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
雷达卡
钩沉历史真相是记忆的苦差，要么尘封那些晦暗、苦痛、难堪之事，要么任意化妆，为我所用，古往今来均屡见不鲜。历史记忆、经验、教训，并非历史学、政治学能够整体打包，文学的表现和反思有其自身不可替代的优势。
正是在历史与现实、真相与表象、个人与群体的错综境遇中，南翔的小说集《抄家》的出版具有特别意义，彰显了南翔的深切之思：既有还原“文革”真相的探究冲动，也有对粉饰“文革”和浪漫想象“文革”的揭底和点醒；既有对“文革”特有符号体系意味深长的辑录，也有对“文革”政治生态及其灾变的对焦和存照；既有历史吊诡处的不尽背书，也有人性深层的不断敞开。这十个有关“文革”的故事在表现形式上也颇具特色：模糊了小说与随笔，打通了虚构与非虚构，叠合了亲历与转借，具有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那样的纪实之风，又有学者文气。用冯骥才的一句话也能概括《抄家》“回忆性书写”所触及的历史神经末梢：“那时，一个人的命运，往往也是千万个人的命运。”
关乎命运，往往会呈现诡秘之象。“文革”在改变千万人命运之时，也改变着它的发动者、得利者的命运，乃至国家的命运。在如此变幻中，“文革”给自己戴上了傩面———它不是不真实，而是另一种真实，更复杂的有待层层揭罩的真实。南翔力图接近这些真实，艺术地表现这些真实。他以文学方式站在了历史的某一处高点，他睿智的双眼看清了正剧的哗变：闹剧如何演变为鬼剧，喜剧如何演变为悲剧，独幕剧如何演变成广场剧。哈耶克对这一全民参与的“傩戏”早有预言，并点出了它的死穴：“集体主义思想的悲剧在于：它起初把理性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却以毁灭理性而告终，因为它误解了理性成长所依据的那个过程。”
《抄家》在小说诗学上的别出心裁还在于，用戏剧化结构编排，每一个故事既是独立的一出，又是整部荒诞剧中的一幕，每一个人物的表演合成了一个主人公的表演，这个主人公具有非人的特质，它就是“文革”。当“文革”摹仿它自己来出演时，它所戴的傩面将那一段历史惊悚地置于聚光灯下，变形成为常态，非我揪出原形，口号成为台词，灵魂只能觳觫。所有这一切在事后和场外看来，是不可理喻的，而在傩面的闪晃下，由红海洋的布景烘托着，由振臂一呼的表忠和声讨渲染着———这样喧嚣难止的“傩戏”，陌生的不再陌生，反常的不再反常。也只有在“傩戏”的现场，如此失真的一切才夸张成另一种真实，而日常的真实被它捶扁挤压，变得不真不忠了。所以，若将“文革”视为一场集体的“傩戏”，能够将不可理喻修饰成转喻，将看不清楚的予以定格。南翔就此发现了“文革”的傩面及其表现形式上的摹仿术，即对“傩戏”的摹仿。人、鬼、魔、神各有面具，各有台词，各有桥段，各有身手，他们摇晃傩面，互相挟持，彼此打量，一起跳跃，唱词念白自成一体。对这种傩文化基因的图谱分析，肯定会有诸多新发现，但决非易事，也不是本文能够承担的。我想到了我们楚地有“傩人逐厉鬼”的旧俗，不少方志记载：“楚俗尚鬼，而傩尤甚。”傩有说有唱、载歌载舞的本意是表现神的身世事迹，求神降临，驱瘟赶恶，具有强烈的净化取向。这些与“文革”的初衷惊人的相似，而“文革”中各路人马的大幅度表演，大约在“傩戏”中也能找到各自原型。
在傩面一再强化的暗示下，人的异化不可避免，南翔写出了一系列人物的“傩化”过程。《特工》中特殊材料制成的舅舅，能骗过日本人，骗过国民党，骗过妻子，却骗不过造反派，他死守秘密的面容下藏着对“文革”非人性的无声控诉。《甜蜜的盯梢》所写的几代人的盯梢，令人惊惧地看到中国社会从家庭细胞开始的异形成怪。我们不禁要问，这样膨胀到社会边际的异化还会发展到什么状况呢？而首恶就在“文革”以及它的前戏———一浪高过一浪的运动。《我的一个日本徒儿》、《1975年秋天的那片枫叶》、《老兵》、《来自保密单位的女生》等都写到人物由于出身的戏剧变化，带来了社会存在价值的跳水或升浪，人异化为身份的符号时，身份就成了人所戴的傩面，或神或鬼。《无法告别的父亲》借两重转述说到一位要犯，他所遭受的一切使他在梦魇中不停叫喊：“我不是啊，我不是啊……”他太想撇清自己是什么，不是什么，其结局只能是将自己变成非人。他的死也将“父亲”拖入了历史的渊薮，也是人性拷问的无穷诘难。但当下，又有几人像“父亲”一般在不断追问呢？我只能把他当作一种抽象反思精神的寄寓。南翔塑造其面容也是模糊难辨的，就像傩戏场子里那张离熊熊烈火最远的“没面目”。
南翔没有将“文革”的傩面写得千人一面，甚至也很少暴力呈现，他似乎更愿写出傩面下人性光辉闪耀的一刹那，内心温柔波动的一刹那，人以自身的全部勇气抗魔诘神的一刹那。如此的“文革”才可能在人性层面照见历史的多棱。因此，“伯父”的反对票，“老兵”的揽屎盆，“阿平爸”的撕借条，这些小人物在高压之态下的良举、壮举，撕裂了“文革”那些虚张声势的傩面，哪怕只有一丝裂缝，也如云表闪电，让人为之震荡，让人回看“文革”这场“傩戏”不至于太沉闷、太绝望，从而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深潭。
南翔这部《抄家》的文献价值和文学价值几何，每一位读者都会作出自己的判断，但忽视这本书，将是认知和审美的双重遗憾，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中的一句话：“从来没有一份文化文献不是同时又是野蛮主义的文献的。”我理解，这不是对文化文献本身的贬损，而是对类似“傩面文化”的所有负文化的定性。如此看来，文化的使命需要这样的肩负：让历史从漫长梦魇的罪恶感中摆脱出来，从各色傩面的符号化下返真过来。(舒文治 公务员，湖南)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