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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2015年11月12日发表《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实现宏观调控的根本性转变》，他认为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转变：第一，由需求侧管理转向供给侧管理。需求侧管理是说，经济萧条了财政就扩大赤字，经济膨胀了财政就收缩赤字。货币政策从需求管理来看，就是经济萎缩了就扩大信贷规模，通货膨胀了就收缩信贷规模，实际上这是需求侧的管理办法。供给侧管理是说，西方有一个供给学派，它提出要减税，减税扩大生产、刺激创业、发展小微企业、增加制造业的利润、增加就业、增加收入。这是两个方面，鼓励创业，中小老板就多，中等收入者就增加；增加就业，有工资收入的人就增加。增加收入就能刺激消费，而且增加消费还有几个连带作用：第一是调整投资和消费的结构，第二是提高劳动和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另外，需求和供给可以良性互动，因为生产出来的东西有需求才能购买，光投资建厂生产出来的产品最后没有就业，特别是一些大的项目，就业人数少，造出很多产品，最后国内消费需求萎缩，只能出口，不能形成良性循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转型。第二个宏观调控的根本性转变，就是要从总量调控转向结构调控。第三，要从以货币政策为主转向以财政政策为主。
反对三驾马车需求理论的应该首推吴敬琏，他给出了自己的经济增长公式：人力资本+物质资料+效率=经济增长，可惜的是，唯独缺了关键的要素——市场容量。
供给主义发端于美国的拉弗，面对上世纪美国的滞胀，他搞出了一个凸形曲线，指出减税可以让税基加大，带动经济增长，进而增加税收，改善财政状况。
然而，该学说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饱受质疑。
新宏观主义认为有必要重新梳理供给主义的来龙去脉。
一、供给主义的历史渊源
自然经济中，一个地主雇佣一百个长工生产粮食，另一个地主雇佣一百个长工生产衣服，在生产过程中，地主发工分记录工时，年底结算，长工们有的领到粮食，有的领到衣服，彼此有多余的，相互交换，地主剩余无多，基本满足自身需要，简单再生产年复一年。
后来，不但要求粮食、衣服、还要车子、住房、通讯，更要精美的食物、时尚的衣服、快速的交通、宽大漂亮的住房、迅捷的通讯，于是产业内部的中间加工产生了，分工与交换的广度和深度发生了巨变，金银货币满足不了需求，生产者出具各自的借据或欠条来交换，但这需要加以甄别信用度，交易成本巨大，于是大家商议，由一家出具，大家都从它这里借。这就是央行，商品经济形成了。
问题出现了，原来自己出具的借据，希望持有人不来兑换，或者有贬损；而现在，借用别人的借条，需要还本付息，因此，希望能保值增值。于是生产的目的发生了变化，不但要生产的更多，而且要收回更多的借据。
这导致了商品经济的生产目的发生了重大变化，与自然经济的生产目的是收获更多的实物财富，也就是实物利润不同，商品经济的目的是货币利润，因为企业主负有债务，需要还本付息。
自然经济的生产公式可以写成：实物——加工增值——实物利润；而商品经济的生产公式则是：货币——实物——加工增值——实物利润——货币利润。前者实际只有一个实物循环，货币仅为交换媒介；后者有实物循环，并增加了货币循环，而且货币循环引导决定了实物循环。
为了解析其内在机理，需要将纷乱繁杂的交换进行科学划分。
新宏观将交换做如下分类，从而将问题清晰简化：
一是企业主与工人之间的交换；二是工人与工人之间的交换。
第二种，也就是自然经济的情形，消费品之间要求成比例，遵循所谓的萨伊定律。这本质是消费需求之间的交换，是等价交换，货币中性，基本能满足斯密所主张的均衡，这里的问题并不大，这就是重农学派——供给主义——微观经济学的根源。
第一种，则是商品经济的情形，这其中的实质是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之间的交换，也就是工人的工资能买回他们的产出吗？它蕴含了经济系统的主要矛盾，原因是：
货币是由央行创造的基础债务，消费需求是唯一的最终需求，但它来自初始投资需求，是初始投资需求的一部分，根据新宏观主义的产业树模型，顶级投资最终分解为中间加工级产业的货币利润和工人工资，也就是派生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并首次从理论上推导出两者比例关系，而消费需求承担了初始投资需求保值增值的重担，要求部分大于整体，这是不可能的，由此导致派生的投资需求溢出，货币不得不粗放发行。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论断：宏观投资必然亏损，这里的宏观投资也就是顶级投资，它的货币来源是央行借贷。
根据以上分析，新宏观主义对投资需求的结论是：投资需求是消费需求的来源，因此，它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投资需求的实现有赖于消费需求，但这必然要求部分大于整体，因此，仅有投资需求是不充分的。同时，所谓的均衡理论在此也不能成立。
该结论可以得到大量的实证检验，比如产业龙头企业的亏损、投资回报率下降、以及由此带来的低利率甚至负利率，而失去订单的中间加工级产业的投资需求预期悲观，纷纷溢出实体，也就是所谓流动性陷阱。
凯恩斯发现了这一规律，要求ZF顶上去，让它扩大投资，替代原有的顶级厂商，的确可以给社会资本带来利润和工人就业，但ZF的债务势必越积越大，这就是债务危机。
而有些过剩资本则乘机囤积原油、煤炭、钢铁、房子，推高生产生活成本，而企业原有的消费不足又无法摆脱，只好限产保价，但这势必进一步减少需求，于是进一步减产，滞胀形成。
凯恩斯的诟病除了债务危机和滞胀，就是ZF投资亏损。
然而，经济学家对亏损的原因还仅仅停留在产权、寻租等微观层面上，他们认为ZF的干预是万恶之源，哈耶克、弗里德曼等自由主义者据此攻击ZF干预。
的确，凯恩斯主义的本质就在于他并没有解决宏观投资亏损的命运，只是让ZF替代顶级投资，成为冤大头，出了力，还挨骂。
凯恩斯主义尽管被称之为需求管理，但是他并没有提出系统性的反对均衡的理论，只是要求恢复到原有轨道上去，好比一辆偏轮汽车，换另外一条道路，还是会偏。
弗里德曼认为存在货币超发，这也是事实，因为宏观投资是亏损的，意味着该过程有货币漏出，即中间加工级产业的利润和工资储蓄，而为了保就业和社会稳定，ZF又不得不扩大投资，央行甚至量化宽松购买国债，这其中的货币漏出制造了资产泡沫，最终形成长期通胀，也即这种货币发行方式是粗放的。
弗里德曼还认为，经济系统的不稳定在于部分准备金率，因为所谓的货币创造实质是创造债务，而累积的债务总额远大于基础货币，一旦集中提现，则必然发生挤兑危机。
然而，他的看法还是没有看到根本，商业银行只是衍生了债务，而央行才是创造了基础债务。
他的理想是均匀地按比例地发行货币，这只能是美好的愿望，因为该理想并没有改变货币的债务性，系统仍然受制于央行的债务约束。
如果这些过剩资本借贷给企业，则形成企业债务危机。
如果借贷给消费者，则形似次贷危机。
正是债务推动了经济周期的形成。因为原有的消费存量释放或外部的顺差带动了经济复苏，产出增加，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会抑制顺差，从而消费不足的问题暴露，加上规模效应，于是物价下跌，货币当局放松信贷，加杠杆，催生资产泡沫，形成繁荣阶段；随之将触发企业盈亏点，债务压力凸显，以及过剩资本炒作的房价推高了生产生活成本，企业被迫限产保价，而工人的收入降低进一步减少了消费需求，只有继续减产，形成滞胀；货币当局为防范通胀而紧缩，结果形成产出减少，物价下跌的萧条期，这就是完整的复苏、繁荣、滞胀、萧条四阶段，它是加杠杆减杠杆的过程，也是债务危机的形成到破灭的过程。
马克思对经济周期有深刻的认识，并将此归咎于剩余价值。
然而，根据剩余价值的定义，它是工人创造，又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价值。工人创造的必然是实物利润，因为工人不是印钞工。马克思的另一句论断：“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资本论》第一卷188～189页）看起来令人费解，好像自相矛盾，实际上，“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实质就是实物利润，“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而是货币利润，“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说的是既需要实物利润，也需要货币利润。
也就是说，剩余价值必须是实物利润与货币利润都得到实现。但是，经济周期恰恰是债务推动的，大量的实物利润无法实现其货币利润。
马克思观察到的剩余价值实现是微观个体特例，而经济周期则是剩余价值未实现的宏观整体普遍表现，两者一个是货币利润实现，一个是未实现，由经济周期来否定剩余价值是不合逻辑的。或者说，经济周期是群体性剩余价值无法实现的结果。
问题的根本在于实现宏观的货币利润，但这是供给主义无法给与的。
供给主义源自自然经济的重农学派，忽视了货币的债务性，只关注交换的比例问题，形成所谓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念，将市场视为无限大，将自己的视角偏执于生产要素的提升上，认为提高经济竞争力即可摆脱困境，殊不知，在现代商品社会中，这意味着抢夺别人的市场份额，对于大的经济体是不可持续的。
斯密、马克思、凯恩斯、弗里德曼共同犯错的原因在于受供给主义的误导，没有发现货币利润的重要性，以及货币的债务性。
吴敬琏非常反对投资，因为他观察到投资的效益低下，这实际是因噎废食。
凯恩斯发现了投资的必要性，但未证明其不充分性。
需要做的是改变货币发行方式，消除其债务性，对投资需求进行价值补偿，实现其货币利润，新宏观主义的方案是储备需求，也就是央行市场化购买准公共品，社会免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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