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并非对世界经济环境有超强“免疫力”,这一点存在相当普遍及严重的认识误区。正与之相反的是,中国经济发展一直受到世界经济环境的强烈影响及制约。
过去三十年间,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经济发展取得了很高的速度。但是一个值得注意 的倾向是,在总结过去三十年的经验时,人们往往过多强调了国内主观努力的作用,在很多情况下是偏于夸大了国内主观努力的作用,而相当普遍地忽略了有利的国 际条件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进步的促进作用。如果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人们就不会清醒地看到国际经济形势新的发展变化,不能清醒地看到这一新特点对中 国经济可能产生的明显影响甚至制约,进而可能在经济决策上犯下战略性的误判错误。
实际上,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进步的国际环境影响中,有两个正面积极因素是至关重要的:一个 是海外华人华侨华资对改革开放开始启动阶段及中间加力阶段,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在初始阶段之所以代价惨重,关键因素之一就是俄罗 斯缺乏俄侨俄资的外来帮助);另一个重要国际因素就是国际经济周期的所处阶段正好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天时”。但是必须强调的是,这一有利的 历史时期已经过去,世界经济已进入一个不利的长期“动荡期”。
观察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GDP的增长率统计我们可以看到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GDP的增长有以下几个明显的减速期(按GDP增长率低于8%计算):1979-1981年,1989-1990年,1998-2002年。
让我们把这些时期与同期美国经济状况及国际经济状况相互比较。见下表(见表2)。
从以上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点:
①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已经经历过的三个明显减速期,即1979-1981年(3年),1989-1990年(2年),1998-2002年(5年),都正好分别对应于美国经济的衰退期和国际经济的危机期。如:
1979-1981年的减速期对应于美国经济的卡特衰退(1980年)和里根衰退(1981-1982年)。
1989-1990年的减速期对应于美国经济的老布什衰退(1990-1991)。
1998-2002年的减速期对应于亚洲金融危机。
而目前正在发展的200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明显减速期,正好对应于美国金融危机及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小布什衰退。
这种明显的一一对应关系,清楚地说明中国经济一直受到美国经济及国际经济波动的明显影响,而不是相反(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认为中国经济可以基本不受美国经济及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
②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除去前后两头短暂的数年之外(1978-1982年的4年,以 及2007-2008年的2年),其余的主体部分共24年则正好与美国1982-2006的繁荣期相对应。而美国这一跨度长达二十四年的繁荣期,是美国历 史上历时最长的一段经济繁荣发展期。
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历史中所取得的进步,除国内主观因素之外,同样不 可低估外部环境的正面作用,不可低估这一有利“天时”的作用。上文已经指出,从逻辑上说,既然美国及国际经济周期的三次经济衰退和国际经济危机,都对中国 经济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那么同期的以繁荣为主的正面因素,也必然会给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明显的正面影响。
如果我们低估这一外部环境对中国经济正面和负面影响的程度,我们就可能夸大自身的主观因素的作用,而在不利的外部环境面前,特别是长期的或严重的或陌生的外部环境面前,陷入被动的局面,作出错误的判断及决策。
近年来,国内相当流行的一种学术观点,是在把中国经济起飞的历史与日本经济起飞的历史相比较 时,很多人显示出的一种不以为然的态度,认为中国经济起飞的速度和成绩比日本经济起飞时要“大得多”,因此一些人就明显的有轻视日本经济起飞历史的态度。 同样,在对待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史的研究时,很多人也有类似的态度。
如果我们把日本经济起飞的历史时期与同期的美国经济及国际经济环境作相应的比较,我们可以看 到日本经济的起飞时期与中国经济的起飞时期所处的外部环境正好相反。日本经济起飞时期是两头对应美国经济的繁荣期,而中间的主体部分正好对应于1970- 1981年的动荡期。而这一次的动荡期,正好是战后美国经济及国际经济最困难的一段时期。因此我们可以说,日本经济起飞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是在 比中国的经济起飞更为困难得多的外部环境下完成的,因此那种轻视的态度是没有根据的。同时这也可能说明了为什么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起飞阶段在科技 创新方面比中国的经济起飞取得了更为显著的成绩,而中国经济起飞的成绩更多的是表现在经济规模的扩大方面。
③2007-2008年以来,美国经济及国际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动荡期”。这一“动荡期” 绝不会如很多人期待的那样会在一至二年或二至三年内结束。这是一个新的经济中长周期阶段,跨度将达10-20年或更长些,中间将包含若干个美国的经济衰退 期。同时,这一经济“动荡期”还将与国际政治动荡期高度重合,这也将加剧这一动荡期的负面冲击力。
除此之外,这一“动荡期”是对美国1982-2006年的“超级繁荣期”进行的调整,这也决 定了这一调整将更为剧烈。因为1982-2006年的“超级繁荣期”是美国及西方国家政府采用极端扩张的货币信贷手段反复长期强烈干扰经济运行的结果,使 经济失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也将同样使未来经济调整的难度及剧烈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次正在展开的美国金融危机及全球金融危机,其猛烈程度已 经证实了这一判断的正确性。
因此,我们可以判断:中国经济在未来一二十年内,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中国人所感到陌生的严酷的外部环境。 (本文来源:中国证券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