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相信中国会“和平”崛起吗？

中国的崛起需要强有力的军事实力，同时需要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崛起后的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军事实力，惟如此，才能保证崛起后不至于倒下。给一个相对缓和的环境，中国会和平崛起，虽会影响到世界格局的变化、利益的再分配，但不会对世界不会构成威胁。

中国的媒体不是自由化方面发展，而是在向低俗方面快进。

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我觉得不太可能和平崛起~~我国不安定的因素太多~

势力的力量分布不均衡~~很多国家对我国不是很放心~加上我国的国防水平不是很高

在我国~军事水平只能实现本土防御作战~进攻不太可能~加强国防~特别是在航母方面的突破特别重要

当然哭肯定是要哭的，常言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关键是哭的后面应该是拳头而不是乞求。

不要崛起了，对其他国家没有造成威胁，却给自己的许多国民带来利益的侵害，那就是最好的了。“和平”也要对自己而言啊，不能为了强大而伤害自身~~~

中国崛起后的四大国际战略取向（转：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载的文章）

中国作为后起的大国要和平崛起必须妥善处理大国关系，以减少阻力，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文章分析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四大国际战略取向： 一是建立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大国关系。冷战结束后，世界上大国之间的关系已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要致力于建立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主要特征的，具有建设性的新型大国关系。这是推动世界多极化趋势的重要战略举措，也是促进大国关系良性互动的有效手段。 二是实行稳定周边的战略：睦邻、亲邻、富邻。目前，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处在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为了实现和平的崛起，中国努力实行综合立体的稳定周边的战略,即以中国的和平崛起为前提，以经济安全为主题，兼顾政治、军事、文化、环境、信息等多种安全因素，综合运用各种手段维护中国周边的安全和稳定，营造安全可靠、经济繁荣、长期稳定的周边和平环境，坚持以邻为善、以邻为伴，奉行睦邻、亲邻、富邻的政策，同时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如何消除一些周边国家的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妥善处理有较大争议的边界争端问题，如中印边界问题，特别是南沙问题，创造有利的周边环境。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要积极发展中国参与和主导的区域经济合作，要采取积极有效的具体措施加速实现东亚自由贸易区的战略设想。这是实行稳邻、睦邻，亲邻，谋求共同发展的有效途径。 三是要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和平崛起中受益。发展中国家历来是中国在国际事物中可以依靠的力量，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中，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和合作仍然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我们要充分发挥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重大问题上互相支持的政治优势。 文章强调，今后，中国将进一步加强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全面合作，这包括在国际事务中注重与发展中国家磋商协调，维护他们的正当权益。在解决地区性的冲突与矛盾中，采取积极、稳妥、推动和平解决的方针。在经济贸易方面，应继续向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并按照互利互惠、共同发展、形式多样、讲求实效的原则探索新的合作途径。中国在重大场合既要为发展中国家说话，又要坚持决不当头的战略方针。 总之，要使发展中国家从中国崛起中，从与中国的合作和相互支持中得到好处，为中国的和平崛起争取一个长期有利的国际环境奠定坚实可靠的基础。 四是以多边外交为重要舞台，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国际政治生活的多元化，多边外交日趋活跃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这是人类进步的表现。主权国家通过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在广泛的领域展开国际合作，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有利于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因此，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进程中应十分重视开展多边外交活动，积极发展多边外交关系。 文章说，今后，中国应以联合国为主要舞台，以亚太，特别是东亚地区为重点，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在联合国大会、亚欧会议、亚太经合组织、东盟首脑非正式会晤、东亚领导人会晤等多边外交场合和国际及区域性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维护中国的主权和正当权益，并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做出应有的贡献。

"军事和经济实力不分家!中国家底薄,现在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现在只能抓经济发展"

中国在发展的同时,别国也在发展啊,为什么说我们在发展了就一定能"崛起"呢!且我们发展的基础薄啊!!!

如果你能把两国油价和两国人均负担军费的具体数据反映出来，你的话就有说服力了。且什么“几百倍”等空话，让人生疑。

和平不是靠乞求讨来的,是靠拳头的

人大教授时殷弘：中国和平崛起需要五大“平台”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中国和平崛起需要有若干长期和基本的“平台”，它们有些是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性质的，有些则远不止如此。

　　可以设想的第一大“平台”，在于在尽可能长的时间里建设、维持和发展中美两国之间较为稳定的战略、外交和经济协调关系。鉴于当今全球和东亚国际权势的根本结构，中国在和平崛起的整个历史时期内全局性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必然是与美国的关系，不管这关系的基本状况如何。要在决不牺牲中国最根本利益(并且只是最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争取通过尽可能建设、维持和发展中美协调性关系来防止中国崛起的过大阻力甚或过大风险，同时关键性地拓展中国安全和发展的多方面空间。

　　可以设想的第二大“平台”，在于中国至少参与主导的多个亚洲次区域多边安全体制，连同同样是亚洲次区域的多边经济合作体制。可以说，中国和平崛起的首要舞台将始终在亚洲，尤其是东亚，其次是中亚和较小意义上的南亚。在这些地区逐步构建多边体制是为经久地缓解甚或逐渐消除中国处于其中的多项“安全两难”所绝对必需，也是为创造、开发和利用增进中国的中长期性经济、政治和战略影响的机会所绝对必需的。在这两方面，中国都必须比现在更进一步地拓展眼界，解放思想和多有作为，其中最关键的是在东北亚和东南亚。对于这些方面的关键性难点，特别要有全局性和长远性的战略思维和实践决心。

　　中国和平崛起的第三大“平台”，是数量日益增多、功能总的来说日益重要的各类国际组织。无论是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大国特殊地位，还是中国的国家规模、发展速度，或是全球化潮流中全球性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增多及其重要性增大给作为头号发展中大国——中国——提供的更多作用和影响机会，都预示着这一和平崛起平台日益非同小可。除其他价值外，这个平台是中国得以从自身国家利益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出发参与国际规则制订的一个最重要场所，在其上所需的远不止是充分认识参与“规则制订”的重要性，而且是从上述利益出发尽可能有效参与“规则制订”的本领。这本领除传统外交技能外，还包括“互相依赖政治的多方面复杂操作、对于各功能领域的大量专门知识的把握和熟练应用”以及“规则制订”方面的敏感性和行动效率。这些都是中国需要加紧学习和优化的。

　　中国和平崛起的第四大“平台”，应当是对外经济战略。它与一项项具体的对外经济政策有别，而且往往从政治和战略高度指导或支配这些政策；它作为国家大战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成分，有较高的自觉程度和内在整合程度，并且有它自己的各个分支。经济实力的空前迅速增长和对外经济交往的异常蓬勃发展，构成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初期以来最突出的民族成就。多半由于这个原因，在中国作为东亚乃至世界强国和平崛起的漫长过程中，对外经济战略应当、也可以成为当前“初期阶段”内的首要战略分支，一定意义上甚至是压倒性的战略分支。我们在这方面可以说非常滞后，急需加快建设的步伐。

　　中国和平崛起所需的第五大“平台”是传统国际政治性质的，即中国与某些国家的“特殊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一向与若干国家有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意义上的“特殊关系”，它们都对中国安全有过重大的助益，某些当今依然如此。现在的问题是根据国际政治的变化和双边关系的现状(包括其广义的成本效益)进行某些重新审视，以确定什么需要予以重大调整，什么需要予以巩固或新建。在这方面，拓展眼界、解放思想至少与审慎精细一样重要。

　　从中国所处的力量对比格局看，我们特别需要至少巩固同俄罗斯的“特殊关系”，并且认真考虑在可行的情况下，逐渐同中国周边个别地缘位置特别关键、国家实力实属可观的国家建立“特殊关系”。多少与此相关，还有一个长远问题，那就是未来可能需要国家联盟，它当然更应当有高度的选择性。起码可以说，从国际政治的某些常理和应对未来可能事态的可能需要看，不应当将此绝对排除在任何未来考虑之外。

　　不言而喻，中国和平崛起的未来轨迹很大程度上将由世界和区域国际政治的大环境决定，如同它在很大程度上将由中国自身的状况、战略和政策选择决定一样。这一大环境无论从理论还是从现实说，都是“新”“旧”相兼，即新型国际政治与传统国际政治彼此交织和渗透。关于这两类国际政治，只可能大致地说在什么问题领域哪个为主，很难说总体上哪个为主，至少在今后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必定如此。因此，为中国和平崛起服务的战略、方针和政策也必须从这一交织和渗透出发。就此而言，中国在和平崛起的历程中一方面必须有、也能够有巨大创新，另一方面不会、也不可能整个“例外于”现当代世界史。对我们应有的思想和实践来说，具备这一基本认识至关重要。＃

　　【链接】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环境与国际战略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中国和平崛起”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和理论意义的议题。去年底，中央领导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立场，表达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并要为世界和平事业做出自己贡献的决心和诚意。这一立场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而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则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中国能否和平崛起、如何和平崛起以及在崛起的进程中采取何种国际战略等问题，成为摆在中国学界面前的崭新课题，需要学界从理论的高度予以论证。

　　3月13日，“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环境与国际战略”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隆重召开，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程天权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景治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词。围绕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背景、国际环境、国际影响及国际战略等议题，50多位国内著名专家、学者与会参加讨论。

　　据悉，今年是中国国际问题教学与研究40周年。40年前，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三所大学承担起了国际问题教学与研究的历史重任，分别建立了具有不同研究对象和领域的国际政治系，为中国外交外事部门培养出一代又一代优秀人才。此次研讨会也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为纪念这样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将召开的一系列学术会议和活动的序幕，为学界专家教授创造了交流观点与心得体会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