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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p>红绿灯人行道时间设置、理性选择、村民自治与ZF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决策依据</p><p><span style="line-height: 1.5;"><br></span></p><p><span style="line-height: 1.5;">笔者日前步行过红绿灯时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人行道红绿灯绿灯的时间设置要比车行道晚几秒钟。于是很自觉的站在那里等待人行道的红绿灯变绿，但是其他行人看见车行道的红绿灯已经变绿，人行道还是红灯的时候，都已经迫不及待的开始过红绿灯了。路人看到笔者还在等着人行道的红绿灯变绿的时，都侧目视之，好像在想这人有毛病，还在等什么？</span></p><p>为什么人行道红绿灯设置的时间要比车行道晚几秒钟？可能交通部门考虑到安全问题。机动车虽然行驶的速度要比行人快得多，但是机动车的发动需要一定时间。如果机动车和人行道设置绿灯设置的时间相同，行人很快就要走到机动车前面（虽然是在不同的道上行驶），出于安全考虑，交通部门设置红绿灯绿灯的时间时，让人行道的绿灯亮的时间比车行道晚几秒，保证机动车行驶在先，减少安全隐患。一位在交通部门工作的朋友如是说。</p><p>果真如此，交通部门这样设置红绿灯初衷是好的。但是笔者个人体会，并不能达到目的。现行交通法第六十二条虽然规定，“行人通过路口或者横过道路，应当走人行横道或者过街设施；通过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对于行人闯红灯的行为由于执行成本太高而没有实行具体的惩治措施。于是和对于机动车交通违章能够严格执行交通惩罚措施相比，对于行人交通违章行为缺乏有效的管理措施，很大程度上，行人交通秩序只能依靠行人自身的交通安全意识和遵守交通法的自觉性得到维持。</p><p>出现这样结果的原因并不复杂。根据前面的分析，交通管理部门由于执法成本过高，对于行人的交通违章行为难以有效管理。对于单个行人而言，虽然明明知道不能闯红灯，但是在车行道红绿灯变绿的情况下，传递给行人的直觉信号是可以通过了，于是大多数行人为了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过马路，都会在第一时间内起步。</p><p>经济学对于这种现象有比较系统的解释。作为理论基础的理性人假设认为，个人通过自己的理性进行选择，在给定偏好和约束条件的情况下，个人总是能够使效用达到最大化。用更通俗的话讲，就是说每个人都能够通过做出最好的选择，达到自己的目的。当然这里最好的选择是指对理性个人而言，在满足既定约束条件下的最优选择。这里的选择就是理性选择。</p><p>因此根据经济学理性人假设产生的理性选择理论，首先需要满足以下假设：理性的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在特定情境中，有不同的行为策略可供选择；理性的个人相信不同的选择会导致不同的结果；个人在主观上对不同的选择结果有不同的偏好排列。在这些假设基础上，对于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个人，其理性行动趋向于采取最优策略，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收益，这个选择就是理性选择。</p><p>致公党中央副主席杨邦杰在人民日报2007年11月30日的文章《三农建言：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些问题与对策》中指出，ZF在支持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一些地方把新农村建设等同于“新村建设”，把新农村规划搞成了“新村规划”，对解决农民生产生活实际问题力度不大；一些地方超越发展水平，攀比发达地区，把新农村建设规划和建设标准定得太高；有的地方不恰当地要求，甚至在公路沿线用涂料“画”新房；有的地方新村建设不突出乡村、民族特色。一些地方新农村建设还缺乏ZF领导协调和有效管理的机制，在新农村建设工作中部门间缺乏有机配合、协调和衔接，难以形成合力。有的地方农村集体经济薄弱，许多村庄只有很少或根本没有公共积累，对一些公益项目的建设有心无力。农民集体观念淡化、参与意识较低，存在“等靠要”思想，缺乏自主创业艰苦奋斗精神与能力。”。</p><p>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ZF支持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以ZF投入为主，决策过程中缺乏农民的参与，不能反映农民的理性需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有必要在ZF做出新农村决策时考虑到农民的理性选择。途径之一就是要充分发挥现行村民自治制度的作用，从村庄层次上，以村民大会集体投票的方式，确定本村农民集中关注的问题，然后汇总到乡镇一级和区县一级。各区县可以根据不同村庄农民的理性选择，针对具有公共性和普遍性的问题形成支持新农村建设的支持重点。<br></p>文/范存会<br>鬼魅魍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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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章 2009-1-16 11:5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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