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欧洲“断气”，是扇到茅于轼脸上一记响亮的耳光

欧洲“断气”，是不是扇到茅于轼脸上一记响亮的耳光? 不敢评论。如果投票同意或不同意，倒想看看投票结果。

今天新闻：欧洲"翻生"了(广东话，又有气了)。请评沦一下。

1,如果我国大量进口粮食,请问世界市场的主要粮食出口国是谁,然后你在看看如果发生矛盾,到底它们之间会破裂还是会联手遏制中国,这也是最悲观的假设.

2,然后国家作出4万亿的投资计划,就是对失业人口 有所考虑

3,还有个人认为现在工业用地并不紧张,何况经济形势和你开不开放土地控制并无关系

4,美国银行抛H股主要是对后半年的经济形势悲观,即时收回现金,它自己现在日子并不好过,它抛却股票并没有引起银行股崩溃,所以对中资银行没有造成影响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1-10 7:59:24编辑过]

可以理性讨论，要文斗不要武斗！！

毕竟茅先生是80岁的老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尊老爱幼永远不能丢弃啊！！！！

不得不说，

茅老并没有说不用种地而进口粮食，而是依托市场经济的体制下种地。

我是个农民，第一眼看到茅的论调就感觉这是个经济走狗，学术骗子。

wangfei8126网友的观点基本都很好，受教了，有点不同看法~~

（1）粮食国际贸易的可靠性和安全性。暂不讨论。
（原写了很长一段，不过在这个主题下所涉及过于繁杂；时间太少来不及修改完善；再讨论罢~~）

（2）关于“4万亿的投资计划”，最新的信息是昨天铁路投资计划又“扩容”了；不过，对扩张财政却更不“托底”了~
个人以为：
其一，扩张财政创造的岗位对于缓解就业作用是局部的，缓释的。（且所提供岗位与过剩人力资源的结构是否匹配，当前中国闲置和过剩人力资本的结构已远非30年前，制造业产业大军换平台似也不易，且本科或硕士毕业能去修铁路吗，玩笑了，打个不太准确的比方，海涵啦~~）
其二，“4万亿的投资计划”，对于“抓住时机”实现产业升级换代和产业结构轻型化和高级化，目前看来，“还看不清方向”。
结论：“四万亿投资”和中央给穷人发90亿票子用于过年消费类似，效果还要具体观望；根据人大郭兴旺关于1998年积财的研究专著，或中长期更有意义，短期内显非“灵丹妙药”。

（3）
个人认为1：“开不开放土地控制”或不完全等同于“现在工业用地并不紧张/是否紧张”。
其一，放开耕地（或适宜做耕地的平地类土地）资源应是基于“新一轮城镇化建设过程”的开端，大体是总体资源规划层面的考虑。
其二，其操作中最大的难点，或不在红线要不要取消之争；反倒是一些原来“姓农”的土地资源向“城市用途流转”/放开后，受益权利在地方和央府之间如何归属（又是财权和事权央地划分）的老生常谈的讨论了~~（最怕放给地方政府以后，就业和经济增长没有改善，反而都推给中央政府；须知除财政手段外，央府手中实质资源其实并无很多~~当然央府也希望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在其对总体经济负面影响最小的成本下，也愿放资源给他们~~有时候，窃想：干脆将宏观指标分解，也让地方政府“大包干”得了，呵呵~~玩笑了~~）

个人以为2：
其一，中国经济总量达到目前如此巨大规模，社会发展和经济目标的多元性，人民群众对于执政和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日益强烈；其中存在着日益显化的冲突。
假设“放开”/无论是适度放，分步骤放，还是明着控暗着放，央府势必要做如下确保：其一，如何有效掌控“放开”的安全边界；其二，地方政府能否确保和如何确保：“新增资源造就的经济和生存空间充分或基本容纳当前相对过剩与绝对的人力资源的流量和存量”~~
其二，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以及维护经济目标与民生要求的平衡，操作难度和制度性成本将加大~~
（套用近期常用的说法：改革开放前30年有成绩，有目共睹；但也有一些先天优势——营造帕累托式的改进空间似乎太容易了——不过，以后的10年或30年将会十分不同；那种“搬套桌椅坐下来收税收费（或闲来空洞地吆五喝六一番~~）”的“甩手掌柜式”经济发展方式（and 机制改革 and 政府角色行为~~），应基本终结了；如此容易的执政和“牧养臣民”的好日子（依靠初级资源和低廉人力资本的出卖），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将“春风不在”~~）

（4）“美国银行抛H股主要是……对中资银行没有造成影响”，这个严重不同意。
个人以为1，所谓经济危机，其背后是各种资源沿着现代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运行，抵达某一个“阈值”/临界点之后；整个系统或需要做以调整；体现为周期性衰退或金融危机；但此次经济危机，和中周期考察下的10多年前，20多年前又有很多不同，一般认为是“金融创新过度”。
而以金融创新而言，很多人认为，美国依靠华尔街模式的“金融创新的先行”的比较优势，（with 国际金融体系等等~~），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财富增长中洗劫了其中一部分（这倒有点像乌克兰中途对输欧天然气的截流了，呵呵~~）；而完全不参与金融创新的国家，将被剥削得最惨~~ 中国还算好，不过一直想努力加入“国际金融巨头俱乐部”，不仅要做/而且也做了/必要的创新，因此为其/金融创新/所伤或波及，也在所难免~~
个人以为2，在当前，尤其国内股市，很是人心慌惶的氛围下，“美国银行抛中资H股”，总觉得不是好事。

如果是市场化的话，那么此次断气，将是一个科技革命的兴起。

看看

茅于轼：骂人者可哀没教养

＜script＞＜/script＞著名学者茅于轼日前抛出“18亿亩耕地红线没有必要”的结论，他近日解释说：如果我们可以通过粮食来计算18亿亩耕地，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算一算全国要生产多少牙膏、多少鞋子，那你就搞计划经济得了。针对网上的谩骂，茅于轼表示骂人者不可爱，可哀。

　　《南方人物周刊》报道，茅于轼2008年12月24日上午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主持的《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课题学术成果发布会上发布了3项研究结论：一、现代中国，基本上不会发生粮食安全问题；二、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没有必然关系；三、18亿亩耕地红线没有必要。

　　观点一出，引起激烈争论。茅于轼对此解读称，这三个观点的核心观点是——耕地红线是不必要的。他说，“我们要相信市场会进行调节，市场是最有力的调节工具。如果我们可以通过粮食来计算18亿亩耕地，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算一算全国要生产多少牙膏、多少鞋子，那你就搞计划经济得了。”

　　茅于轼提到，18亿亩红线是拍脑袋想出来的，他认为，红线完全没有必要，17亿亩没有必要，10亿亩也没有必要，任何红线都没有必要。

　　茅于轼一直强调，粮食生产过程中，许多要素是可以替代的(通过增加化肥、农机等投入提高粮食产量)。他表示，“粮食生产投入的可替代要素有很多，比如灌溉搞得好，产量会提高；化肥用得好，产量也会提高。但如果只就一个要素来说，比如只用灌溉，我老浇水的话，水的效果就差了，我可以用各种要素替代。当然，替代不是无限制的，这可以在边际上估计一个数，我们的研究报告里面有。粮食产量翻番增加，我们没有这个本事，但粮食产量增加1%、3%，需要增加多少要素投入，是可以估算的。”

　　有人认为，现在对粮食生产的投入，已经达到了极限、顶点了。不可能再通过增加投入增加产量了。茅于轼认为这个说得也对。现在的化肥用得也非常高，这个潜力也基本上用掉了。但还有新的潜力，比如农民大量用化肥，很少用有机肥。另外，在科技发展方面，现在有基因工程，虽然有好多别的问题，但潜力非常大。

　　很多人认为粮食进口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担心国际粮食市场会受国际政治左右，有钱可能买不到粮。茅于轼对此表示，“我们是否可以反过来问这么一句话：如果出现粮食缺口，我们是不是要进口呢。我并不是说中国粮食靠进口解决，而是不足的时候靠进口来调节。日本自给率只有60%，韩国只有40%，古巴只有20%，他们这样活了好多年了。当然，我们不能说他们的做法是最好的做法，但解决问题的途径，不是自给自足。

　　“拿石油来讲，日本一点石油都没有，他要用大量的石油，那么他怎么自给自足？全世界这样的国家多的是，我们的石油50%靠进口。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不是自给自足，而是要保护世界市场，不管什么原因，都要保护世界市场，要全世界的国家领导人都认识到这个问题。”

　　如果拿石油和粮食作比较，茅于轼认为现在来看，石油更重要，因为现在中国粮食不缺，石油一半靠进口。茅于轼说，很多人误解，没有粮食会饿死人的，他是说没有粮食吃，那当然重要了。而现在有粮食吃，石油就更重要。“所以，我说不能用有无分析法，而要用边际分析法。如果用有无分析法，永远是粮食最重要，没有粮食人就会死，那粮食当然重要。你这样分析有什么用？我们要用边际分析法，就是我们增加一点粮食更安全，还是增加一点石油更安全，我们现在粮食已经很多，粮食是很自由贸易的商品，而石油储备不多，而且很不自由贸易。”

　　茅于轼表示，有关粮食生产周期，这是个问题，但现在这个情况有改变。现在南半球，阿根廷、巴西、澳大利亚，都是产粮食的国家，这样就把周期减少了一半了。另外要有储备，17%的储备就是这个原因，储备肯定是需要的。

　　有人提到，放开红线，可能会使耕地快速流失。茅于轼的观点似乎恰好相反，只有让农民自由交易土地，才不会形成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的局面，农民才会保护自己的土地。这其实是可以节约土地的。茅于轼认为，红线是国家管理，没有必要。这与农民自己能否保护耕地有一定关系，但没有必然关系。农民要有权利保护自己的土地，非常重要，但它不是放开红线的前提，红线是一定没有必要。

　　另外，即使农民有了土地所有权，耕地的政府管理还是需要的。什么原因呢，因为耕地被开发以后，很难变回去。耕地是单向流动，从来没有听说城市土地变为耕地，所以把耕地变为城市用地是要谨慎，世界各国都有保护耕地的例子。

　　有人批评茅于轼的报告太粗糙，不够严谨，包括同意茅于轼这一观点的人士。比如吴向宏说，茅于轼的研究实际上立场已经预设了，即“自由市场最有效率，政府干预必须取消”，而研究工作反而粗放了。

　　茅于轼认为，“不错，是这样的。我们首先看到了保护耕地红线是错误的，我们再研究有关这一政策的方方面面。对研究的批评，我们接受，一个研究可以做得浅，也可以做得很深入，看你有多少资源。天则所很穷，这也就是一个二三十万的小课题，我们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我相信把最重要的问题都搞清楚了，过去从没人看到的问题，我们看到了，比如百年一遇的缺粮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还有人批评说，茅于轼被骂暴露了中国自由派的困境，进而认为中国自由派让他“哀其不争，怒其不兴”。茅于轼承认自己是自由派，“没问题，但中国改革成功全靠自由派。中国改革的成功，当然自由派也有失败的地方，但成功的主要原因是自由派主导的。现在人们可以自由流动，可以自由创业，可以到世界各地旅游，这都是自由啊。不光是我们中国才有自由派，全世界的自由派都这样讲的，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大师都强调自由啊，没有哪个强调计划。你看阿马蒂亚·森怎么怎么说的，自由就是发展，没有自由哪来发展？”

　　有一些人因为不同意您的观点，而用非常粗俗的话骂茅于轼。茅于轼表示，“这些老百姓都是很可哀的，不是很可爱，可悲哀。这些人如此缺乏教养，不懂得尊重别人，没有理性思考。我觉得从我们小学教育就开始，有一点不同意见就是美帝国主义的特务，思想上如此之闭塞，这是我真正悲哀的地方。一个老百姓搞不明白自己的利益在什么地方，这倒是经常有的事，但这样的没有教养，这个是可哀的。我觉得中国的前途，要变成真正的发达国家，困难不在财富的创造，而在这里，90%的人都用谩骂的方式，连自己的姓名也不敢暴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