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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在现在人们的印象中，是经商天才，能从任何生意中挣得利润。罗曼·波兰斯基在他的《钢琴师》中，有这么一个细节：在同被送往集中营的前一刻，依然有不幸的犹太商贩向不幸的同伴兜售糖果。
犹太人其实是被迫学会了经商。他们原来几乎全是农民。反抗罗马帝国的起义失败后，在公元七十年，耶路撒冷圣殿被捣毁，犹太人多数被掳获。在此后的流亡的过程中，犹太人却在巴比伦学会了经商，而且成为专家——优势一直保持到了现在。
流亡固然不幸，新知识与新技能却是丰富自己的重要收获。不流亡，就接触不到巴比伦的商业。当然，这不能理解为被敌人掳去是件好事，只是为了表明，时空的突然转换、熟悉氛围的完全消失，能逼迫人做出艰难的转变，从而迎来命运的转折。
人都相当具有惰性，依恋熟知的环境，相当简陋的物质及知识供给，都能让人忍耐下去。所以“流亡”的状态的出现，开始总有由于外力强迫。
结合了大量犹太人历史的《旧约》，“流亡”也是一个重要主题，从中也可以看到“流亡”是人的本性所憎恶的。在《出埃及记》中，先知摩西带领寄居的以色列人出埃及，奔赴神应许的“奶蜜之地”；几十年在荒野流浪，以色列人一碰上难题，就冲着摩西抱怨：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法老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的旁边，吃得饱足；你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我们全会众都饿死啊！
只要有个肉锅，当奴隶的现状可以坦然接受；而只要饿几餐，再自由的“流亡”，也会引起普遍反感。自由的价值远远高于奴役，这是个常识，也无须论证了。可是奴役的状态仍旧为许多人所选择，原因很有可能就是自由的状态需要某种程度的“流亡”。
《新约》中的许多元素都是新的，可是“流亡”主题还是一再出现，而且被赋予了传播学上意义：那些被驱散的人，流落到各地，宣扬理念（《使徒行传》）。当“流亡”的价值显现后，“流亡”逐渐成为主动追求的状态，“流亡”状态也多数是在精神领域内的“灵性流亡”，从“埃及”走到“奶蜜之地”，全然都在自己每天的一念一瞬，在自我挣扎中完成，也许这个过程所需要的时间，绝不会少于摩西在荒野里的几十年吧？
一个人有无自觉、有无勇气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域”，在危机与挑战中保持警觉与学习能力，是愚智分界线。从这点来看，自由竞争的商业社会，确实有力于激发人的潜能与创造力，公司再大、能力再强，都害怕突然杀出高明的对手，只得有意识地提升自己，不敢稍有松懈。在他们身上总能看到活力和智慧。相反，那些只在“舒适区域”不动的人，越来越笨、越来越无聊，也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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