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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是中国“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的编制之年，尽管中央政府对今年GDP实现7%的目标充满信心，但在整个国内经济下行压力继续加大，全球经济继续深度调整这样一种背景下，如何实现我们国家经济的稳定增长，是我们将持续面临的严重的挑战。“十三五”时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非常重要的阶段，本届论坛围绕新常态下的经济转型这一主题，探讨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为我们国家未来五年的发展献计献策。
在此背景下，由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研究杂志社、经济学动态杂志社、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香港经济导报社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第九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国际高峰论坛暨第五次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发布会”于2015年7月4日在北京举办，来自国内外各高校、研究机构的200多位专家学者、40多家媒体参加了本届论坛。大会发言的学者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论坛主席刘树成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卓元研究员，国家统计局许宪春副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研究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代表Alfred Schipke先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教授Graciela Chichilnisky女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袁富华副研究员，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院长张连城教授，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甘犁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杨圣明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胡乃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曙光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秘书处主任张晓晶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学术期刊社社长杨瑞龙教授，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沈坤荣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李建伟研究员，云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院院长龚刚教授，北京大学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志洲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沈越教授，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高级研究中心主任陈昆亭教授，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彭建强研究员，湖南大学经贸学院陈乐一教授等。
与会专家围绕“新常态、新转型——‘十三五’规划展望” 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大会发言的同时，还围绕“新常态下的开放与改革”“经济增长与‘十三五’展望”等举办了三个分论坛，针对“十三五”时期的宏观环境、经济增长态势、宏观调控、“一带一路”建设、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以及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十三五”时期宏观经济波动态势分析
2015年中共中央关于“十三五”规划编制的建议，以及2016年“十三五”规划纲要的实施，是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情况下，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对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形成持久的推动力量。
1．中国经济正在步入新常态的路上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点表现为，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有专家认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表现为六个基本特征：一是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具有阶段性，传统的投资相对饱和，而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互联网+”的投资潜力巨大，这种投资内容的变化决定了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阶段。从消费需求看，过去粗放型、排浪式的消费基本结束，而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成为主流。二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是质量效益性增长。三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是创新驱动性增长，目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左右，创新驱动性增长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必由之路。四是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是结构优化升级型增长，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就要优化产业结构。五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是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增长。六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是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增长。
据此有专家认为，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新常态，但是还没有很好地进入新常态。中国经济正从过去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转为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但是经济还在探底过程中，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大，还未在年均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中稳定下来。如果改革发力、政策得当，7%或者6.5%左右的增速应该能够维持到2020年，甚至更长一段的时间。其次，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方面，2014年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8.2%，不仅低于高收入国家服务业平均为72.5%的比重，还低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53%的比重，最终消费需求对GDP的贡献率超过投资4个百分点，离消费需求的主体地位还有相当距离。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没有5年—10年的持续奋斗，难有实质性进展。新常态不是短期的状态，也不是几十年的长期阶段，而是指大致10年左右的中长期状态，是涵盖从现在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逐步实现现代化打牢坚实物质基础的时间，大概到2025年左右。
2．“十三五”时期宏观经济环境
在“十三五”开局的2016年，宏观经济波动态势的显著特点是，经济增速已连续8年处于下行调整中，是1981年以来三次回落中历时最长的一次。如果经济增速一路下行到2020年，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将会留下一条长达13年的下行轨迹。有专家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经济增速一路下行将会给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到2020年将使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难以实现；将使GDP比2010年翻一番目标的实现面临风险，特别是将会严重影响市场预期和企业投资。经济增速不断下降的预期，更不利于稳定和提振市场信心。同时还会影响财政收入的增长，而需要财政支持的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关改革措施的出台以及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社会保障的扩大、收入差距的调节等等都会受到影响。
有专家认为，2015年经济增速的回落有望触底，“十三五”时期有可能进入新常态下的新一轮上升周期。新一轮上升周期不是单纯的让经济增速适度回升起来，更不是要重回过去两位数的高增长状态，而是要实现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回升。要借回升之势，营造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更好地实现稳增长与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有机结合。
也有专家对此并不乐观，认为中国面临着经济下行的风险很大，通缩风险显现，消费、投资和进出口的价格指数均处于下降趋势，并且投资价格和进出口价格已出现负增长。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经济全面通缩将成为现实。短期内消费对整个经济难有实质性的影响，工业生产需求持续低迷，企业利润转负，亏损数增加。投资需求收缩，民间投资增速下滑的速度快于总投资增速下滑速度。用电量与货运量在2015年4月和5月继续迅速下滑显示经济已进入下行通道。出口增速大幅放缓，源于成本上升、外需收缩和外部竞争激烈，而进口数量和价格大幅下滑，源于内需不足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贸易顺差因此被动增加。地方债置换暗含长期金融风险。短期来看，进行债务置换不仅有利于化解地方政府资金链断裂的危险和减轻其付息的负担，也有利于优化银行资产组合结构。但长期进行债务置换，不但会对维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提出极大的挑战，还会极大提高企业融资成本。因此，从长期来看，持续进行债务置换将对中国产业升级转型产生巨大阻力。
但也有专家明确指出，新常态并不能片面地理解为经济增速一路下行。新常态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坚持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遵循经济波动规律，使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上下限之间正常波动，这种可能性政策含义以合理区间的中线为基础，该回升的时候要回升，该回落就要回落，但要把握好幅度。
3．“十三五”时期宏观经济态势
经济增长的趋势性力量与周期性力量叠加，使中国宏观经济面临巨大的风险，新常态的攻坚期必须强化底线管理。有专家提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出现了四大分化：（1）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分化。在实体经济低迷条件下，在房地产价格回落过程中出现了股市的泡沫；（2）生产领域的收益与金融领域收益分化，导致生产性领域萧条与股市泡沫的并存；（3）经济在整体低迷中出现区域分化，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明显提高，西部地区表现较差；（4）在需求和政策等多重因素的驱动下，增长动力的转换使行业出现了分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业态出现比较强劲的增长态势，但传统产业低迷，产业分化现象比较严重。
还有专家认为，中国“十三五”时期面临着三重“结构性冲击”，即资本增长的倒U型趋势，劳动力增长的倒U型趋势，干中学效应的逐步衰减；同时中国经济还面临着减速加剧的叠加效应：要素弹性逆转，资本弹性逐渐走低，节能减排对于经济增长的负向冲击，以及国际市场不允许无限制的工业化扩张所带来的工业品生产扩张的需求约束。
有专家认为，在经济追赶的城市化阶段，随着服务业主导地位的建立，政府干预可能会强化，因为服务业的一些部门比工业部门更容易被视为价值观念和国家安全的标志。政府更容易介入经济，导致抽租。因此，政府行为需要重新定位，发挥制度的租金创造效应。
追赶成功的国家，随着工业化过程推进和人均GDP提高，经济发生由低层次人力资本向高层次人力资本的梯度升级，中国人力的资本结构问题，主要表现为中等人力资本“壅塞”且质量有待提高，高等人力资本积累严重不足。根据人力资本深化规律，现阶段人力资本的培育决定了未来一、二十年内经济转型成功与否，为降低转型迟滞的隐含风险，中国应经济积极探寻高层次人力资本升级路径。有专家指出，“十三五”时期如果劳动力投入增长率是-0.9%；资本存量增长速度估计为9.5%，TFP的贡献率达到30%，GDP增长率可以达到6.2%。
还有专家进一步指出，未来我国经济发展将面临三大挑战：内需支撑力相对下降，多数耐用消费品需求已达到饱和需求状态，汽车需求进入减速增长阶段；外需提升空间日渐缩小，重要出口商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提升空间日渐缩小，外需对实体经济的拉动力下降；劳动力供给不足，未来10年是中国经济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时期转换阶段，经济增速将从过去30年平均10%的高速增长状态转向 6.7%左右的快速增长状态。
二、引领新常态的政策选择与探索
防止经济增速一路下行，既不能靠短期的微刺激措施，也不能靠简单的政策放松来解决。而需要从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更高层面，即中国中长期经济发展新的顶层设计层面来解决，寻找中国经济发展总体战略层面的重大创新和突破。
1．利益固化阻碍改革推进
改革进入深水区，困难重重。有专家认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缓慢。转方式、调结构、去产能，修复生态环境，减少债务，就需要地方政府不再充当资源配置的主角，而是为地方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法治环境、服务环境，着力改善民生。但是现在还看不清楚地方政府职能的转换取得的实质性进展。二是国有企业改革进展缓慢，垄断行业的改革阻力很大。深水区改革之所以困难重重，有认识分歧问题，有怕担风险的问题，但关键是由于十年来改革停滞不前，既得利益固化以后积重难返，改革风险越来越大。
有专家进一步提出造成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基本原因除了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外，目标管理缺失、弱化所导致的不作为，包括政策不作为和做事不作为，造成银行的钱难以贷出去、财政的资金难以用出去、各种审批手续难以批出去的“三难”现象，没有处理好发展和治理之间的内在逻辑和辩证关系，政府执行力、法治及问责的制度三要素都缺失，简单地将发展与治理对立起来。同时，为了纠正 GDP 中心主义的弊端，应该在政绩考核体系中同时纳入社会公共服务的指标，如教育、社保、生态环保等公共服务指标。
2．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社会的边界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短期的，治标不治本，政府宏观管理关键还在于治理方面的改革，也就是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治理边界的制度性改革、结构性改革。有专家认为，中国这方面的改革一直以来没有跟进或进行，甚至出现倒退，如国企改革。中国经济需要从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前者需要进行市场化的国家治理改革，后者则关键要靠民营经济的发展。
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政府要做的是放权和分权，将政府的公权限制起来，市场的私权才能得到保障，竞争机制也才能发挥作用，市场的生机和社会的活力才能被充分地激发出来，真正让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成为新的发展动力。经济发展、国家治理效果的好坏，取决于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是否界定合理。法治、政府执行力和问责（社会监督及干部问责）是一个好的制度的三要素，三管齐下并进行结构性改革，是正确处理好上述关系的重要抓手，也是促进中国经济实现均衡、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对策。
有专家提出，改革可从以下几个重点方面切入。一是政府职能的转变。进一步取消或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切实减少政府掌控的资源，包括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和具体经营领域的退出，推动政府从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权力机构向维护和服务机构转变，同时提升政府在维护和服务及政策落地方面的执行力，实行干部问责制和社会监督，使之从制度上激励干部干净和勇于担当。二是要素市场和要素价格改革，尤其是土地市场受僵化体制的严重束缚，已成为扭曲最大、发育最畸形的要素市场，并引致其他经济结构的扭曲，土地配置的市场化也是好的城镇化的必要条件。三是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包括完善预算管理制度改革、适度改革现行分税制、发展民间金融机构等等，尤其要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并借助互联网金融手段，推动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3．强化宏观调控的“机制化”建设
有专家从宏观调控的角度探讨政府政策，认为由规划、财政、货币政策构成的“三位一体”的调控模式具有强烈的中国色彩，强调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并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价格等政策手段协调配合”，远比西方主流教科书中讲到的稳定性政策内容要丰富得多。宏观调控的最高境界是人们感受不到它的存在，宏观调控不能包打天下，特别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今天，宏观调控在任何时候都要敬畏“市场决定论”，强化宏观调控的“机制化”建设，并提出重启地方竞争，强调地方竞争应从竞争GDP转向竞争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竞争，“不以GDP论英雄”的新指挥棒只是指明了竞争的方向，但还没有提供竞争的激励。
有专家指出，作为“十三五”规划的重要内容，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这三大国家战略的布局和实施，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在空间格局上的重大创新和突破，将会充分利用和发挥中国经济的巨大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释放出需求面和供给面的巨大潜力，凝聚起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中长期持久推动的力量。
也有专家指出，以TFP增进为核心、以制度改革和人力资本提升为支点，是中国未来增长唯一选择。以初次分配体制改革为突破口，理顺收入流动机制；建设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根据效率原则配置劳动力资源；重视人力资本的再生产和积累推动创新，运用空间整合发掘报酬递增机会。
三、新常态下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升级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结构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矛盾，影响和制约着国民经济健康持续的发展。经过近几年的调整，经济结构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产业转型升级取得一定成效。
1．经济结构向好与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积极的变化。有专家指出，在产业结构方面，2012年以来，第三产业增速始终高于第二产业，到2014年，第三产业占比48.2%，第二产业占比42.6%，第三产业占比已经超过第二产业5.6个百分点。今年一季度第三产业的占比进一步提高，达到51.6%，标志着中国经济增长长期由第二产业主导加快向第三产业主导转变。在工业中高技术产业比重上升，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上升，高耗能行业、采矿业比重下降。服务业中的高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快速发展。在需求结构方面，自2010年开始，消费需求占GDP比重回升，投资占比在回落，进出口需求在2007年占GDP比重达到了8.7%，目前已回落到2.7%，属于比较正常的水平。在区域结构方面，从2008年以来，东部地区的占比已经开始回落，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占比开始回升。最高的时候最发达省份人均GDP是最不发达省份人均GDP的10.9倍，到2014年，最发达省份GDP是最不发达省份GDP的4倍，相对差距在明显缩小。收入分配结构方面，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从2009年以来已经在回升，企业可支配收入占比在回落，政府可支配收入占比有所回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最高的时候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3.3倍，现在已经回落到2.97倍。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2008年是0.491，2014年降低到了0.469。对外贸易结构正在发生积极变化。从2014年主要出口行业的出口交货值看，技术密集型的装备制造业出口交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的比重达到64.5%，已经成为中国主要出口工业，比重远超过传统的纺织等劳动密集型出口行业。
但中国经济结构也面临着严峻挑战。在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比重依然偏低，虽然中国的高技术行业占比在上升，但只有10%左右，高耗能行业比重下降，仍接近30%。需求结构方面，世界平均水平最终消费占GDP比重是77%多，我们现在是60%多。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依然突出，相对差距缩小，但绝对差距还在扩大中。收入分配结构方面，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虽然在上升，但是和发达国家比依然偏低，按照实际可支配收入，差距会更大，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依然偏大。对外贸易结构方面，主要是服务贸易严重滞后于货物贸易。货物出口占绝对比重是90%多，服务出口不到10%。另外，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欧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中国的高端制造业质量赶不上发达国家，低端制造业劳动成本比较高，受到双重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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