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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十年前保过一次。那一次的结果是，到了秋天的时候，决策层重量级人物出来说明，说8%是个“指导性”，不是“指令性的”，其实7.6%也不错云云，结果到第二年年初算总账，1998年增长7.8%——不知道是不是巧合，这个数字恰好位于8%和7.6%的正中间。同时，那一年，外贸“零增长”。
GDP一年能增长7.8%，放到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低了，尤其是2009年，发达国家当中随便挑一个，能到3%，估计都要额手称庆了。但是放在中国大伙就觉得低了。学者们都说，增长的质量比数量更重要。但是小平讲过，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中国还有好多东西要改革，比如说金融领域管制依然很盛行，而且最近几年来，部分领域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再比如，土地制度还需要有深层次的变革。改革本身其实不太难，难的是改完了之后，第一，不能乱，要和谐，第二，不能倒退，要发展。这就需要注意改革的方式。中国的改革，到现在，至少大多数人，都认为还是很成功的。而成功的原因，基本上大家都认可的，就是“渐进”。而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概括地说，就是：第一，尽量少动既得利益（比如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第二，如果动了，尽量给予相应的补偿。这种改革的模式，意味着如果改革还在继续进行，就一定伴随着较快的增长。反过来说，就似乎小平说的，增长要保持一定的速度，才会有比较大的回旋余地。“回旋余地”的一个很重要的意思，我的理解，说穿了，就是可以拿出东西了解决“老人”的利益问题。
不过1998年的增长是有人怀疑的。怀疑的理由很多，其中有几条比较有意思，和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也有点关系，因此拿出来回顾一下。理由之一是1998年的月度数据有些蹊跷：一些关键的指标，比如投资，到了年底突然上去了，然后过了年又下来——下来是合理的，因为1999年增长率继续下滑，真的只有7.6%了。另外一个理由是1998年的电力消费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有点离谱：当年电力消费只增长了2%。在经济学里有个概念，指的是电力消耗量的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的比率，叫做“电力消费弹性系数”。换句话说，1998年的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只有约0.26。这实在太离谱了。经验表明，这个数值在1左右比较靠谱。当然了，电力消费弹性系数也是随着周期的变化而呈现周期性的，而且，更准确地说，是顺周期的，即经济减速的时候，它也会跟着下降，经济回暖的时候，它也跟着上升（当然中国这个数值的波动比较大。本来想算一下，实在是今天晚了有点儿太冷，偷个懒，贴个现成的图给大家看一下算了。下图是1993-2010电力消费弹性系数统计与预测）记得后来1999年开全国人大的时候，国家统计局局长不得不给提出质疑的人大代表作解释。当然，1999年的数据就有大幅度的改善了。【关于这个指标后来又有好玩的事：浙江从1999年开始，这个数就稳定的高于1，而且有时候还高得似乎有些离谱，比如有的时候竟然超过1.85。一些人，包括我，认为除了实际因素以外，统计数据的失真也是一个原因。具体地说，就是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可能瞒产的事情会多一点。也就是说，电用掉了，查得到，产出增加了多少，很难查。】
回头再说保八的事。当年的八，其实是没有保住的。现在又有人说2009年的八，保得住。虽然我不喜欢做这种明年经济会增长几个点的预测，但是要说到保八，我的看法是：悬。
很多人都是根据初、中级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早期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来判断宏观经济形势的，而且特别相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尤其在各种媒体大肆宣扬和各路专家煞有介事的分析和评论之后），而且常常忽略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时滞。未来的事实将一如既往地证明，这是很容易出错的。
很多人在说要降息。而且我也坚信，央行一定会降息，并且敞开货币发行的口子。按照宏观调控当局的一贯路数，估计在未来一年之类，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变动个10来次，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很多人觉得高鸿业先生写的教材有点过时了，但是我还是坚定地认为，有必要把其中关于货币政策时滞的那张图认真学习一下，然后了解一下什么叫做货币政策可能加剧而不是熨平了波动。】但是，货币政策在刺激经济快速复苏这一点上，好像表现从来就不突出。1998年之后搞过好多次，效果一般。日本反复用过，也一般。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长期执行扩大货币供应量和低利率政策，一旦经济复苏，那么低潮时释放出来的流动性就很有可能酿成新一轮的经济过热。这也是我一直觉得很多人现在批评格林斯潘并不合适的原因：现在很多人主张的，不就是格林斯潘当年的方法吗？实际上，我觉得，当年格林斯潘的理由更充分。这个说来话长，按下不表。
当然，我们还有更厉害的：财政政策。
不少人很迷信那4万亿的财政刺激，加上后来地方政府表决心，搞到18万亿还打不住。但是这个政策的效果可能离大家预想的目标会比较远。1998年以来的财政政策，搞得风风火火，而且最终见了成效：到2000年。但是这是个外行话：财政政策的效果应该是比较快的。搞了几年效果才显现，这在理论上有点那个。而且关于1998年开始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当年学者们就颇有微词，原因之一是过多地投在基础设施上，没有带动民间投资。但是现在看起来，当时的效果应该还算比较好的，这一次要带动民间投资，可能更难。原因很简单：当年中国的基础设施的确很稀缺，因此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预期利润率比现在高得多。现在还用这个办法，恐怕政府投资会更孤独。如果社会投资不能及时跟进，那么烂尾工程就很难避免。
再说时滞的问题。1998年夏天开始，决策者意识到紧缩来了。其实紧缩是1996年开始的，或者说，是紧缩在1996年没有停下来，等到1998年出了问题才反向操作，已经晚了两年了。附带说一句，好像中国的宏观调控当局对经济周期的反应总是滞后大概两年，而且事到临头就来硬的。比方说，到2004年春天才决定要防止过热的情况，一出手就是狠招。最近的这次宏观调控也是这样。2007年又是加息又是调高存款准备金率，加起来十多次，被称为“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2007年年底开经济工作会议，还觉得力度不够，于是把2008年的货币政策基调定位为“从紧”。于是合理的理解是，2008年要比07年更狠。结果到11月，出台4万亿的财政刺激计划，而且是限时限刻，等一分钟都晚了。个人认为，虽然以早期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宏观调控强调要“相机决策”，随机应变，但是中国的情况还不至于急到那个程度，上大型项目还是可以从容一点，不是说要科学发展吗？
考虑到国际经济的影响，事情会更麻烦。美国的情况似乎很难在2009年有转机。虽然最近看起来似乎消停了点，投行没有再一家接一家的告急，但是实际上问题刚刚暴露。说中国2008年的滑坡是次贷危机的结果，那可能是开玩笑。我坚信，在没有次贷危机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减速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减速和奥运会只有时间上的相关，却没有逻辑上的因果。换言之，它总是要来的。
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就和次贷危机——现在或许应该直接叫国际金融危机或者经济危机了——有很密切的关系了。想想看，一个对外贸易依存度一度超过80%的外向型经济，贸易伙伴出大问题了，自己怎么可能影响不大？在政府和老百姓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格局没有根本改变之前，补贴一下消费，只是杯水车薪。
总结起来，一句话，按照现在的国际国内形势和政策取向，2009年要保八是很难的。
附带一个观点：宏观调控很重要，现在尤其重要。但实际上，我的看法是，把太多的注意力和精力放在宏观调控上，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因为中国现阶段的宏观经济波动，无论往上走还是往下走，幅度都会比较大。在短期调控的同时，如果没有在消除经济大起大落的制度基础上下足够的功夫，让相对价格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宏观调控当局会觉得自己很忙，也很有成就感，但是损害的是长期的增长潜力。
当然了，中国人是非常善于创造奇迹的。在1998年之后，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从此不可能再保持9%以上的长期增长了。文雅的说法是：“中国国民经济超高增长过程终结，次高增长阶段将来临。”相关论文写了一大堆，书也都出了：次高增长阶段的中国经济。基本想法很简单：未来中国经济经济增长以7.5%左右为轴心，上下波动1.5%。可是接下来却弄出一个这么大的动静。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我依然抱有信心。在下一个周期中国可能仍然是9%以上的年均增长，虽然09年可能会有点让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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