国家政策对商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三、唐代：由行政手段到经济手段

唐代官员的职能开始分立，形成了三权分立的城市管理模式：京兆尹管民事；左右金吾卫左、右街使管治安；御史台左、右巡负责监察。后来又出现了军巡院和军巡使，负责巡察城市街道，对那些占用交通道路者给予处罚。故传统社会的城市管理由“总管”逐步发展到专门机构的管理（注：唐末五代的军巡院，实际上是由军队管理城市，这由是战乱时期的特定条件决定的。契丹南下过程中，设置了管理城市的行政机构“警巡院”，在辽代出现了录事司和司候官，宋代出现了“厢吏”。）这是唐代城市发展的表现，相应地城市中的商业和市场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对商业和市场的管理也出现了专门的机构和人员，比如长安和洛阳设有“市令”一职，负责对市场的全面管理。

唐代的商业被限制在一定的时间地点范围内，在中午的时候，有专门人员击鼓二百下表示可以进入市场进行交易了，到了下午这些人员敲锣三百下提示商人和消费者要离开市场了，这种严格规定交易时间的举措与汉代是差不多的，他们对商业的管束都是比较严格的，所谓的汉唐盛的“盛况”主要表现在“文化”及政治方面，而在商业经济方面远不及后来的宋元明清时期。

对于度量衡的标准，唐代的管理更加严格，官方用统一的标准检测市场上的度量器具，不符合标准者要处以杖刑；对于别的器物，要求也十分严格，如果不按标准制作，销售者都要受杖刑之苦；对于物价方面，国家有统一的物价标准，不符合标准者，都要治罪。这些措施和举措表明了唐代政治清明和政权力量的强大，所以能够完全把商业经营活动和经营范围及规模控制起来，这种用政治和行政手段管理商业是市场的办法，对商业本身来说不一定完全是好事，而对于国家政权稳定来说，则是很有好处的。

但是另一方面完全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行为，则会加大管理的成本，唐中期发了安史之乱，国家力量受到削弱，已经没有办法用行政手段管理商业了，当时朝廷委任刘晏运用经济手段改革财政体系，比如让商人帮助运输和销售食盐，降低了盐价；政府收购各种商品，贱买贵卖，国家从中获利；国家预测粮价变动情况，及时调节。这些举措减轻了国家直接用行政手段管理商业经济的成本，减轻了国家的负担，所以被后来朝代效仿。

因此，唐代的安史之乱成为传统中国商业管理手段转变的转折点，安史之乱前，国家政权力量对社会方方面面的控制比较有力，安史之乱破坏了唐朝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也减弱了唐朝的政治力量，使朝廷不得不改变管理整个社会的策略，这种转变导致了对商业管理办法的改进，以后的宋代由于政治力量的薄弱，政权力量更是从具体商业管理事务中抽身出来，借用别的力量管理商业经济。

四、唐以后：利用“行会”代管商业

北宋时期的政府对商人交易的时间不再限制，商人除了可以在白天进行交易，夜晚也可以交易，那时的夜市景观已经十分亮丽，各色商品出现于夜晚的灯光之下。政府对商品交易场所也不再限制，临街大小店铺到处都是，比方说开封城里，大小商店繁多，交易活动十分活跃，这说明市场交易场所不再被圈定，政府也不设定固定的市场范围，商业成为一个单独的领域，不再是政治的附属物，但这些现象对管理商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政府一旦不再直接管理商业，商业内部就会出现自组织的管理办法，那就是在同业商人之间组建行会组织，行会组织是为了保证同行的利益，避免恶性竞争，但是行会组织本身则要受到政治的管理和支配，也就是说，政府通过行会这个中间组织间接地管理商业和市场，比方说行会直接替政府收纳商业税，为政府提供一些货物，等等，如此一来，同行业组建的行会不得不与政府走得很近，以便获得政治保护以及排挤其他业外行会。以往的政府利用经济手段管理商业，到了宋代，政府连经济手段也不用了，直接委派行会组织代理自己去管理商业。

商业经营出现了自己相对独立的行会组织，一方面可以排除政府的直接干扰，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和利益，另一方面对于个体商业小户和外来商户则是不利的，比如外地商人来到一处经营商业，如果不加入一个行会组织则是要受到排挤的，连官府也不同意这类商人存在，除非他们到官府登记并交纳“免行钱”，方被视作合法经营。可见行会既是对商业的保护，也是对商业的限制。明清时期的商人自治组织日益发展，出现了地域性与行业性的行帮、会馆、公所等，商人外出经商往往受到当地商人的排挤和欺诈，外地商人为了自身利益也会建立一些商业组织，比如建立同乡同业的行帮组织。

这些商业组织的规模越来越大，所承担的管理商业的职能也越来越强，分担了政府直接管理商业的负担，有些行会与政府力量结合在一起，成为垄断性的地方组织和不可忽视的地方力量，但其活动始终受到政府管控，所以无法成为真正独立的力量，而且，由于商业行会具有排他性、垄断性以及限制竞争等的特点，所以不利于技术进步、自由竞争和生产规模的扩大，行会组织内部的学徒、帮工等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也不利于劳动者积极性的发挥，可见，任何组织过大之后，都会出现有利有弊的现象。

因而，政府利用行会管理商业在节约管理成本的同时，对商业本身的发展造成诸多不利影响，行会越来越成为阻碍商业发展的消极因素。到底国家如何有效管理商业，才能使商业活动规范有序地进行而又不至于妨碍商业本身的发展，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我想，我已经把我的企图讲得很清楚了

　商业为什么可以有效解决社会问题 迈克尔·波特

　　哈佛商学院教授

　　商业并不能从制造社会问题中获利，而是从解决社会问题中获利。有利可图的商业模式可以让社会问题的解决变得规模化，而前提是企业必须改变对自己的认知，进而改变其他主体对企业的认知，最终改变整个世界。

　　我想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当今世界充满了各种问题，这些问题一直以来都存在，而且是非常严峻的问题，紧迫的问题，是大问题——营养不良、水资源紧缺、气候变化、森林退化、技能缺乏、不安全感、食物匮乏、医疗紧张、污染等等。但是我认为当今时代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在于，人们有了更加清醒的意识，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现在存在的问题。

　　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遇到许多障碍呢？我不是研究社会问题的专家，我的研究领域在商业，帮助企业盈利是我的目标，所以我试图从自己这个独特的角度出发，来对这一问题做出解答。那么，商业在这其中有没有一定作用，如果有，这个作用又是什么呢？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需要退后一步，思考一下这些社会问题带来的挑战和解决方法。

　　现在许多人都把商业看作是一个问题，或者至少是我们面临的许多社会问题之一。想一想快餐业、制药业和银行业吧，人们没有表现出对商业的尊重。商业不被当作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其本身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就是一个问题。确实，人们的这个看法也是有根据的，不少的事例表明许多企业做得很不好，使得问题更加恶化。

　　那么，人们倾向于由谁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呢？一般来说，我们会认为这类问题是非ZF组织、ZF和慈善机构的责任。的确，在当今时代，我们看到了非ZF组织和社会机构的异军突起，它们通过不断的创新、无限的激情和能力致力于应对各种社会问题带来的挑战。我们许多人也都积极地参与其中。

　　我是一名商学院教授，但截至目前我已经创办了四家非营利性机构。当我对某一社会问题感兴趣并且意识到它的严重性的时候，我就会创办这样的非营利性机构，这是商人们应对这些问题的方法，即便是我这样的商学院教授也会这样做。

　　我们早在几十年前就意识到了这些社会问题，我们在非ZF组织和ZF方面也有几十年的经验了，但是有这样一个尴尬的现实：我们进步不大，并未成功地解决问题。这些问题仍然很严峻，那些我们已经实现的解决方案还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还在循序渐进。

　　阻碍我们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呢？如果排除掉所有的复杂因素，答案就是我们无法形成规模。我们可以进步，可以有收益、有成果，能让事情变得更好，可以提供帮助，但是我们没有足够大的规模。我们不能在这些问题上形成大规模的影响力。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现象？那就是我们没有资源，这一点在现在比以往表现得更加清楚。问题很简单，在当前这样的模式下我们没有足够的钱来解决问题——税款和慈善捐款都不够。我们必须直面现实，资源不足的问题在现在这个充满财政问题的世界里只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资源的问题，那社会的资源又在哪呢？这些资源是如何被创造的呢？现在，我想答案就很清楚了：是商业。所有的财富实际上都是由商业创造的。商业通过满足需求获得利润来创造财富，所有的财富都是这样产生的。获得利润满足人们的需求，就带来了税款、收入和慈善捐款，这些就是解决问题所需的资源。其他的机构利用财富展开工作，但是只有商业才能创造财富，资源绝大多数都来源于此。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开发资源？当商业盈利的时候，它就产出了所谓的资源。利润就是售价与成本之间的差额，但是它具有神奇的魔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利润可以使我们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无限放大。因为如果我们可以盈利，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规模从10做到100、100万、1亿，直到10亿，这样的解决方案就可以达到自给自足。这就是商业在盈利后可以做到的。

　　那么，利润与社会问题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呢？一种思路是将利润用于解决社会问题，商业应该多贡献一些，应该担起更多的责任。这就是我们一直以来所走的路，但是，这样的一条路并不能带我们实现目标。

　　我的职业生涯从战略学教授开始，现在仍是一名战略学教授，我为此感到骄傲。但同时，我也越来越多的开始研究社会问题，我曾经研究过医疗、环境、经济发展、扶贫等问题。随着我在这个领域研究的深入，我开始了解到一些对我本人和我的一生都产生深远影响的东西。传统经济学和商业观点都认为，在企业的社会角色和经济角色之间有一个权衡，企业实质上通过制造社会问题来盈利。最经典的例子就是污染，在污染与减少污染二者中，企业往往会因为选择前者而获得更多的利润。减少污染的成本是高昂的，因此企业不愿意做这样的事。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同样需要很高的成本，所以如果企业不想要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它们就可以赚更多的钱。这些都是从传统观点出发的，许多公司也都受到这样的传统观点的影响，他们拒绝改善环境和工作场所的安全状况，做出许多被公众谴责的事。

　　但随着我对社会问题研究广度和深度的增加，再加上一些我试图通过自己或是非营利机构来解决问题的经历，我发现实际情况完全相反。商业并不能从制造社会问题中获利，这是一个非常肤浅的观点。研究得越深入，我们越会发现事实上企业从解决社会问题中获利，那才是真正利润的来源。

　　以污染问题为例。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了，减少污染会带来利润。这样做会节省成本，使企业更加高效和高产，也不会浪费资源。营造一个更安全的工作环境，有助于避免事故发生，对企业更有益，因为安全的工作环境是良好流程的标志，而工作事故会使企业承受巨大的损失。看过这么多事例，我们逐渐明白在社会进步和经济效率之间并没有根本意义上的博弈。

　　另一个问题是健康问题。我们发现企业应该特别重视员工的健康，因为健康的身体是高效工作的基础。新的深层次的研究都表明商业和社会问题间的关系，实质上是相辅相成的。在短期内，你可以骗自己说这两者是互相排斥的，但是长期来看这绝非事实。

　　所以我们应该如何调动商业的力量来解决各类社会问题呢？假设我们可以做到，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巨大的资源库和组织能力来实现规模化的目标。这一切现在已经开始实现，部分原因是人们一直以来都在提出各种社会问题。我们看到像陶氏化学这样的组织引领了以创新型新产品取代反式脂肪酸和饱和脂肪酸的革命；这里还有一个吉安灌溉的例子，该公司将滴灌技术推广到成千上万的农民那里，大大减少了对水资源的使用；思科到目前为止培训了四百万IT技术人员，以推动IT技术的传播，促进整个商业的发展。现在，企业有机会影响和解决社会问题，而这一机会也是最大的商机。

　　问题在于，我们该如何让商业思维来适应创造共享价值这个概念？所谓共享价值是指：用商业模式解决社会问题。共享价值是资本主义，是一种更高阶段的资本主义，因为其最终目标是实现人们最重要的需求，而不仅仅是追求产品性能的差异化和市场份额。在共享价值观下，我们可以实现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双赢。通过寻求那些可以激发最大可能性的机会，我们能够真正地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因为我们可以规模化。我们可以在许多方面倡导共享价值，这是正在发生的事实。

　　不过，为了使得这一方案顺利进行，我们需要改变企业对自己的认知，而这正在发生。企业以前局限在传统观念中，认为他们不需要担忧社会问题，社会问题不应由他们负责任。现在我们仍可以看到一些持此观点的企业。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如果没有非ZF组织和ZF与企业进行合作，单靠企业自身的力量也无法有效解决问题。一些新成立的非ZF组织，在与企业合作解决社会问题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那些有很大改变的ZF，同样也寻求与企业共同承担责任，而不是把ZF作为解决问题的唯一主体。此外，ZF还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影响企业的意愿和能力，激发他们的竞争。

　　我认为如果我们可以改变企业对自己的认知，改变其他主体对企业的认知，我们就可以改变世界。我知道一定可以，我能看到、感受到这样一天的到来。年轻人，我在哈佛商学院的学生们，正在为此而努力。如果我们能打破鸿沟，消除合作带来的不安和紧张感，那么我们就可以实现目标，并最终找到解决方案。（编译：张子孟）

　　（本文根据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2013年7月在TED上的演讲整理而成。）

《德鲁克的管理智慧》试读：第二章 政府、商业和市民社会：角色、关系和责任
大量证据表明，现在的政府是大而不强，臃肿不堪，优柔寡断，所费甚巨，所成无几……而此时此刻我们正需要一个强大、健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政府。
在一个由各种组织构成的社会中，我们需要政府作为其核心机构存在。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机构：它能够表达大家的共同意志和共同愿景，能够协助每一个组织为社会和公民做出最大的贡献，同时又能表达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价值观。
换句话说，政府的目的就是治(国)理(政)。
—彼得•德鲁克《断层时代》
很多人将彼得•德鲁克尊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和20世纪卓越的“商业大师”，然而，事实上，就其著作和教学实践而言，其中60%都是聚焦于社会而不是所谓商业。德鲁克重点关注的是一般意义上的组织，而不只是商业企业，他也并不完全着重于组织和组织内的人如何在一个孤立的机构中行事，而是更关注组织和人如何进行跨部门协作。首先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德鲁克认为自己是一个“社会生态学家”，时刻观察社会中由人组成的组织的性质，他所使用的观察方法和科学家用来观察地球上各种生物的性质和生态的方法毫无二致。德鲁克坚定地认为，社会的核心组织原则需要体现出个人性、制度性和集体责任性—要担负起做事卓有成效的责任、行动符合伦理道德的责任、尊重他人的责任和面向未来的责任。想到人们赋予他的崇高地位是“商业界的爱因斯坦”这一点，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德鲁克竟然会将政府视为社会中三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 公共部门。他期望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而有活力。
• 商业企业。商业必须成为创新的引擎，但是同时也必须视其责任为回报整个社会，而不仅仅是其股东。
• 慈善机构。非营利机构和市民社会是一种新的黏合剂，将对社区的参与和责任与有效运转的社会凝聚在一起。

只有当这几个组成部分相互之间保持平衡，每一个部分又都为不同的目的而努力时，整个社会才能有效运转，才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社会。当然，在现实中，要做到这一点显然并非易事，而德鲁克仍然将“有效运转的社会”视为对抗他个人在年轻时代所经历过的暴政和极权主义的唯一可能的保障。他从各个领域中有效、负责任的机构身上看到了希望，因为它们的存在，文明才能延续下去，个人、社区和社会才能发展起来。
本章致力于向读者展示德鲁克的观察和思考，包括政府的角色，公共部门、商业企业和慈善机构之间的关系，以及所有组织担负的为建立和维持一个负责任的社会所担负的责任。本章结尾则对德鲁克的构想和观念如何启发我们应对目前所面临的国内和国际挑战做出了一些推断。
政府的职责在于掌舵而不是划桨
经济—以及其他社会领域—的选择已经不再是，政府要么完全放任，要么牢牢掌控。
—彼得•德鲁克《断层时代》
这个世纪形成的大政府已然崩溃，不管是在道德上还是在财政上都崩溃了。大政府从未兑现过其诺言。但是，其替代者不能是“小政府”。我们在国内和国际上面临的任务难以胜数。我们需要一个有效的政府—这也正是所有发达国家的选民正在大声疾呼的愿望。
—彼得•德鲁克 “真正重塑政府”
德鲁克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他观察的对象包括政治、商业、文化、技术、历史、哲学、社会学和人性。他把管理学当作人文学科，他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物：视野开阔、包容广大、高屋建瓴、融会贯通、深思熟虑。事实上，真正理解德鲁克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有系统思想家。他尽其一生来寻找各种路径，帮助由组织构成的社会提升其协调性、有效性和目的性。他的许多原创性的洞察和想法都得到了验证，如今已经融汇到我们日常的DNA 中去了。他的很多光辉思想如今已经被视为常识，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下文列举了一些德鲁克的观察和洞见，这些思想将继续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商业和组织通常是如何运作的。
• 我们生活在一个知识社会中。
• 员工是资产，而不是负债，知识工人需要得到尊重，需要有参与权，而不是被操纵、被控制。
• 管理指的是把事情做对；而领导(力)指的是做对的事情。
• 一个病态社会不可能拥有健康的经济。
• 社会领域的重要性正在不断上升。
• 管理者在管理和激励他人之前首先要把自己管理好、激励好。
• 每个企业如果想要维持生存、获得成功，必须不断创新，不断开拓市场。
• 重要的是要“看到可以看到但尚未被看到的趋势”，而且能够基于已经存在的趋势采取行动，创造未来。
• 正如德鲁克的洞察告诉我们的，“预言未来的最佳方法就是创造未来。”

所有这些，加上很多具有开创性的原创理论贡献，都表明德鲁克的思想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了我们的日常语言和思维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